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动静与适时而变——王弼“爻变说”新论

作者:季磊 日期:2026-08-24浏览:

本文刊发于《周易研究》2026年第4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简介:季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摘  要:王弼的“爻变说”是以爻象的运动和爻义的变化来解释爻辞、判断吉凶,分为爻动说和适变说两方面。爻动说主要以“往来”“进退”描述爻的运动趋势,与应位说有关。“往”“进”与“来”“退”的基础含义分别为主体爻向外运动和居处原位,运动的方向需视情况而定。爻动的根源在于爻与爻因同志而发生感应,并以相应为表象。相应需要同类、异质和合志三个条件;同志既有阴阳异质之同志,又有根据《小象》之“志”所扩充出的阴阳同质之同志,这就导致相应与同志之间不再具有必然联系。适变说首先指一爻之义随其所处卦时的不同而改变;其次可推演出人文世界中的随时而变之理,并以守正为随变之原则;最后则是明变化之理以避灾祸。“爻变说”注重就卦爻本身来阐发义理、揭明人事,在解释上富有弹性,不同于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卦变说,对于理解《周易》经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王弼;爻变;适变;往来;同志;感应


正  文


变易是《周易》哲学体系的一大原则,此变易原则主要由“爻”体现,《系辞上》云:“爻者,言乎变者也。”根据此原则,先贤发明了“爻变说”这一体例用以解释卦爻辞,但在不同的易学家那里,爻变说的具体内涵又有很大不同。尹锡珉区别了今文易学和古文易学所使用的两种不同的爻变说,前者以爻变作为卦变的基础,其实质是卦变说;后者则以爻象的变化运动来解释一卦之内爻与爻的关系。

《明爻通变》与《明卦适变通爻》是王弼《周易略例》中论“变”的两篇,阐述了其爻变说的具体内容。此前,朱伯崑、林丽真、蒋丽梅等人已对此进行过一些研究。然而,对于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往来”“同志”)以及如何将之运用于对《周易》的解释,学界尚未充分揭示。有些学者将王弼的“爻变”误认为“卦变”,实则是以卦变的思路来理解王弼有关爻变的论述,这尤其体现在对“往来”的解释上。王弼对“变”的使用比较清晰地限定在爻变上,而爻变并不必然引起卦变,因为其所言爻变主要指一卦六爻的变动趋势和一爻于不同时境所采取的行为变化,前者可称“爻动”,后者则称“适变”。


一、爻变说大义


王弼关于爻变的论述可分为爻变思想与作为体例的爻变说,前者属于王弼的易学思想,阐发爻与变的关系以及爻变所蕴含之理;后者则属于解《易》体例,用以解释爻辞并判断吉凶。

王弼的爻变思想承自《易传》,其将爻与变的关系分为四层:其一,爻以效变。此是就圣人观象制《易》而言。《明爻通变》云:“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世界变动不居,变化之理呈现为天象、地形、人事,圣人观象制《易》时以爻效天下之变动。其二,爻以示变。此是对爻以效变的具体落实。《明爻通变》云:“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宋本周易注疏》,第567页)圣人设卦之后,卦爻象便能反映天地之道,其中爻代表的乃是人或人事。卦象定一卦之时,爻象示各爻之变,吉凶由此得见。其三,爻以适变。此言爻与卦时的关系,进一步阐述爻的变化之理。《明卦适变通爻》云:“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宋本周易注疏》,第568页)一爻之义会随其所处卦时的改变而改变,在不同的时境下或行或藏,也就是同篇所云:“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宋本周易注疏》,第568页)其四,观爻思变、知变,即君子透过爻直契变化之理。王弼云:“观爻思变,变斯尽矣。”(《宋本周易注疏》,第570—571页)知变则能趋吉避凶。总体而言,前两层属于将天地的变化之理纳入《易》,后两层则属于以《易》诠释、推扩变化之理。

