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词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已具有相当明确的意义指向与价值判断，既关乎天文之彰显，亦贯通人文之条理。然而自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话语的持续冲击之下，它的语义层次与思想内涵逐渐变得模糊并发生移位，致使早期语境中“文明”之内在理路不易辨明。因此，回到传统语境梳理“文明”在先秦时期的原始用法、观念结构及其在两汉以后的义理展开，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项不可回避的工作。先秦典籍中直接以“文明”立论者并不多见，《易传》所存相关语句最为集中。其中，贲卦《彖传》可谓同时贯通“人文”“天文”与“文明”，历代经学家围绕这一早期线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训诂、诠释与义理阐发成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明”的衔接、“天文—人文”的贯通，以及“先质后文”的价值取向凝聚在贲卦之中。在先秦经典中，贲卦对文明意蕴的呈现最为集中，且具有结构性指向，体现出一种以德性为本、以礼制为文的文明理解方式。

一、察时：“文何以明”之意识溯源

（一）文之所本

“文”的早期意识，源于先民对自然纹理的直观经验。许慎释“文”为“错画”：“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凡天地间相杂有序者皆为文，交错、错杂、错综为文之本义，贝壳之纹、草木之理，皆以其错综成章、参差有序而呈现出一种可观之文。文意识的起源与鸟兽足迹有关，《说文》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解字》，第3241—3243页）在这一层面，所谓“文”，乃是自然秩序以“纹”的方式显现自身，是先民可以直观感受的对象。随着先民经验的不断累积，“文”的涵义逐渐由自然纹理延伸为可施于物之文采，具备了在贲饰行为中施用的意义，为“文”进入社会生活提供了最初条件。

自伏羲作卦，卦爻遂成为“文”意识发展的重要环节。《系辞下传》言圣人“观鸟兽之文……始作八卦”，《系辞上传》又言“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圣人观物取象，将自然之“文”提升为可推演的象数系统。就形式而言，《周易》成卦之爻与金文“”四画交错的外形相似，《系辞下传》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此处将爻的成立条件归于道的变动，并以“物相杂”揭示了“文”作为错综的秩序形态的本义。因此，《周易》卦爻本质上是圣人领悟天文之变，继而以刚柔相参、阴阳相济的方式，象征性地呈现出的天道变易之理与自然秩序之“文”。“文”的原初意蕴在这里已开始清晰地显现，由经验感受转变为可被表达、传授的象征秩序，“天文”之义亦由此显出端倪，为后续“观天文以察时变”的论述奠定了基础。与“文”近似的是，“明”同样源自先民普遍的直观经验，发端于人们对日月照临、离火明耀等光明现象的感受，但此时“文”“明”二者尚未合名，代表着各自独立的两种自然观念。之后，原先朦胧的“文”意识逐步走向自觉，“文”与“明”这两种基本经验开始汇合，并在经典语汇中被明确表述为“文明”。这一观念起点可见于《尚书》《礼记》《易传》，因《彖传》中五处用例最为集中，故常被视为后世“文明”话语展开的重要源头。

（二）贲以成文

在先秦语境中，贲卦具有突出的意义。首先，从文献自身来看，只有贲卦《彖传》揭示了“文明”所兼具的“人文”“天文”两重维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基于对贲卦卦辞“贲，亨，小利有攸往”的解释，《彖传》阐明了贲卦的文明意蕴，指出文明既根植于天道之“文”，又落实于人间之“止”，“天文”“人文”在贲卦中贯通为一条由自然显现趋向人文秩序的路径。

