本文刊发于《周易研究》2026年第5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简介：李天新，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要：《周易》卦变涉及世界生成与变化的根本问题。朱熹与王夫之对变易和不易的关系作出不同阐释，建立了各自的卦变说，其差异反映出宋明时期理气概念的重心转变。《周易本义》卷首的《卦变图》素称难解，借助多维坐标可以清晰呈现朱熹原图的简明规律。《卦变图》的推导原则是理，图中流动变化的卦爻象征气，理气是“不离不杂”的关系。王夫之批判《周易本义》卷首所附诸图，并以“乾坤并建”等原则阐释卦爻变化。王夫之卦变说的特点是纯卦引导杂卦、变态参照正态，这体现出其“理气浑沦”“理气同体”的学术主旨。卦变学说的建构与理气论密切相关，朱熹卦变说凸显理的超越性与不易性，王夫之卦变说阐明气本身蕴含的能动性和条理性。从朱熹的理本体到王夫之的理气同体，理论基点从超越本体转向经验现象，折射出儒学的近现代转向。

关键词：朱熹；王夫之；卦变；理；气

正   文

《周易》是宋明儒学建构本体论的重要经典依据。易学的卦变说以卦爻变化为基础，建立了宇宙生成变化的模型。理学史重点探讨的理气论演变，背后往往有不同的卦变学说作为内在根据。一般而言，朱熹与王夫之的思想代表了两种类型的理气论。前者以天理为本体，后者以理气浑沦论本体，二者的卦变学说也由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朱熹继承汉代以来的卦变说，吸纳邵雍的先天学说，创制了《卦变图》。而王夫之抨击邵雍先天说，对朱熹易学中的许多命题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卦变不是时间先后的生成关系，而是正变参照的并列关系。王夫之并没有建立体系性的卦变学说，这符合其易学“不为典要”的诠释精神。

卦变学说的交锋凸显出本体模式的差异。朱熹《卦变图》的核心在于图示背后的先天之理，卦爻的变化遵从理的规律，这符合其以天理为本体的学说；而王夫之认为这种卦变未免胶固，强调须从变易中见不易。朱熹理气论与卦变说的关系简单直接，而王夫之理气浑沦说与卦变说的关系相对复杂，他以纯与杂、正与变、阴与阳为参照，说明气的显隐聚散表现为世界的生灭变化。因此，比较朱熹与王夫之的卦变说，有助于揭示宋明儒学理气论的演进。

一、朱熹《卦变图》的贯通之理

朱熹《卦变图》以理为不变的原则，以气（卦爻）为变化的载体，对卦变进行了图示化诠释。黄宗羲等人认为朱熹《卦变图》“不胜其烦”，实则其推理原则非常简单。在不改变朱熹原图的情况下，多维坐标可以展现出卦爻变化的规律。既往研究成果中，王风重新排定的《卦变图》改变了朱熹图式的原貌。王钲杰对此有所批评，但是也没有提出更合理的说法，并否定《卦变图》的作者是朱熹。围绕三阴三阳的构图问题，孙逸超认可王风重排的图式。他指出，在二维平面中，朱熹原图中的卦变会出现“穿过邻卦”的情形。在不改变朱熹原图的条件下，多维坐标恰恰简洁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多维”以爻数为限，《周易》六十四卦由构成，则“多”具体指六维。

“一阴五阳卦或一阳五阴卦”的规律是：一爻在一次变化中上升一位。一阴一阳之卦从姤卦或复卦开始，其图式最简明。按照易学的惯例，读图顺序由下至上，一次只有一爻变化，且此爻只上升一位。一阳之卦自复卦始至剥卦终，初九爻逐步递进到上九；一阴之卦自姤卦始至夬卦终，初六爻逐层递进到上六。