王弼的爻变说是根据爻的变动之象来解释爻辞,包含两重意义,二者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其一,爻变指由爻象上的“应”引起的爻的变动,呈现为爻的往来、动静等,注文虽有别,其义则同。其二,爻变指一爻之义随其所处卦时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在一卦之时境中,不同爻位的爻的行为方式也要有所区别。前者之动乃由爻象而定,可称爻动说;后者则结合了爻象与卦时,可称适变说。二者之相通在于皆与卦时有关,如否卦六爻虽相应,但根据卦时否塞选择不动。

就此而言,王弼的爻变说既不同于“变卦”意义上的爻变,也不同于象数易学中的“卦变”。


二、爻动的呈现:往来动静


爻变首先指爻的运动变化,其典型用法为“往来”“进退”,《系辞上》云:“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传统看法多认为“往”“进”是由下往上、“来”“退”是由上往下,如朱伯崑云:“由上到下为来,由下往上为往。”这其实既不清晰也不准确:不清晰在于未讲出“往来”涉及上下二体以及应爻关系;不准确则在于存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这方面,孔颖达已有所见,其疏讼卦九五云:

上《彖》辞“刚来而得中”……凡上下二象在于下象者则称“来”,故贲卦云“柔来而文刚”,是离下艮上而称“柔来”……且凡云“来”者,皆据异类而来。九二在二阴之中,故称“来”;九五在外卦,又三爻俱阳,不得称“来”。若于爻辞之中,亦有从下卦向上卦称“来”也。故需卦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谓下卦三阳来。然需上六阴爻,阳来诣之,亦是往非类而称“来”也。(《宋本周易注疏》,第76页)

此说可归纳为三点:首先,《彖传》中“来”指居于下体;其次,爻辞中有些“来”也可指从下体往上体运动;最后,所有的“来”都发生于阴阳爻之间,以爻的阴阳相应为前提,阴往阳或阳往阴方可称“来”。进而,“往”也不仅指由下向上的运动。质言之,“往来”只涉及运动,并不限定方向。对“往来”的理解,要从运动主体、客体的角度,并结合上下体及爻的应位关系去考虑。

对王弼“往来”“进退”的用例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王弼如何解释《周易》经传中的“往来”“进退”,这可分四种情况:

其一,就卦辞与《彖传》所示卦体而言,“往”指居上体,“来”指居下体,“往”“来”既是对成卦之象的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体之爻的运动趋势。如泰卦卦辞“小往大来”,是指阴爻(小)居上体而阳爻(大)居下体,其运动趋势为上体向下、下体向上,故《彖传》云:“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卦卦辞“大往小来”与之相反。随卦《彖传》“刚来而下柔”,王弼注:“震刚而兑柔也,以刚下柔。”(《宋本周易注疏》,第136页)“来”指震刚来居下体。“进”“上”也可指居上体,噬嗑《彖传》“柔得中而上行”,鼎卦《彖传》“柔进而上行”,皆指阴爻居于五之尊位,王弼注:“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贵也。”(《宋本周易注疏》,第154页)此亦就成卦而言。当然,这种情况中的“往”“来”是对一卦整体之象的描述,与具体的某一爻及其应位之象无关,即与释《易》体例中的“往来”有别。

其二,就爻辞中的“往来”“进退”尤其是二者并举时而言,“往”“进”指向上前进,“来”“退”指退居、留止原位。此时的“来”“退”虽然在与“往”“进”相对的意义上也勉强可以说是向下运动,但准确地说只是“不往”。蹇卦爻辞颇为典型:初六“往蹇来誉”,九三“往蹇来反”,九四“往蹇来连”,上六“往蹇来硕”。王弼注九三云:“进则入险,来则得位。”注上六云:“往则长难,来则难终……有应在内,往则失之,来则志获,志在内也。”(《宋本周易注疏》,第249、250页)九三若向上前进则进入坎体,若居止原位则得位;上六有九三应于内卦,若处卦终而执意上进,则会失去九三之应而助长蹇难,来居本位则获与九三相应互助之志,可静待蹇难处境终结而摆脱困境,此正合于《小象》“志在内”之意。坎卦六三“来之坎坎”,王弼注:“既履非其位,而又处两坎之间,出则之坎,居则亦坎,故曰‘来之坎坎’也……出则无之,处则无安,故曰‘险且枕’也。”(《宋本周易注疏》,第201页)经文的“之”是去、往的意思,王弼以“出”释“之”,与之相对的“来”则是居、处。因为六三居两坎之间,动则入坎,居亦留坎,故说“出则之坎,居则亦坎”;又因六三与上六不应,出则无所之往,居亦不安,故曰“出则无之,处则无安”。