从字义与经验基础看，“贲”与自然之文关联密切。“贲”字上部“卉”在《说文》小篆中形“”，本指草木向上生长之状，《说文》释为“艸之总名也”（《说文解字》，第209页）。《诗经·出车》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尚书·禹贡》亦有“鸟夷卉服”之语，可见“卉”作为植物总称，在先秦语境中常与生发、繁茂、华美之象相关联，以其繁而成章的形态成为早期“文”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贲”下部“贝”，甲骨文形“”，金文中演变为“”，本义为贝类，因色泽与纹样而具有文饰价值。《尔雅·释鱼》中“余貾，黄白文”“余泉，白黄文”等语，明确以“文”指称贝壳表面的纹彩。郭璞注曰：“今细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今之紫贝，以紫为质，黑为文点。”郭注所依据的乃是对贝壳纹理的经验性说明，可佐证先秦所谓贝之文，首先是一种可见、可用、可饰的自然纹样。具体而言，贝壳具有两种装饰功用：其一，可用作先秦士兵头盔的装饰。《毛诗正义》云：“贝胄，贝饰也。”其二，可用于对织物“锦”的文饰形容。“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诗经·小雅》）王肃注曰：“有文饰，黄白色。”这进一步提示“贲”所承载的“文”，在经验层面常以黄白相间、质色相杂的自然纹采形态出现。

“卉”与“贝”于“贲”字中并置，意味着“贲”所指的“文”是由可感的自然纹理与色彩经验直接生发的，提示着草木之华与贝纹之采是早期“文”的典型经验形态。因此，就卦名而言，“贲”自然引申出“文饰”之义。《说文》云：“贲：饰也。从贝，卉声。”（《说文解字》，第1269页）“贲若草木”（《尚书·汤诰》）、“鹊之姜姜，鹑之贲贲”、“皎皎白驹，贲然来思”（《诗经·小雅》），均是以“贲”表达文采华美之意。由以上论证可见，早期“文”意识发端于自然经验，经由“贲饰”这一动作，从天文范畴延伸到人文范畴。

从卦象来看，贲卦䷕离下艮上，“离”可引申出光明、文明之意。程颐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则照见其上，草木品汇皆被其光采，有贲饰之象，故为贲也。”晦暗无明的山体在火光的照耀下显露，呈现出光明璀璨的美好景象，此即贲象“明”之义。此外，“贲饰”这一行为隐含着先民对周遭事物在审美层面的判断和改造，昭示着“文”意识的觉醒和文明观念火种的燃起。因此贲卦在“文”之外兼具“明”的内涵，是《周易》阐释文明观的典型，表征着由“文”的原初意识引申至“文明”的转义过程。贲卦六爻中初、三、上为阳爻，二、四、五为阴爻，可谓“一刚而即间以一柔，组五色以成章”。对此，《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贲卦六爻阴阳交错，其中天文之意涵自然显露。此外，从贲之上卦与下卦代表的物象色彩来讲，离火为赤色，艮山为青之间色，“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周礼·考工记·画绘》），不论是山下有火的光彩夺目之美，还是青赤两色的交织之文，均展现出贲象与自然之文的密切关联。

由以上论证可见，“贲”以先民关于纹理、色彩与光明显现的经验为底色，逐步凝结为一个既指向自然之文亦可通向人事之文的语义结点。而贲卦所指向的，是“文”如何从自然秩序中寻得根据，并在离“明”的照临下得以呈现的问题。在先秦语境中，贲卦已呈现出“文明”的原初意蕴，但其内涵尚未发展为后世那种层次繁复、能够独立运作的概念体系，它更多仍以分散的命题与实践形式存在，有待在后续的经学阐释与思想推进中逐步深化、展开。不过，正因为“文”在贲卦中已同时获得了经验基础与象数结构的支撑，《彖传》以及两汉之后经学关于“天文”“人文”与“察时”之论，才能在此处获得可承接的起点。

（三）察时为枢

《周易》今本六十四卦排序中，贲卦之前为噬嗑卦。《序卦传》基于儒家人伦观念揭示了两卦前后相承的意义：“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嗑者，合也”，既言万物之合聚，亦指人群之会同：人类在社会中聚合不能“苟合而已”，而应以相应制度加以文饰与规范。程颐曰：“物之合则必有文，文乃饰也。如人之合聚，则有威仪上下，物之合聚，则有次序行列，合则必有文也。”（《周易程氏传》，第122页）程颐由物之结合必有错杂之文，引申出人的聚合必然产生上下等级间的威仪秩序，揭示了人文伦序施于社会的必要性。在先秦的思想底色中，这种施于社会的人文伦序绝非人为武断的产物，圣人需要为这一秩序的建构寻找超越性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源头，以确立其合法性。