“二阴四阳卦或二阳四阴卦”的规律是：相邻的卦爻可以变化；遇到同类的卦爻则停止变化。其中有三个要点。其一，读图顺序由右到左；其二，同一列由下至上递进，同一行由右至左变化；其三，当所变之爻遇到同类之爻，即阴爻遇到阴爻、阳爻遇到阳爻，则此行或此列的变化停止。例如，临卦到明夷卦是九二爻上升到九三的位置，明夷卦到升卦是初九爻上升到九二的位置，若卦爻再上升，上述“遇同类则止”的原则就会生效。

“三阴三阳卦”的规律是：多维坐标中，相邻为变。在朱熹《卦变图》中，看似最复杂难解的是三阴三阳卦的变化。读图的顺序依旧是从下到上、从右到左，不直接相邻的卦（如“恒自丰来”）通过多维坐标得到直接关联。以图1为例，表格被切分成四个网格坐标区块（3—1—1、3—1—2、3—1—3、3—1—4）。每个单独的部分均符合上述规律，而需要进一步推导的是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结合上文可知，朱熹的《卦变图》是要展示一阴（阳）爻和二阴（阳）爻的变化。据此类推，图1展示的是以泰卦为基始的三个阳爻的变化。从纵向的列来看，由泰卦至损卦，九三爻的递升变化已展示完毕；从横向的行来看，每一行显示了九二爻的递升次序；但在二维平面中，初九爻的变化无法展现。在3—1—1的部分，泰卦的九二爻和九三爻已经完成变化。3—1—2区块从恒卦开始，在这一部分中，恒卦与丰卦同处在（四、三）位置，恒卦的九二是从丰卦初九上升而来。以此类推，3—1—2与3—1—1中网格坐标相同的卦之间，皆是初九上升至九二的关系。同理，3—1—2和3—1—3中坐标相同的卦之间，是九二上升至九三的关系。最终，否卦由渐卦变来。

朱熹《卦变图》后半部分的再次推衍，意在使六维坐标完整化。在多维坐标中，每卦都依据爻位（初、二、三、四、五、上）和爻性（阴、阳）获得独特的六维坐标，因此阴阳爻数相同的卦可以互变。简言之，朱熹《卦变图》的推导原则是卦爻在一次变化中上升一位。到图1（以泰卦为基始的卦变）为止，除了乾（六阳）、坤（六阴）两卦之外，朱熹的《卦变图》已经将其余六十二卦的变化全部展示完毕。但是朱熹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又从否卦开始作了往复推演，这一做法引发了许多质疑。图1、图2解释了这个问题：一卦有六爻，故而完整的坐标应该是六维。以泰卦为例，三阳的坐标标示出三个阳爻的位置，即（三、二、初）；三阴的坐标标示出三个阴爻的位置，即（上、五、四）。按照易学体例，阳爻用九表示，阴爻用六表示，那么泰卦的坐标是（九三、九二、初九、上六、六五、六四）。这个坐标不仅对应着泰卦的六爻结构，也反映了泰卦在《卦变图》中的位置。朱熹通过阴阳爻数逐个递推的方式创制了《卦变图》，以多维坐标的方式呈现了阴阳爻数相同的两卦之间的关系。

朱熹《卦变图》阐明了卦爻变化中的抽象原理，实现了图、数、理的精妙结合。朱熹卦变学说的范围比《彖传》所论更广，《卦变图》的六维坐标展示了卦变的全部可能性。以讼卦䷅为例，九二爻是卦变的关键，根据《卦变图》，此爻既可能由初九而来（即来自无妄卦䷘），也可能由九三而来（即来自遁卦䷠）。但因为讼卦《彖传》云“刚来而得中”，要求刚爻自上而来且得中，故而朱熹采纳后一种说法：“讼……于卦变，自遁而来，为刚来居二，而当下卦之中。”（《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37页）还有一些卦具备三种以上的卦变可能性，例如，噬嗑卦䷔可由未济卦䷿、随卦䷐、贲卦䷕、益卦䷩变来，但因其《彖传》云“柔得中而上行”，柔爻“得中”且“上行至五”，只有益卦符合条件，故朱熹曰：“噬嗑……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49—50页）