其三,当爻辞中的“往”“来”分言时,“来”有时也的确表现为“向下运动”。如困卦九四“来徐徐”,《小象》以“志在下也”解之,王弼注:“弃之则不能,欲往则畏二。”(《宋本周易注疏》,第290页)九四向下往求应爻初六,又困于九二之阻隔,故“吝”。爻辞云“来”而注文云“往”,说明王弼此处强调的是运动本身而非运动的方向。当然,此例中的“往”“来”互换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往”“来”单独使用时可能是无内涵差别的一般性语辞,与并举的“往来”有所区别。

其四,当分指相应二爻时,“往”指主体爻前往应爻,“来”指应爻来到主体爻。前者如屯卦六四“往吉,无不利”注:“求与合好,往必见纳矣。”(《宋本周易注疏》,第57页)六四往求初九,而六二不害二爻相应之志。后者如需卦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注:“与三为应,三来之己,乃为己援。”(《宋本周易注疏》,第69页)主体爻是上六,“来”指九三与上六相应而来援。

另一方面是王弼如何在一般性的注释中运用“往来”“进退”,这也分两种情况:其一是与上述第二种情况一致。如咸卦九五注:“进不能大感,退亦不为无志。”晋卦初六注:“进明退顺。”(《宋本周易注疏》,第213、229页)其二则与上述第四种情况相关,当“往”“来”同时就主体爻而言时,“往”指主体爻前往应爻,“来”指主体爻静止原位,此时“往”的运动方向并不必然向上。最为典型的是贲卦六四注:“有应在初,而阂于三,为己寇难,二志相感,不获通亨,欲静则钦初之应,欲进则惧三之难,故或饰或素,内怀疑惧也。”(《宋本周易注疏》,第162页)“静(来)”与“进(往)”相对,此注中的“进”很明显是向下运动,六四与初九相应,若静止不动,则难抑钦慕初九之应的情愿;欲往进之,又有九三阻隔,所以犹豫。

进一步归纳,“往来”“进退”并举多出现于三、四爻,因为此二爻处于上下体交界处,其爻位本身便体现出变动的时境,观卦六三“观我生,进退”注云:“处进退之时,以观进退之几。”(《宋本周易注疏》,第152页)这也再次提示了爻的运动呈现为“往来”“进退”。

简言之,王弼所使用的“往来”“进退”,在最一般、最基础的意义上就是动静、出处,林丽真云:“察其所云之‘进’‘退’,盖与动静、出处、居行、上下,或往来等大致无别。所谓进者,即指动而往其所适;退者,即指静而自守其处。”(《王弼》,第103页)由此,即使在严格意义上“往”“来”单言与“往来”并举的确有所区别,但其反映的爻动也首先是运动与静止的对举。至于运动的方向究竟是“向上”还是“向下”,则需结合具体的时境以及爻位上的相应来谈。