贲卦《彖传》由此提出了一条关键的思想路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传》先举“天文”与“人文”两重维度，再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两种工夫贯通其间，构成贲卦文明意蕴的核心表达。“天文”以“刚柔交错”为其秩序形态，“人文”以“文明以止”为其规范旨趣，圣人之所以能够由“天文”而入“人文”，关键便在于“察时”二字。由于天文的秩序展现为四时交替、寒暑易节的动态过程，只有通过“察时”才能把握作为超越性源头的天文节律，进而以此确立人间的礼制秩序。

王夫之解贲卦曰：“天地之大文，易知简能，而天下之理得。故纯乾纯坤并建以立易体，而阴阳刚柔各成其能；上清下宁，昼日夕月，水融山结，动行植止，不待配合而大美自昭著于两间。”这里“天地之大文”指涉自然秩序，在本体论层面揭示出乾坤运行和演化中自然之文的生生默化，且该秩序简单、清晰、易于把握，此为“易简”之理。阴阳刚柔和谐运作所致的四时更替与万物变化构成了“文”的自然原型。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尚书·尧典》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圣人正是通过这一“观”的动作，将“日月星辰”等“天地之大文”内在化为自身生命经验与规范意识，体察四时更易、节候推移之理，并据此审时度势、制定岁时节令，使天文之理转化为人间日用之序。“察时”遂成为自然之“文”落实为人伦秩序与社会礼制的关键环节，也是文明之“文”得以生成、“明”得以显发的起点。

“文明以止，人文也”是中国古文献中关于“人文”一词的最早的用例。“天文”与“人文”在《彖传》中被并提，并借由“止”字，将文明落实到规范与节度之中。在先秦的思想语境下，这种承载文明、使之具体化的规范与节度，其最核心的载体便是“礼”，本质上是“察时”的制度性外化。《论衡》云：“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中国古代圣人通过顺应时令的礼仪节度，将形而上的天文之理落实为形而下的人文秩序，“文”的本义由此逐渐深化，超越了纯粹的自然属性，进而引申出文德、礼乐、文明等观念。“文”由此成为制度规范与社会秩序的表达载体，这不仅扩充了“文”的内涵，也使其向更为具象的人文实践不断展开。

贲卦一方面通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而立“文”之所本，一方面又通过“文明以止，人文也”开显人文化成的方向，使“天地之大文”与人间之“文”贯通一体。从经学发展的视域看，两汉以来诸家大多承此天文、人文的分判，视“察时”为立礼之本与礼乐教化之道的根本尺度。所谓“察时”正是从自然之文与时序之理出发，使“文”在本体与规范两个层面奠定根基的必要环节。中国早期的文明意识，正是在这一以观天文、立礼制为中介的文化实践中逐渐生成的。

二、化成：“文明以止”之德性自觉

（一）贲亨有度

贲卦卦辞曰：“贲，亨，小利有攸往。”“贲”，饰也；“亨”，通也，意谓贲饰之亨通须以“小利”设其分寸。历代经学家多从文质关系加以阐发，尤以程颐、王申子、梁寅诸说最具代表性。程颐曰：“物有饰而后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实而加饰，则可以亨矣。”（《周易程氏传》，第122页）王申子曰：“徒质则不能亨，质而有文以加饰之，则可‘亨’，故曰‘贲亨’。”梁寅曰：“朝廷文之以仪制而亨焉，宾主文之以礼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伦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质者，无不待于文也，文则无不亨也。”（《周易折中》，第81页）三家之说一以贯之：质为文之本，文为质之用，凡事皆须先有其本然之善，复加以适度之文饰，乃能通达无碍。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儒家“先质后文”的基本立场，也反映了贲卦“重质轻文”的价值取向。