从根本上说，朱熹的《卦变图》扩大了“卦变”的范围，这与李之才、邵雍的思路一致。由于卦变说的依据是《彖传》中刚柔往来等说法，朱熹认为“卦变”仅是文王、孔子解《易》的一种体例，属于“后天之学”。朱熹通过纵横曲直的推衍方式创制《卦变图》，突破了卦变传统框架，展现了更普遍广阔的理性原则。

以理释《易》，是朱熹一以贯之的易学纲领。朱熹认为《易》本是卜筮之书，并划分了伏羲先天易和文王、孔子后天易两个层面。朱熹易学追求的合理性，在卦变方面体现为数理的简易。朱熹卦变说受到邵雍先天说的影响，他称赞邵雍先天说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63页）。张克宾分析朱熹《卦变图》时指出：“如将每一卦分作上下两经卦来看，每组诸卦的下卦均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先天卦序或顺排或逆排，虽然每组未必八卦皆全，但先后绝无错乱。”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这是朱熹卦变说的推导准则。

朱熹卦变学说符合其理气论。朱熹理气论的核心是“理气不离不杂”，从理的角度看，理在气先，理气不杂；从物的角度看，理气不可分离。朱熹认为：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46页）

朱熹对《卦变图》的说明可以和上文形成对照：

如卦变图刚来柔进之类，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说，以此为自彼卦而来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古注说贲卦自泰卦而来，先儒非之，以为乾、坤合而为泰，岂有泰复变为贲之理？殊不知若论伏羲画卦，则六十四卦一时俱了，虽乾、坤亦无能生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说，则纵横曲直，反复相生，无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络，无所拘泥，则无不通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70页）

其一，理气论有理和物两个层面，其易学有先天和后天两个层面，二者存在对应关系。太极是理，阴阳是气，太极不离乎阴阳，亦不杂乎阴阳。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变化次序，正说明“阴阳变易本之于太极之理，太极之理展现于阴阳之中”。就《卦变图》而言，图的建构原则对应“理”的层面，具体体现为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逐次递进的推导顺序、多维坐标的抽象结构等。图中卦爻的实际变化对应气化流行的层面，如二阳卦临卦之九二上升至九三，则临卦变为明夷卦。其二，先天说不限于象数文辞，“若论先天，一卦亦无……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后天之《易》”，按照朱熹的划分，卦变属于后天易学的范围。《卦变图》通过解释阴阳爻数相同之卦的关系，展现了“在物上看”时太极阴阳浑沦的状态。张克宾认为：“卦变说在朱熹那里属于后天之学，但他却以先天卦序作为其卦变图的排列原则，这显然是朱熹对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思想的运用和落实。”其三，朱熹自述：“某更推尽去，方通。”（《朱子语类》，第1666页）《卦变图》是历经推演而后通达的成果，体现出简易不易之理在卦爻变易中的统摄作用。朱熹所言“理”字有物理、伦理等含义，而《卦变图》则反映出“理”的数理性质。

二、王夫之卦变说的“理气浑沦”内涵

朱熹之后，宋明儒学理气论的概念重心逐渐发生变化，明代中期以来，罗钦顺、魏校、吴廷翰、王廷相等学者提高气的地位，重视气的作用。到明末王夫之那里，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以《周易》为经典根基，建立了系统的气化宇宙论。王夫之以神气关系涵盖传统理气关系，以易学“乾坤并建”说揭示出“理气浑沦”和“理气同体”（《读四书大全说》，载《船山全书》第6册，第1117页）的学术宗旨，以此替代朱子学“理气不离不杂”的说法。