三、爻动的发生之象:相应


爻动的发生乃由“志应”引起。《明爻通变》云:“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又云:“情伪相感。”(《宋本周易注疏》,第564、567页)爻象所反映的人事、物理的变化,乃由“情伪”引发,且“情伪”是就感应而言——“情伪”是感应发生的原因,感应是“情伪”的呈现。其中,“情”指实情,“伪”指虚伪。落于爻象,“情伪相感”分别指正应相感和不正应相感,邢璹注:“正应相感是实情,蹇之二、五之例;不正相感是伪情,颐之三、上之例。”(《宋本周易注疏》,第567页)蹇卦二五相应,又皆居中当位,是“正应”;颐卦三上相应,但三不当位,是“纳上以谄者”(《宋本周易注疏》,第189页),这便是虚伪相感。

“情”也是“志”“愿”,此外,“意”“欲”“心”等也是与之相似或相关的概念。《明爻通变》“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宋本周易注疏》,第564页)中,“情”与“愿”互文,“志”“就表示一种有定向‘情’”,并“在爻之感应关系中见出”,所谓“应者,同志之象”(《宋本周易注疏》,第568页)。简言之,从爻动的发生根源上说,同志是其理,相应是其象。但在王弼的具体注文中,“应”与“志”都仍有待辨析之处。关于“应”,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应”或“感”需要三个条件,分别是同类、异质和合志(交通),前两者体现于爻位关系,后者则上升为天地之理。相应即两者相当、相对而应,这就涉及同异问题。《明爻通变》云:“同声相应,高下不必均也。同气相求,体质不必齐也。召云者龙,命吕者律。故二女相违,而刚柔合体。”(《宋本周易注疏》,第565页)此说有取于乾卦《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段指明相感应的前提是“同”,王弼之意却与《文言》不尽相合,其重点在于体质不齐等“异质”之别。质特指爻的刚柔质体,故二女同质而相违,刚柔异质而合体,皆明同类异质相应之理。咸卦《彖传》“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王弼注:“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宋本周易注疏》,第210页)此处明确提出了感应的三个条件:同类是相感的首要条件,男女固是同类,云龙亦为同类(同为水类);但同类并不必然相感,必待高下相分而后应,两强则相争不应;天地之理中的感应还需合志交通,同类异质之二者往合然后感应,此即泰否之别。三者中,同类和异质的区别是学者们最容易忽视的,邢璹混淆了二者,云:“二女俱是阴类而相违,刚柔虽异而合体,此明异类相应。”(《宋本周易注疏》,第565页)刚柔即阴阳二气,同属气类而又异质。《明爻通变》云:“故有善迩而远至,命宫而商应。”(《宋本周易注疏》,第566页)宫、商亦为同类异质之声。换言之,王弼感应说之要义即同中有异,而《文言》所言“应”仅是同类相应,没有揭出“异质”这一层,王弼取《文言》之表而述《彖传》之核,这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其次,“应”既有一一相应,也有一多相应。《彖传》的“应”是一爻与一爻相应,但王弼也会将“应”解释为众爻应于一爻。如小畜《彖传》“上下应之”注:“谓六四也……体无二阴,以分其应,故上下应之也。”(《宋本周易注疏》,第90页)六四阴爻应于所有阳爻。《彖传》的“上下”分别指上体和下体,如泰否二卦;从应位关系来看,“上下应”具体指爻与爻的相应,如艮卦《彖传》“上下敌应”是指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皆不相应。王弼注释时,其义已不同于传文,认为“上下”乃总卦体之言,盖《彖传》总论一卦之整体,这与其卦主说有关。但具体到各爻的运动上,王弼仍紧扣爻与爻的一一对应,如小畜各爻中仅初九注云:“四为己应,不距己者也。”(《宋本周易注疏》,第93页)

最后是相应与“往来”“进退”的关系。王弼以应位说作为爻动的依据,即相应提供了运动的动力。“应”直接的字面意思是应援,从爻动的角度看,“应”所提供的动力主要表现为支撑力和牵引力,即下体的应爻支撑上体的主体爻前进,以及上体的应爻牵引下体的主体爻前进。与之相对的“无应”,便是指主体爻缺乏应援、动力而无法前进。如师卦六三注“进则无应,退无所守”,六四注“得位而无应,无应不可以行”(《宋本周易注疏》,第82页),前者指上六不能牵引六三前进,后者指初六不能支撑六四前进。屯卦上六注“下无应援,进无所适”(《宋本周易注疏》,第58页)更是直接点明了爻动与相应之间的关系。当然,与“往来”的情况相关,下体的应爻有时也可对上体的主体爻产生牵引力,此时主体爻便是向下运动。