与“贲亨”相联的“小利有攸往”一语，则从反面规约文饰之度。程颐曰：“文饰之道，可增其光采，故能小利于进也。”（《周易程氏传》，第122页）王弼从爻位入手，认为六五以阴居阳，虽得中而不得位，“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故‘小利有攸往’”（《周易正义》，第75页）。王申子曰：“然文盛则实必衰，苟专尚文以往则流，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谓不可太过以灭其质也。”（《周易折中》，第81页）梁寅曰：“文饰之道，但加之文彩耳，非能变其实也。故文之过盛，非所利也。”（《周易折中》，第81页）诸说共同指出，文饰只能为事物增添光彩，使之有所亨通，却不能根本改变其内在之实，一味专尚文采，反致伤害其本质，所谓“小利”，正是对文饰程度的规诫。由此观之，贲卦在“贲亨”与“小利有攸往”的对举中，一方面肯定“无文不行”，另一方面又反复申明“文不可灭质”，即文饰之“文”应有其限度，必须安顿于德性之“质”上。

《彖传》中“柔来而文刚”是上述“小利”而“贲亨”的结构根据。孔颖达疏曰：“以刚柔二象交相文饰也。‘贲亨’者，以柔来文刚而得亨通，故曰‘贲亨’也。”（《周易正义》，第75页）孔颖达追溯其卦变渊源，认为贲“饰而亨”与“柔来而文刚”有关，且以“天地交泰”为前提，又曰：“若天地交泰，则刚柔得交。若乾上坤下，则是天地否闭，刚柔不得交，故分刚而上，分柔而下也。”（《周易正义》，第75页）这里“天地交泰”指泰卦。荀爽注曰：“此本泰卦。谓阴从上来，居乾之中。文饰刚道，交于中和，故‘亨’也。”贲卦由泰卦变来，泰卦上坤下乾，其上六爻向下为“阴性欲承”，九二爻向上为“阳性欲升”，由上而下曰“来”，即上柔来文二刚，故曰“柔来而文刚”；泰之下卦为三阳爻，分而往上，故曰“分刚上而文柔”，阴阳相交、天地亨通，变为贲卦。贲卦中阴为文、为末，阳为质、为本，阴爻文柔，处泰卦上位则文饰过盛，泥于情欲而有违天理，来下则适于人情；而泰卦九二阳爻舍弃中位与上六互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节制文饰之效，弥补阴之不足。贲卦以阴之文柔与阳之质胜相互调和，刚柔交错方能文不胜质，遂成为《周易》论述文质之道的集中体现，亦为经学家借由文质关系阐明德性问题的枢纽。王夫之曰：“‘文刚’以宣阳于有馀，‘文柔’以节阴之不足，斯亦天理之节文，而止于亨利者。君子之道，时行时止，即质即文，而斤斤然周密调停，以求合于人情事理，则抑末而非本也。”（《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214页）其旨在借贲卦“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的卦变问题强调重质轻文、崇本抑末的天道观，申明君子人格的完善在于内在德性与外在气度的高度统一。

（二）文明以止

《彖传》在阐明“刚上而文柔”“贲亨”“小利”之象后，接着论及“文明以止”，进一步阐发“文”应有其节制。这一节制之象与其义理所指，在卦象与经学阐释的相互印证中得以显发。孔颖达疏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周易正义》，第75页）贲下卦离为火、为明，上卦艮为山、为止，其“文明以止”之意自明。郑玄注曰：“‘离为日’，天文也。艮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刚柔杂，仁义合，然后嘉会礼通，故‘亨’也。”（《周易集解纂疏》，第245页）孔颖达注《尚书》“文明”二字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与郑玄所释互通。郑玄以离、艮分别象征天文、地文，指出天地二文互相文饰而成贲，并由自然之相饰推至人君修德之相成，使“文明”与“文德”内在贯通。