王夫之的思想受朱熹影响较深，他对朱熹易学既有出于批判立场的误解，也有创造性的推进。王夫之反驳邵雍先天说，并摒弃《周易本义》卷首所附诸图：“《本义》绘邵子诸图于卷首，不为之释而尽去之，何也？曰：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周易内传发例》，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668页）王夫之认为邵雍的先天图是“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周易内传发例》，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669页），意在批评邵雍以人为、胶固的手法揣测天道。邵雍先天说可能引发不良后果，在王夫之看来，它将天地造化安排在固定的图式中，使人丧失进德修业的动力。在王夫之的易学著作中，类似的说法屡见不鲜。

王夫之对卦变的讨论贯穿其易学诠释历程。从早期的《周易稗疏》到晚年的《周易内传发例》，一些细节表述略有差异。值得留意的是，王夫之并没有将卦变建构为严整的体系，这符合其易学“不为典要”的诠释精神。不同于朱熹理气论与卦变说的直观联系，王夫之“理气浑沦”“理气同体”的说法在卦变中的呈现较为复杂。太极是“阴阳之浑合”（《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561页）。王夫之以“乾坤并建”为结构骨架，体现在卦变中即为纯卦引导杂卦、变态参照正态。此外，王夫之还提出以阳主阴、扶阳抑阴等主张。在《周易内传发例》中，王夫之将卦变分为三类：三阴三阳、二阴二阳和其他特例。下文考察王夫之卦变说与其理气论的契合性，以说明理气之“同体”“浑沦”的易学根据。

其一，“理气浑沦”的结构是“乾坤并建”。王夫之将张载的气化循环论与《系辞上传》所云“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相结合，提出了“乾坤并建”之说。“乾坤并建”的含义是指除了纯阳的乾卦和纯阴的坤卦，其余六十二卦皆呈现阴阳二气在六爻中的显隐状态。在王夫之对卦变的论说中，一方面，纯卦引导杂卦。如三阴三阳的否卦、泰卦，又如二阴四阳的遁卦、大壮卦，这类阴阳连类的纯卦变动而呈现为杂卦。另一方面，正态引导变态。正态指卦象的本然状态，变态指正态偏转的状态，两者是并列参照关系，而非时间先后关系。例如革卦、鼎卦由离卦、巽卦变化而来。“乾坤并建”是王夫之卦变说的总纲。他说：“若泛言自《乾》《坤》而变，则六十二卦皆《乾》《坤》所摩荡而成。”（《周易内传发例》，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663页）因此，王夫之没有从卦变角度解释泰卦、否卦“小往大来”“大往小来”的说法，而是以数和象的上下解释“往来”，说明气在卦爻中的流通。“‘错’，治金之器，交相违拂之谓。‘综’，以绳维经，使上下而交织者，互相升降之谓也。”（《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553页）“错”引申为交错而互逆的意思，“综”引申出维系并使之升降的含义。泰卦、否卦作为“错而兼综”（《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553页）之卦，最集中地反映出乾坤在六爻十二位的显隐，印证了“乾坤并建”和“理气浑沦”的主张。

王夫之的“乾坤并建”说需要依托其余六十二卦展开，因为纯阳的乾卦或纯阴的坤卦在现实中没有对应的事物。在具体论述中，王夫之以乾（阳）为清气、神气，以坤（阴）为重浊之气、形质之气。阴气凝聚而事物成形，这就是万物生成的过程；阳气健动而神妙，运化于事物之中，事物的形体被阳气冲散，这就是万物消亡的原因。由此可见，气的聚散呈现为万物的生灭，从人的视角看，称之为“有”“无”；从天道的视角看，称之为“显”“隐”。《周易外传》开篇言：“道，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821页）《周易内传》开篇也说：“古今之遥，两间之大，一物之体性，一事之功能，无有阴而无阳，无有阳而无阴，无有地而无天，无有天而无地。”（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43页）如果按照由纯到杂的次序排列六十四卦，则乾与坤是最纯粹的阳与阴，十二辟卦为阴阳连类的纯卦，八卦相叠之卦亦为纯卦（如离、巽），其余之卦最为驳杂。但王夫之否认世间存在仅仅由纯阴或纯阳构成的事物，乾坤只是理念上的推定，现实总是阴阳浑合的，道必须在事物中昭显其效用。