由此归纳,在相应与“往来”“进退”的关系中,若主体爻处于下体,则其运动的方向皆为向上;若主体爻处于上体,则一般而言其运动的方向也是向上,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中也可能是向下。这涉及爻位上的上下终始与爻性上的交通感应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就爻位而言,一卦六爻分初、二、三、四、五、上,具有一种空间上的上下关系,其中也暗含着由初向上的运动方向。初上又是“始终之象”“体之终始,事之先后”“终始之地”(《宋本周易注疏》,第568、574页),空间上的“初上”象征着时间上的“始终”,同时也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因而,“往”“进”便是指由初往上,“来”“退”便是指由上复初,孔颖达疏解《系辞上传》“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云“万物之象皆有阴阳之爻,或从始而上进,或居终而倒退,以其往复相推,或渐变而顿化”(《宋本周易注疏》,第386页),正是此意。就爻性而言,阴阳爻皆相求。“凡阴阳者,相求之物也。”(《宋本周易注疏》,第574页)阴阳相求引发二爻之间的通志交感,如《卦略》论屯卦云:“此一卦,皆阴爻求阳也。”(《宋本周易注疏》,第576页)故该卦六四往求初九。这种情况集中呈现在男女婚嫁的语境中,如前文已引的屯卦六四“求婚媾”、贲卦六四“婚媾”。此外还有睽卦上九“婚媾。往,遇雨则吉”,上九往与三合,“雨”象阴阳交合之道。泰卦六五“帝乙归妹”注:“‘泰’者,阴阳交通之时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降身应二,感以相与,用中行愿,不失其礼……尽夫阴阳交配之宜。”(《宋本周易注疏》,第106页)六五向下往应于二。归妹六五“帝乙归妹”注“配在九二……以斯适配,虽不若少,往亦必合”(《宋本周易注疏》,第328页),也是说六五向下往合九二。总之,在讨论相应与爻动方向的关系时,一般情况下皆可遵循由下向上为“往”“进”、居止原位为“来”“退”的原则;但涉及男女婚嫁时则需注意,此时上体爻的“往”多指向下往合应爻。


四、爻动的发生之理:同志


与“相应”理论的复杂性有关,王弼对“同志”的解释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应者,同志之象”将爻位上的相应与爻与爻之间的同志关联起来,前者为后者之表象。但王弼所言相应是阴阳异质相应,而“同志”的核心在于“同”,问题便在于,异质如何同志?

对此,王弼将“体”“质”与“情”“愿”(志)区别开来。《明爻通变》云:“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宋本周易注疏》,第564页)一爻之志与其体性相反,体虽异而其志通,从而刚柔异质而相合。革卦六二注:“二与五虽有水火殊体之异,同处厥中,阴阳相应,往必合志。”(《宋本周易注疏》,第300页)“志”可与“体”相别、相离甚至相对立,于是“同志”既可以同质而同志,也可以异质而同志,“相应”与“同志”之间便不具有必然联系。林丽真指出:“相应固为两爻同志之表现,然而同志未必仅指相应而言。只要两爻或数爻可以和同相与,不论相应与否,比近与否,皆可称为‘同志’,亦可称为‘合志’‘得志’‘通其志’或‘志在某爻’等……依此看来,‘以同志观其趋合’,实是一个富有相当弹性的爻变原则。”(《王弼》,第103页)其说注意到“同志”原则的弹性,这一发现非常重要,但犹有一间未达,即没有明确指出王弼所用“同志”的两种不同含义及其境界之别。