“止”可以理解为对文饰程度、人文礼教的规范。其一，张振渊曰：“艮德止而不过，又有不尽饰止象焉。故用文者。亦但可少有所饰，不可务为尽饰，以戕其本真。”（《周易折中》，第81页）“止”为文不过饰之义，解释卦辞“亨”时已经提及。其二，高亨先生认为，“社会之制度文化教育皆在使人有所止”，因此“文明以止”是对人伦关系的规范，社会“文明”的表现便在于君子行事能止乎礼仪，有所不为。孔颖达疏曰：“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广美天文、人文之义，圣人用之以治于物也。”（《周易正义》，第75页）孔颖达认为贲卦兼备天文与人文之义，并以“止”作为文明落实于教化的关键。

程颐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周易程氏传》，第123页）程颐此段把“天文”“人文”贯通为一，明确了“用贲之道”在于以礼为文治理天下。如此一来，贲之为贲，不仅是色彩之饰、器物之饰，更是礼乐之饰、政教之饰——“文”由此与先秦儒家礼乐观念发生深刻关联，成为贲道之大的重要体现。圣人通过礼乐制度将天文之理转化为人伦规范，在这一过程中，贲卦所呈现的文明理路表现出鲜明的道德化倾向，而礼乐则构成中国古代以德行为核心的礼乐教化体系之关键环节。

（三）人文化成

文明既以“止”定其节度，便须进一步说明其如何在人伦社会中展开为可行的教化秩序。《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从规范的确立转入政教的施行。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第75页）在儒家视域中，人文具体指向礼乐教化制度，其要旨不仅在于形式规范，更在于内在德性的约束与提升，其终极指向是个体德性的自觉。《乐记》曰：“五色成文而不乱。”“不乱”即和谐有序的状态，意味着文之错杂自有其内在的和谐与统一，而要使人文之外在仪文与内在德行达到浑然统一的“和”，则必须借由礼的规范和约束。“礼自外作，故文。”“礼自外作”是出自《乐记》的重要命题，礼乐仪文为内心之质的外在表现，礼仪的规约是人文显现的前提，王夫之所谓“圣人观风施化，因其所长，济其所短”（《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215页），正是从教化角度阐明圣人如何借礼乐之文调节人情之偏失，成就文明之治。经学家对贲卦文明之义的会通与阐释，大都遵循此一理路。

在圣人“化成天下”的具体落实层面，《大象传》云：“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这一理政与用刑原则，取法于贲卦“山下有火”之象。王弼曰：“处贲之时，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周易正义》，第75页）君子观贲卦以离火之文明照耀山体，悟知当以文明理政，不宜草率施以威严刑法。孔颖达疏曰：“‘山下有火贲’者，欲见火上照山，有光明文饰也。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内含文明，以理庶政……‘无敢折狱’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断讼狱。”（《周易正义》，第75页）孔颖达将贲象释为“山含火之文明”是从内外卦角度来论述内文明、外刚正之象，指出君子观贲，应修明庶政、慎于刑狱，以文明之理成文明之治。贲卦《大象传》所体现的，正是儒家所主张的慎刑宽宥原则，而这一主张在天道自然之中又可觅得正当性的根据，因而具备某种天然合理性。由此可见，贲卦的文明意蕴在具体的德政层面也获得了具体而生动的展开。