其二，“理气同体”体现为“阳神阴质”的动态运作。王夫之主张“无无理之气”（《读四书大全说》，载《船山全书》第6册，第1078页）。阳为神气，阴为形质，阳气始终鼓动阴气，主导运动变化。王夫之注解泰卦时说：“阴阳易位以相应，为天气下施，地气上应……天以清刚直气，为生物之神，而妙其变化，下入地中，以鼓动地之形质上蒸，而品物流形，无不畅遂；若否则神气不流行于形质，而质且槁。”（《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141—142页）这一表述明显参考了《礼记·月令》“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的说法。王夫之由此进一步说明了阳作为“神气”，对阴凝成的“形质”发挥着主动的作用。

在具体的卦变中，王夫之以阳爻为主导，带动阴爻变化。如二阴二阳类中，王夫之认为，讼自遁来：“阳本连类以往，九二降而处内，故谓之‘来’。阳欲去，而九二宁陷不往，屈己入险。”（《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112页）阳爻主动屈尊降贵，纵使一时受到阻碍，也不会因为忧惧危难而动摇，最终仍能够得吉。无妄卦亦从遁卦而来：“九三之阳，入而来初，于将遁之世，返归于内，以主二阴。”（《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236页）因九三阳爻主动返归于内，成为二阴爻之主。此象表明人在面对不可测的变故时，如果能够有所凭据，就不会陷入虚妄。又如三阴三阳类中，王夫之认为随卦“《否》上之阳变为阴，而阳来居初，《否》上九之所谓‘倾否’也。变而得正，以交于阴，故吉”（《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183页），蛊卦“以卦变言，《泰》上之阴，来居于初。《泰》者上下交，为治道之所自开；而《蛊》则阴受阳交，而承阳以致养，治之成也。天下治者，承平之世也”（《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188页）。在《周易外传》中，王夫之认为自否来的卦变具有“消《否》”的功效，自泰来的卦变则导致“坏《泰》”（《周易外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866页）的结果。不过，在《周易内传》中，王夫之更凸显阴受阳交的立场，强调阴阳调和有助于开显治道。噬嗑卦“《否》五之阳，自上而下，屈己以合物”（《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209页），贲卦“‘分’谓《泰》之变，从三阳之中，分而往上也。柔在上而易流，或至泥于情欲而违于理；刚舍中位，离其类而上，以止阴之过，则声色臭味皆有节而不拂于理，阴之往乃以利焉”（《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214页）。噬嗑卦由否卦而来，阳爻自九五降为初九，屈己合物，虽无利亦无咎。在《周易外传》中，贲卦由损卦而来，六三降至六二，阴爻主动，柔来文刚；在《周易内传》中，贲卦则是由泰卦而来，九二升至上九，成艮止之象，王夫之以为是阳舍弃中位离开同类，以防止阴之过失。这一注解的调整更加彰显了阳爻的主动性，亦即神气鼓动形质，天理节制情欲。从《周易外传》到《周易内传》，王夫之逐步确立了纯卦引导杂卦、阳动阴随的原则。

其三，“理气浑沦”和“理气同体”关涉气之“失理”的问题，王夫之认为气之“失理”不等于气没有理。在卦变的语境中，这一特别的说法有更明确的内容。从乾坤健顺的角度来看，王夫之言：“气之失理，非理之失也，失亦于其理之中：已刚而亦乾之健，已柔而亦坤之顺，已清而象亦成，已浊而形亦成。”（《读四书大全说》，载《船山全书》第6册，第863—864页）作为型范的理本身不存在偏失，在生化变合的过程中，气通过非理的对照体现其偏失。因为“生”是具体时空中的生成，会偏离太和絪缊的本然状态。生生变化的世界始终处于“失”的状态，这也从侧面说明纯乾纯坤在具体时空中无所对应。气即便失理，也是失于理之中。在变合过程中，善的是理，不善的是非理，但非理不等于无理，人凭借能动性可以将不善扭转为善。