一般而言,爻之志是阴阳相求之志,二爻相互吸引,阴求阳、阳求阴即为“同志”,《略例下》云:“凡阴阳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故凡阴阳二爻,率相比而无应,则近而不相得;有应,则虽远而相得。”(《宋本周易注疏》,第574—575页)阴阳异质之“同志”,其含义首先是阴阳相求、相应之合志,进而在各自得应、各得其志的意义上皆通于理,王弼注睽卦《象传》“君子以同而异”云:“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宋本周易注疏》,第242页)此时二者便具有了相同志愿的含义。后一义以前一义为基础,同时也构成“同志”更普遍的意义,从而“同志”可脱离相应的爻位限制。

王弼所言“同志”或“合志”的字面意思是合同其志,但具体而言,既有阴阳异质相应之同志,又有爻性相同之同志;相应必为同志,且优先于爻性相同之同志;阴阳相应,又分狭义上的爻位相应之同志与广义上的爻性相应之同志。首先是爻位相应之同志,这是最简单和直接的,无需赘述。其次是爻性相应之同志。《彖传》中隐含着这种“同志”,而王弼将其揭示出来。如其注涣卦《彖传》“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柔履正而同志乎刚”(《宋本周易注疏》,第349页),便是将传文之“同”明确为“同志”,即六四阴爻与九五阳爻同志。由此可见,王弼所言阴阳“同志”与其理解的“相应”一样,也脱离了爻位关系中应位说的限制,但我们仍需区分有应(位)之志和无应(位)之志,前者比后者更能成就“同志”,如屯卦二五相应,九五“系应在二……固志同好”,二者为应位同志,六三虽亦志在于五,然“五应在二,往必不纳”(《宋本周易注疏》,第57、56页),此为无应位之志,是单方面的志愿。故“应”比“志”的限定层级更高,即使不局限于应位关系,两爻之间也必须要发生交互作用才可称“同志”。最后是志愿相同之同志,此时爻性可以相异,也可以相同,而此志愿可能又涉及阴阳相应。否卦初六注“三阴同道,皆不可进”,“同道”也是性质相同的“同志”,与泰卦同,“皆不可进”则指明此“同道”只关乎卦时与爻性,而无涉于相应。但该爻《小象》又云:“志在君也。”王弼注:“志在于君,故不苟进。”此“志”即应于九四之志,九四注:“夫处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应者小人也。有命于小人,则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处乎穷下,故可以有命无咎,而畴丽福也。”(《宋本周易注疏》,第108—110页)此言初六虽应于九四,然居否之时不宜妄动,故其为了九四的“无咎”着想,志愿便是守正不进。合而言之,否卦初六、六二、六三具有相同的志愿,这个志愿也涉及阴阳相应之象,但此时的“志”“应”并不引起运动,而是三爻在考虑卦时后选择了不动。

上述第三种情况显示出,王弼在“同志”问题上的模棱和变化是由《小象》决定的。《小象》作者多言“志”,王弼为了将其落实,则不得不随文而变。如升卦初六《小象》云“上合志也”,王弼便只能注为初六“与九二、九三合志俱升”(《宋本周易注疏》,第284页),盖初六与六四无应。最典型的是睽卦,从卦爻象看,睽卦初四无应,而二五、三上相应,但注文仅言初与四同志,盖仅九四《小象》“志行也”提到“志”,王弼注初九云:“处睽之初,居下体之下,无应独立,悔也。与四合志,故得悔亡。”注九四云:“无应独处……初亦无应特立。处睽之时,俱在独立,同处体下,同志者也。”该卦六爻之志各别,九二与六五相求,六三“志在于上”,唯初九与九四特立独处,在“俱在独立”“同处体下”的意义上二者同志(参见《宋本周易注疏》,第243—244页),《略例下》概括为“同救以相亲”(《宋本周易注疏》,第575页)。

由此可见,在使用和解释“同志”的问题上,爻位相应是王弼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更直接、更具决定性的是《彖》《小象》所言“志”,王弼即由此去寻找爻义中的相同之处。