由历代经学家对“贲亨”“小利有攸往”“文明以止”“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语的层层发明可以清楚地看到，贲卦之旨始终围绕文质之辨而展开，并由此指向文明之所以然。其一，“贲，亨”之所以成立，正在于“柔来而文刚”之象所示的文质相济，质为本，文为饰，有实而加饰方能通达；其二，“小利有攸往”申明文饰有度之理，一旦文盛则实衰，亨通反而会失其所凭。贲卦一方面肯定“文”之必要，另一方面更强调“文不可灭质”，这正是经学传统所反复阐释的要旨。进一步言之，“文明以止，人文也”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两句，使贲卦之“文”不止于器物形色之饰，而与人伦礼乐、德政教化相贯通。孔颖达以《诗》《书》《礼》《乐》释“人文”，程颐以“人理之伦序”明“化成”，皆说明圣人用贲之道在于以礼乐为文、以德性为质，使文归于礼、礼本于德，从而成就和谐有序的礼俗与政教。贲卦所表达的文明意蕴，是“文”在自我节制中得其正位。“文”之所以“明”，不在其繁，而在其“止”，于是文明既是德性之显，又是德性之护。经学家由天文而人文、由文饰而礼乐、由礼乐而德政的会通，正是在这一脉络上不断推阐其义，从而使贲卦的文明意蕴获得了持久而具体的呈现。

三、归真：“贲极反本”之终极指向

《周易》六十四卦以六爻象征不同条件下的人事情境，每一爻皆各居其位，各具其象。《易纬·乾凿度》云：“《易》气从下生，故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六，此之谓应。”此论揭示了卦爻象数既体现气化流行的秩序，也提示人事应时而变的层次结构。贲卦六爻阴阳交错，天文与人文蕴含在其刚柔交错的爻象中，从下至上，初九、六二、九三、六四、六五、上九，分别呈现出不同条件下贲饰施用的具体情境。《周易》经传中，贲卦所论已然超越了文饰增减本身，两汉之后的经学家更常以文饰如何安顿于德性之本而立论。因而，贲卦六爻的展开，实质上是一条围绕文质关系而层层推进的义理脉络，其核心始终指向君子在施文用饰时所应具备的自觉与节度。通过对“文”之限度的逐爻探讨，贲卦呈现出由“文”而返“质”的内在理路。贲卦至上九归于质素，前五爻所讨论的文质关系在此获得总体性的回应，昭示出“白贲”这一“贲极反本”的最终指向。

（一）文之离明

初九、六二、九三位于贲之下卦离，“离”者丽也、明也、附也，象征明必有所附，文饰当本乎质。贲卦下三爻层层推演，正是在这种附于质而显其文的结构中，逐步说明文饰只有依附于德质而守其正，方显文明之理。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位卑处下，得位刚正，象征君子虽居无位之地，但有持正之德。《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所谓“义弗乘”，是在不合其分、不当其义之处，舍弃外在之利，以保其内在之正。王夫之曰：“初九以刚居下，介然独立……淡泊明志，虽锡以车不受，而安于徒步。”又曰：“非无饰己者，以方在潜处，义不得邀贲以为荣。”（《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216页）文饰在此并未被否定，而是被严格置于“义”的裁量之下。智旭以颜斶“安步当车”释之，谓“以义自贲者也”。初九淡泊明志，以义自贲，乃“先义而后车的安贫乐道之象”，此正揭示文明之初贵在德性自持与义理自觉，而非徒事外在文饰。

六二“贲其须”，此爻以阴居阴位，得柔顺中正之德。然阴柔之体不能自专，必上承阳刚以为实，故显以质为本之象。《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须附于面，本身不能自用，必随面之动而后动，此即“与上兴”。正如文饰没有独立的根基，不能凭空自立，必向内附丽于实体。何楷曰：“大抵刚为质，柔为文。文不附质，焉得为文？”（《周易折中》，第82页）程颐亦指出：“二之文明，惟为贲饰，善恶则系其质也。”（《周易程氏传》，第125页）由此观之，贲卦在此处确立了德质为本、文饰为用的文明价值结构。六二“贲须”之象，在早期文明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之际，界定了文质的本末关系，即文之繁盛必须以德质为根基。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处下卦离之极，程颐谓其“贲饰之盛，光采润泽”（《周易程氏传》，第126页），处于二、四阴爻之间，为“二柔文一刚”，得二、四润泽之饰容易溺于所安，因此“永贞吉”是对九三应保持贞固品德的劝诫之辞。《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永贞吉”之“贞”为乾之四德之一。《子夏易传》云：“贞，正也。”（《周易集解纂疏》，第27页）经学家朱熹、来知德、陈梦雷等多释贞为“正而固也”。由于九三呈现出文饰臻盛之象，最易反噬其本，因而经学家在此多着力发挥其守贞持正之德。程颐指出：“饰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周易程氏传》，第126页）何楷亦直言：“长守其阳刚之正……则不至以文灭质矣。”（《周易折中》，第82页）王夫之曰：“自可不失其正，阴其能陵之哉！”（《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1册，第217页）由初九“守节处义”，六二“文附于质”，至九三“贲盛”而“守贞持正”，贲卦下卦三爻清晰点出文之发展始终不能脱离质而自足的道理，即文所以明，不在其文采之盛，而在其能否不失其本。