在卦变阐释中，存在卦爻变动而失理的情况。如损卦自泰而来，“《泰》三之阳进而往上，上之阴退而来三，为《损》”（《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339页），故而六三爻注解曰：“内卦本《乾》，变为《兑》者，损其三中之一也。三处有余之地，而既损为阴，与四、五同道而相友，《坤》道成焉，损三而交得矣。象既成，而有天包地外之象；阳运乎外，阴处乎中，天地之化机于此而著。”（《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345页）在《周易外传》中，王夫之认为泰卦是“天地之正”（《周易外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923页），泰卦变为损卦是不得已的情形。同时，他又认为，在这种不得已的变化中，君子可以达情养性。在《周易内传》中，王夫之通过损卦呈现“自然之理”（《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340页），广泛讨论君与民、文与质、性与情、德与事的关系。虽然损卦六三表面上是损阳益阴，但其义并没有违背扶阳抑阴的准则。

概言之，王夫之驳斥邵雍、朱熹等人的卦变学说，运用“乾坤并建”“扶阳抑阴”等原则，确立了“理气浑沦”“理气同体”的宗旨。其言曰：“‘先天、后天’之说不可立也。以固然者为先天，则以次而有者其后矣。以所从变化者为先天，则已成者为后矣。两者皆不可据也……理之御气，浑沦乎无门，即始即终，即所生即所自生，即所居即所行，即分即合，无所不肇，无所不成。”（《周易外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1078页）在朱熹卦变说中，先天是确定的固然法则，后天是由此派生的事物现象。王夫之认为这种说法割裂了本体和现象，有导致理气断裂的危险。在王夫之的卦变学说中，变态以正态为参照，昭显出世界的多样性与流动性。人的力量无法限制天道的变动，所以变态的存在具有正当性；君子从时事变化中参悟天道，并且能够积极参与到生生不息的历程中。王夫之深刻地阐释了气之失理并非无理的道理。理不是超越性的本体，而是内在的型范。王夫之主张以理御气，理贯穿于生灭动静之始终，因此，万物消长等现象变化无不是理气浑沦同体的表现。

三、卦变与理气思想的演变

朱熹和王夫之在卦变学说上的分歧，体现出理学史上理气思想的演变。朱熹区分理气不离和理气不杂两个层面，《卦变图》以图示结构呈现了先天的“理”，卦爻升降代表理对气化流动的支配，卦变是“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原则的体现。王夫之反对朱熹易学，他的卦变理论突破时序的限制，论证了理气浑沦、理气同体等主张。朱熹卦变学说的重心是《周易本义》卷首所附的《卦变图》，难点是《卦变图》的推理方式。多维坐标恰能清晰地展现朱熹卦变学说中的先天之理，即通过纵向或横向的推导，阴阳爻数相同之卦都能相互转化。而王夫之卦变学说的总纲是乾坤并建，准则是阳神阴质和扶阳抑阴。王夫之勾勒了阴阳在六爻之间往来显隐的图景，将卦变理解为纯卦引导杂卦、变态参照正态的变化过程，从而说明了理气的不可分离性。