事实上,王弼也隐约注意到两种“同志”的不同结果,并进行了区分。其注萃卦六三云:“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上六亦无应而独立,处极而忧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与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阴相合,犹不若一阴一阳之至(应),故有小吝也。”(《宋本周易注疏》,第281页)六三与上六无应,然上六处柔顺之体,居危而思援,二者基于共同的避害之愿而构成爻性相同之“同志”。但爻性相同之合终不若阴阳相应、相济,即王弼以阴阳异质之同志为最高原理,实则是区别了“同志”与“相应”,所谓“应者,同志之象”并不能贯通于《周易注》,这也显示出其理论上的不一致、不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同志”(异质)既是爻动发生之理、之源,并以相应为其爻象,又是爻变之目的。王弼注革卦《彖传》“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云:“凡不合,而后乃变生,变之所生,生于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为革也。”(《宋本周易注疏》,第298页)相合交通是天地之至理,人文世界的一切行为活动都当以实现此理为目的,若不合,则必当变而后合。故桀、纣淆乱天下,而有汤、武革命以顺天应人。


五、适变:爻随时变


王弼的爻变还强调爻随卦(时)变,讨论爻之动静变化必定不能脱离卦时。林丽真云:“呈显在各卦里的爻际往来,其实乃是每一时中的‘适时之变’。”(《王弼》,第99页)时变是“天文”所示之理,贲卦《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析而言之,爻随卦变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同位之爻的意义随其所处卦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明卦适变通爻》云:“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宋本周易注疏》,第568页)以泰否为例,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否卦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爻辞虽近似,然泰卦之时“天地交而万物通”(《泰·彖》),故下三爻皆得进,即以进为吉,而否卦之时“不通”,下三爻以守正不进为吉。

其二,由爻义随卦时而变可进一步抽象、推演出人文世界中的随时而变之理,并以守正为随变之原则。这也就是随卦所阐发之义,随卦《彖传》曰:“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王弼注:“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宋本周易注疏》,第136页)随之为义即在于得时、随时。孔颖达总结叹卦体例时亦提及:“四卦皆云‘时义’,随卦则‘随时之义’者,非但其中别有义意,又取随逐其时,故变云‘随时之义大矣哉’。”(《宋本周易注疏》,第131页)王弼指出,能随时而变的要点在于无偏守正,随卦初九“官有渝,贞吉”,王弼注:“居随之始,上无其应,无所偏系,动能随时,意无所主者也。随不以欲,以欲随宜者也。故官有渝变,随不失正也。”(《宋本周易注疏》,第137页)初九与九四相敌不应,心无偏私,故居随之时,其意能随时改变,且随不失正,即能在守正的原则下随时改变。

其三,明了随变之义后,在一卦的时境中,某爻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避免爻位所带来的祸害,这是更高的变化之理。革卦卦辞注:“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者也。”(《宋本周易注疏》,第297页)行为主体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来转危为安,得“无咎”乃至“吉”。这种爻变,爻辞多以“渝”言。如讼卦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王弼注:“初辩明也。处上讼下,可以改变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从本理,变前之命,安贞不犯,不失其道,为仁由己,故吉从之。”(《宋本周易注疏》,第74页)复言反、渝言变,九四本与初六相应,然在争讼的时境中,九四刚爻来犯初爻,而初六能分辩道理,故九四讼不能胜,若反从原本相应不争之理,改变其命于初六之进犯行为,则获安贞之吉。王弼亦举反例,萃卦六二注:“居萃之时,体柔当位,处坤之中,己独处正,与众相殊,异操而聚,民之多僻,独正者危。未能变体以远于害,故必见引,然后乃吉而无咎也。”(《宋本周易注疏》,第280页)萃卦卦时为聚,六二却以阴柔之体居阴柔之位,且在下卦坤体之中,意味着其行为方式是静退不聚,与卦时相违背,故有危害;如果能够变阴柔之体(柔顺的性格或行为方式)而为阳刚之体,便能以刚强之姿免于咎害;因其“未能”,故理论上还是处于危害之中,但又因其有应于九五,得五之牵引而合于聚道,故“吉无咎”;且在此过程中,六二居中守正(此为该爻的德性),以忠信为行为原则,故又可省薄荐于鬼神。这也再次说明,无论爻的行为方式变与不变,守持中正之德都是“适变”中的一条基础性原则,此与易道所推崇之中正原则相一致。