（二）文之艮止

贲之上卦为艮，处于离明之外，已有止之意。六四爻位于上卦艮止之初，梁寅《周易参义》曰：“六四在离明之外，为艮止之始，乃贲之盛极，而当反质素之时也。”（《周易折中》，第82页）六四爻辞曰：“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皤’，亦白素之貌也。”（《周易集解纂疏》，第249页）“翰，白色马也。”（《周易集解纂疏》，第250页）六四柔而得正，有崇质反素之心，其上乘九三，意为有所乘，故取“皤如”与“翰如”为喻，用于形容六四所乘之马颜色素白纯洁的本性，且此素白之马不获贲饰，有“翰如”高飞之志。贲卦从六四爻“皤如”这里已经祛除了外饰，以自身本性为贲，其作为关键转折点，象征着简素无饰的天然文明形态的回归，开启了贲卦反本的文明进路，揭示出贲卦文明观自下而上逐步剥离文饰、复归本真的思想路径。

六五爻居于上卦艮体之中，处得尊位，为贲卦卦主，卦辞“小利有攸往”即指六五爻。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孔颖达疏曰：“丘谓丘墟，园谓园圃。唯草木所生，是质素之处，非华美之所。”（《周易正义》，第76页）丘园为山丘园圃，草木贲于其间，代表朴素自然之地。六五居君位，但其阴柔不得位，因此志从上九“白贲”阳刚之贤，承其“白贲”质素之德，故曰“贲于丘园”。王弼注曰：“施饰于物，其道害也。施饰丘园，盛莫大焉，故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贲于丘园，帛乃‘戋戋’。”（《周易正义》，第76页）王弼指出给事物施加过多文饰会有损其本质，文饰施于丘园方为贲饰之盛。若专施于束帛，丘园将有违质朴之道变得贫乏不堪。朱熹认为六五“贲于丘园”代表“务农尚俭”，“吝”即六五尚俭之质：“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俭，便似吝啬。”弟子问曰：“‘六五之吉’，何以有喜？”答曰：“当贲饰华盛之时，而安于丘园朴陋之事，其道虽可吝，而终则有吉也。”“丘园”素朴，“吝”象征止于文饰，六五“贲于丘园”敦本尚实，俭以待物，已有反本之义。

上九处贲卦之极，同时也位于艮止之极。其爻辞曰：“白贲，无咎。”“白”为素色，不染于物，为五色之本。上九意为贲卦之“文”极盛之时，只有以白为饰，归于无色之“质”素，不失本真，方能无所咎害。朱熹曰：“贲饰之事太盛，则有咎。所以处太盛之终，则归于白贲，势当然也。”朱熹认为处于文饰最盛之时将反质素之本，归于“白贲”，此非偶然之变，乃贲道之常。“贲极反本，复于无色，善补过矣。故其象占如此。”“贲极反本”是“物极则反”原则于贲卦文质观中的具体展现。汉代京房提出“物不可极，极则反”，《京氏易传》在解释升、井、大过等卦时多次强调“至极则反”。宋代欧阳修进一步确立了“至极则反”命题的必然性，程颐继承并深化了这一观点，有“极而必反，理之常也”（《周易程氏传》，第73页）、“时极道穷，理当必变也”（《周易程氏传》，第353页）、“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周易程氏传》，第274页）、“失道既极，则必反正理”（《周易程氏传》，第217页）等语。贲卦上九爻处于文饰过盛的位置，对所修饰之物的真实本质有所损害，因此以质素“白贲”进行补过。可见“白贲”实为《易》之反本义在贲卦中的一处归结，当文饰过盛而伤其真时，以“白”自救，是为补过之道。