一方面，从卦变的时间结构看，朱熹的卦变说以先后为序，王夫之的卦变说以正变为参照，这引申出理气先后的问题。在朱熹易学哲学中，卦变属于后天范围，受到先天易理的支配，先天、后天之间是体与用、先与后的关系，这一次序不可违背。王夫之则认为，朱熹《卦变图》将先天之理抽离于卦爻变化之外，对应其理气论，就是将理从气中抽出。理超越于气、先在于气，气只能依照理的既定模式流行，理气的关系不是浑沦的，而是分裂的。邵雍、朱熹主张的不易之理，被王夫之贬斥为“意计揣度，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周易内传发例》，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668页）。王夫之对邵雍先天图的直接批评，实际上也反驳了朱熹以先天卦序构建《卦变图》的做法。邵雍通过先天圆图和“一分为二”的方图呈现天地变化，王夫之批评这是揣度计算，他认为大化周流没有固定的法则。另一方面，王夫之重新界定卦变，认为卦变描述的是成卦过程中阴阳发生的趋势转折，不是指先有一卦而后变为另一卦。“变者，象变也。象不成乎《否》《泰》即其变，非谓既《泰》既《否》而又变为他也。”（《周易内传发例》，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663页）此说反映出王夫之的卦变说摆脱了朱熹卦变说中的先定模式，展现了其把握理势问题的独特之处。

朱熹将理本体抽离于时间变易之外，王夫之则以理气同体的说法将不易寓于变易之中。朱熹“理在气先”的主张预设了“净洁空阔”的理世界，理世界中不存在现实之物，也没有时间或变易。王夫之认为，理不是预先设定的轨道，气的变化不必遵循固定的先在模式，理内在于气的流动之中。从道体的角度看，王夫之认为道必然周流于天地，“无无用之体”。他说：“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周易外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850页）道虽遍行于乾坤之中，但它的运用必须依托于人。对于不依托于人的道，人无法运用，耳目也无法把握这种无用之体。从人性与德业的角度看，王夫之批评固定模式的卦变说：“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周易内传发例》，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669页）如果理预先设定气的全部走向，人的道德能动性便会被削弱。王夫之的卦变说承认现实历程的重要性，也为人的道德实践留出充分的空间。王夫之的人性论是生成式的：“人物有性，天地非有性。阴阳之相继也善，其未相继也不可谓之善。故成之而后性存焉，继之而后善著焉。”（《周易外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1006页）王夫之彰显了阴阳之气的互动性和流动性，认为气化流行的动力内在于其自身，道德主体可以通过现象的变易体悟本体的不易。

另一方面，从卦变的空间结构看，朱熹《卦变图》以固定的坐标确定卦爻关系，王夫之则以阴阳的显隐作为变化的根源。前者将理外化为图式秩序，后者将理内化为气自身的条理。朱熹《卦变图》区分了成图之理与卦爻之气两个层面，“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126页）。《卦变图》展现了“阴阳迭运”的变化过程，但“其理”始终与阴阳之气隔着一层。而在王夫之的卦变学说中，阴阳相杂的六十二卦本身就是道的全体呈现，“理”不能被单独抽出。

王夫之对朱熹卦变说的反驳，也体现在对“一阴一阳”的阐释中：

其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者，阴阳十二皆备，唯其所用之谓也，非一阴而即间以一阳，一阳而即杂以一阴，一受其成型，终古而不易之谓也。经之纬之，升之降之，合之离之，而阴阳之不以相间相杂，画井分疆，为已然之成迹，则《乾》《坤》易简之至德，固非人事排比位置之所能与矣。（《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491页）

“画井分疆，为已然之成迹”一语所批评的正是朱熹《卦变图》的人为排比定式。造化的神妙在于阴阳随时显隐，天道的运作不可被随意揣度。在阴阳的变化中，正变互相参照、纯杂互相对比，因此六十二卦皆是天道不局限于方所的无穷大用。如果阴阳在具体时空中成型便不再变化，那么气只能依照理的既定模式流行，“理气浑沦”就成了名存实亡的假说。王夫之认为“纯者其常，杂者其变”（《周易内传发例》，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663页），纯阳的乾卦、纯阴的坤卦无法在现实中孤立存在，世界总是处于阴阳相杂的状态。“理气同体”“理气浑沦”是王夫之哲学的核心，意指气本身蕴含条理秩序，理必然内在于气的变化之中。《周易》卦爻变化代表了现象的生成与消亡，虽然气在卦爻中的往来并不遵守固定的法则，但气本身的显隐循环是恒常不变的。王夫之从现象的千变万化中概括出物的恒常性，他认为宇宙既然不是无中生有，那么也不会骤然坏灭而彻底清空。因此，王夫之肯定经验，又通过经验肯定本体。具体的事物有生生灭灭的不同形态，而“理气浑沦”说明宇宙全体生生不息。本体是不增不减的恒常，而不是超越性的理念。宇宙万物的丰富性证明了气的充盈，死亡只是形溃反原、气散归本的状态，气的总量并无增减变化。