当然,爻以适变是通理,而具体时境中的或变或恒则是依理之用。变与不变本就没有定数,或居正守常,或以正随变,皆是在“爻随卦变”之理下的时之用。如归妹乃明“相终始之道”,有“恒久之义”(《宋本周易注疏》,第326页),故以守常为德,九二《小象》“‘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王弼注:“虽失其位,而居内处中,眇犹能视,足以保常也。”(《宋本周易注疏》,第327页)九二虽不当位,然其处中守常,不变其贞,能保归妹交合之道。又如中孚初九“虞吉,有它不燕”,《小象》曰:“志未变也。”王弼注:“虞犹专也。为信之始,而应在四,得乎专吉者也,志未能变,系心于一,故‘有它不燕’也。”(《宋本周易注疏》,第358页)初九以专一不变之德而合于中孚诚信之时。就爻象而言,变与不变又可视为动静之别,《明卦适变通爻》云:“动静屈伸,唯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宋本周易注疏》,第568页)卦时有吉凶之别,故爻所守之义(动静)亦当随其而变,前举蹇卦九三、上六即其证。

最后,孔颖达还替王弼阐发出了变通而后能恒久这一道理。恒卦卦辞注:“恒之为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孔疏:“恒久之道,所贵变通。必须变通随时,方可长久。”(《宋本周易注疏》,第215页)这是转述了《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义,变与恒不是对立的,而是依存转化的。困卦上六注“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宋本周易注疏》,第292页),亦以变为通和久的前提。在王弼看来,适变之理甚高深,故“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宋本周易注疏》,第297页),唯圣人能知变、适变。


结语


综上可知,王弼所谓爻变,并不是卦变意义上的变,亦即并非通过改变爻的阴阳属性而变成另一卦,而是根据爻象的运动和爻义的变化来理解爻辞。它包括爻动说和适变说两部分。爻动说指根据爻象上的应位关系来观察爻的运动趋势和吉凶,适变说强调爻义随卦时而改变,或某爻通过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来避免卦时和爻位所带来的灾凶。

就爻之运动(爻动说)而言,“往来”“进退”是其运动趋势的呈现,其基本含义是动静、居处,即“往”“进”指主体爻动而往其所适,“来”“退”指主体爻静而居守原位。至于运动的方向,在一般情况下,“往”“进”都表现为由下向上的运动,这与一卦六爻所呈现的时空序列有关;但在涉及男女婚嫁的语境中,处于上卦的主体爻的“往”则表现为向下前往应爻,以合阴阳相求、男女交感之义。运动的根源在于爻与爻发生感应,即同志是其理,相应为其象。其中,相应需要同类、异质和交通这三个条件。同志既可以是阴阳异质相应之同志,也可以是性质相同之同志,可脱离爻位的限制,比较宽泛。就爻随时变(适变说)而言,爻变首先意味着同位之爻的意义随其所处卦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其次可推演出人文世界中的随时而变之义,并以守持中正为基础原则,最后则明变化以避祸的至高之理。

在运用爻变说解《易》的过程中,王弼主要是根据《小象》的提示,尤其是“志”等字眼,并结合爻位关系来阐发爻辞所包含的义理,并落实为人事上的道德引导、教化。可以说,王弼充分地意识到了“情伪”所引起的变化的复杂性,并将“变”的思想体现在“爻变说”中,而不固守一定的法制。正因此,王弼的爻变说在解释上富有弹性,并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对于理解《周易》经传之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