《象传》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上”即谓上九居于贲卦之极，“得志”谓上九爻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能得其志。历代经学家以不同的解《易》思路试图阐明贲卦“白贲”爻象、义理以及“上得志”之义。苏轼曰：“阳行其志而阴听命惟其所贲，故曰‘白贲’，受贲莫若白。”上九爻“白贲”为阳爻，其下四、五均为阴爻，按苏轼所说，四五文柔之饰从于上九阳刚之质，意味着上九之美皆本于其自身内在纯净无瑕的本质。孔颖达疏曰：“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周易正义》，第76页）上九“白贲”以阳爻居上，固守其刚正之德，任其纯真本性，不假文饰，因此有“上得志”之象。《周易表解》云：“白贲而得贲之质，绘事后素，乃化成天下也。”“绘事后素”出自《论语·八佾》。素为本真之色，在绘事之中居其本位而能统摄五彩，故“绘事后素”之旨正与上九“白贲”相表里，必先立其素而后施其绘，先守其质而后成其文。故《象》言“上得志也”，乃指上九以纯白之质受众采，以礼制成其文明之治。由是观之，“白贲”以其质素本真而不假外饰，居上得志，可视为贲卦文明意蕴所指向的最高境界。

结 语

综上所论，“察时—化成—归真”是围绕贲卦之“文”而展开的一条内在贯通的义理进路。由“文之所本”以定其源，由“文之所明”以成其用，终于“文之所归”而见其极。其“本”在于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将自然之文与时序之理内在化为规范意识，使文意识得以萌发，此即文明意蕴的发端；其“明”在于“文明以止，人文也”，圣人据所察之时理，在人世间以礼乐、德政加以“化成”，重申柔来文刚、重质轻文的根本准则，使“文”不流于外饰，而成为维系社会伦序、昭示德性的文明形态；其“归”则在六爻层层铺展之中，通过对不同贲饰情境的省察，使君子自慎其践履、节制其文饰，于“皤如”而祛饰、于“贲于丘园”而反朴，于“白贲”而任其质素，使文明最终回归到以德性自明、本色自显的境界。沿着“察时—化成—归真”的脉络来看，贲卦所呈现的，正是一条由原初文意识的觉醒，经由礼乐政教的展开，而终归于“任其质素”的文明进路。

此种进路触及了中国文明深层的价值旨趣，文明应根植于德性修养与礼仪教化，发展绝不可偏离其道德根基，所谓“文不可灭质”，正是对这一点的反复申明。君子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并不在于建构繁冗的制度形式，而是通过礼仪规制来维系社会秩序，使天道之文落实于人伦之文，使外在的礼乐仪文与内在的德性工夫相表里。若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进程相较，则其取径迥然有别。西方多以物质层面的进步与社会制度的完善为文明演进的主要标志，强调凭借科技创新与制度优化不断突破历史局限，理性、科学、实证往往被置于文明发展的优先位置，而贲卦的文明观却始终警惕文胜于质，强调以“质”为本。胡仲虎云：“文之极则反为质，白贲，终象也。”贲卦上九“白贲”反本归真，为文明之极，使贲卦文明观从对社会秩序的关注转向对个体生命的观照，亦昭示着文明的一种终极指向。于是，贲卦为理解文明意蕴的生成脉络提供了一个关键切入点，并为当代文明观提供了一种以德性自觉与质素本真为核心的价值目标与理想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