朱熹以“理”为首要概念，其卦变说的推演原则是理；王夫之以“气”为首要概念，其卦变论述的起点是阴阳浑合的实际状态。朱熹认为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朱子语类》，第3页），易教的特征是“洁静精微”（《朱子语类》，第1660页），体现为浑然一理、未有一物的状态。“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朱子语类》，第3页）前半句所言为先天易理，后半句所言为后天易学中理气二物浑沦的状态。现实世界总是气遮蔽理，而理想境界需要排除气的遮蔽。朱熹哲学因而呈现出静态与超越的特征。而在王夫之看来，“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读四书大全说》，载《船山全书》第6册，第1111页）。气是唯一能够承载理、性、心等范畴的实体，气有聚散变化生生不灭，而人的道德本性并非由某种超越且不灭的理所赋予，而是由蕴含理的气生成、赋予的。王夫之的理气同体说将理内化于气，从而确保了气化宇宙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结 语

综上所述，朱熹与王夫之对变易和不易的关系作出不同阐释，建立了不同的卦变说和理气论。朱熹卦变说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虽然本体不离现象，但是本体毕竟超越现象。王夫之反对超越现象的理本体论，确立了“理气同体”的宗旨。朱熹理学以天理为最高本体，理不随时间或空间而损益增减，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从理念层面讲，理蕴含无限潜能，所以“六十四卦一时俱了”；从现实层面讲，理在气中，“纵横曲直”的变化无所不可。（参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70页）朱熹以缜密简易的推理方式创制《卦变图》，此图容纳了《彖传》十九处卦变的说法。在朱熹思想中，天理本体与卦变说的关系臻于完善。

王夫之批判朱熹易学，他赞同张载以气为实体的学说，以“乾坤并建”阐释“理气同体”。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理气浑沦”的存在，他拒斥现象之外别有本体的主张。这种主张从气化聚散的角度解释生命的生成或消亡，将宇宙的变化归因于阴阳之气的运作。从人的视角来看，一时一地一物有显有隐、有变有正。驳杂之卦以纯正之卦为参照，理不在气之上，不在气之外。王夫之并不排斥“理”，他认为理内在于气，故而理可以调节、管摄气。与理本体论相比，王夫之凸显了理对气的作用。王夫之哲学以《周易》诠释为根基，吸纳并改进了张载和朱熹的思想。在理论规模和学思深度方面，王夫之的“理气浑沦”说、“理气同体”说周密而深刻，明代以来的气论者难出其右。

变易与不易、现象与本体、理念与事物究竟是何关系，是贯穿哲学史的普遍问题。在中国哲学中，理气是讨论本体与现象关系最重要的一对范畴，朱熹的理本体论确立了天理的超越性、永恒性、遍在性，但是割裂了本体与现象的关联。在明清“理”的去实体化风潮中，理气合一的主张是大势所趋，但这样的说法仍有理气二物的嫌疑。王夫之确立了“理气同体”的主旨，他认为现实世界之外没有另一重真实的世界。熊十力作为近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路。在本体论方面，熊十力以“体用不二”推进王夫之的“道器一元”说；在宇宙论方面，熊十力以“翕辟成变”转化王夫之的“乾坤并建”说。由此可见，王夫之批判朱熹超越性的理本论，并通过卦爻变动建立“理气同体”的学说，这在儒学的近现代转向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