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周易研究》2025年第6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简介:王嘉宝，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
韩子奇，北京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全球易学。
摘要：柯文指出美国史学界的中国近世史研究在1970年左右从西方中心观转向中国中心观。此史学转向与英语易学界从“智慧之书”范式向“历史语境之书”范式的转变过程相呼应。“智慧之书”范式指由卫礼贤—贝恩斯《周易》译本所引领、在1967年被英语大众广泛采取的哲学诠释法。“历史语境”指《周易》及《易》注产生的特定历史情境。“历史语境之书”范式的发展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起，夏含夷等人将“语境”具体化为周朝筮者每次用《周易》筮占的具体情境；90年代起，苏德恺等人将“历史语境”聚集到北宋《易》注诞生的社会语境，发展出“历史中的《易》”研究路径；1999年起，司马富探讨《周易》在中国乃至域外的流变过程，开启了世界史视角下的易学研究。
关键词：智慧之书；历史语境；夏含夷；历史中的《易》；司马富；海外易学
正文
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柯文（Paul A. Cohen）勾勒了美国史学界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转向。他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史学界在西方中心观的主导下，形成了三种主要的中国近世史研究路径，即“冲击—响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模式。然而，在1964至1974年间，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史学界对西方中心观进行深刻的反省。这种反思进而催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新研究动态。在新趋势的推动下，美国史学界开始致力于打破前三种模式所塑造的“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世史研究的新篇章。
柯文称三种旧研究模式下所“想象”出的“中国形象”是一种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偏见。在这三种研究框架中，西方总被赋予文明、发达、科学、主动发展等形象，而中国则被描绘为野蛮、落后、迷信、被动响应等形象。柯文将反思这种偏见而产生的研究倾向提炼为“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不仅是对西方中心观、欧洲中心观、美国中心观的反思，也反对以表面、单一、停滞不变、均质的视角对中国进行“想象”。他指出，“中国中心观”的新研究趋势是以内在、多向度、动态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一般认为，柯文的这一观点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对中国近世史（专指19至20世纪）的研究。但如柯文所言，“与其说它是单一、清晰的取向，不如说是林林总总研究方法的集合，我将之称为‘中国中心观’”。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理论与英语易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转向可以互为诠释，英语易学界也经历了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转向。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可分为两个变中有续的发展阶段，两个阶段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易范式。第一阶段是大量英语大众读者运用“智慧之书”的方法阅读卫礼贤—贝恩斯英译本（后文简称为“卫贝本”）第三版，以此反省越战以及西方主流价值。然而，大众读者借助东方经典来批评西方中心观的阅读行为，并非真正“以中国为中心”对《周易》进行本真的阅读，而恰恰是以中国为他者，以东方经典为工具来反思西方文明自身的弊病。第二阶段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业读者对第一阶段大众读者读法的批评。起初，这些专业学者最先接触的《周易》也基本是卫贝本，但随后他们都不再满足于卫贝本。他们都认为卫贝本塑造的《周易》形象单一、同质，于是转而采用“历史语境法”，开始探求多样、开放、层出不穷、随时变化的《周易》。从这批学者开始，英语学界才真正以复杂多元的视角对《周易》展开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先从单一的卫贝本拓展到出土文献，再到宋代多种《易》注，最后由司马富写出第一部用西方语言书写的易学史，他还开拓出跨文化视域下的易学史研究。耗时四十余年，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逐步从单一走向多元。这一研究历程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近世史研究转向彼此呼应。下文将借助柯文的视角勾勒1980—2020的西方易学发展史。
一、从“智慧之书”范式到“历史语境”范式
“智慧之书”解易范式，指以卫礼贤（1873—1930）德译本I Ging：Das Buch der Wandlungen（1924）为代表的解易范式。卫礼贤德文本是他在青岛与清朝遗老劳乃宣（1843—1921）共同学习与切磋的结晶。卫礼贤德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清代李光地的《周易折中》。《折中》原本只是庞大易学体系中的一种易学注疏集合，并不能涵盖或代表所有以往的解易方法。但在卫礼贤看来，《折中》代表着古代中国对《周易》的最佳解读。卫礼贤的“智慧之书”解易范式（“book of wisdom” approach）有两个核心特点：其一，卫礼贤不区分《周易》的本经和《易传》，不区分伏羲易、文王易与孔子易，也不区分其他时代的《易》注，更不区分程朱，他不仅认为《周易》经传是一个完全融贯不分的整体，还认为所有后来产生的《易》注也都只是在重述《周易》经传已经蕴含的智慧；其二，《周易》具有超越时间（timeless）与普遍（universal）的永恒智慧，任何时空下的任何一个人阅读《周易》，都可获得同一种智慧。这种读法在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收获了大量大众读者。
由于语言的壁垒，卫礼贤译本的影响始终未能突破德语文化圈。可喜的是，荣格垂青卫礼贤的德译本。荣格惊喜地发现《周易》能佐证自己的共时性理论，因此敦促自己的学生贝恩斯夫人将其翻译成优美流畅的英文。该译本于1950年出版，荣格亲自作序，后被称为卫礼贤—贝恩斯本。然而1950年初版的售价过高，导致销量并不理想。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降低成本与售价予以再版，才使得卫贝本在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销量。在1967年，卫贝本第三版终于迎来了市场机遇。第三版的面世恰逢其时，当时美国正处于反越南战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以及反科学主义的嬉皮士运动之中。这场运动中的美国青年尤其厌恶西方中心观，他们纷纷转向东方，寻找新的价值。中国的《周易》、日本的禅宗以及印度的佛学，一并成为了他们追寻的对象。嬉皮士青年认为，《周易》的东方智慧能够批评并克服西方的局限，这种观念引发了卫贝本的热销。卫礼贤的“智慧之书”范式与荣格的心理学读易方法一时间成为了主流的读易范式。荣格认为《易经》对“机运”与“偶然事件”的探讨，与西方科学强调的“因果律”相反，而与“共时性理论”高度契合。他说：“共时性原理却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概率而已，它蕴含更多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客观的诸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的心理状态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换言之，《易经》与卜筮的过程能够将个体的心理状态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过程超出了因果律的解释范畴，须借助“共时性理论”才能得到理解。“智慧之书”范式与荣格的心理学解易方法在美国迅速流行起来。嬉皮士运动的浪潮延伸至欧洲，又催生了贝洛的法译本，欧洲也掀起了“易经热”。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英语读者，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专业读者，首次接触到的《易经》基本都是卫贝本。茹特（Richard Rutt，1925—2011）曾高度评价：“自首个德文本《周易》问世以来，二十年间，再无其他西方人为《周易》做出过如此意义非凡的工作。卫礼贤的德译本于1924年出版以来，成为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译本，而这个译本自身也几乎成为了一部经典。”由于一般的英文读者无法阅读中文原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大众读者中形成了一种文化误解与信息偏差，他们以为读卫贝本就等同于读《周易》本身。但随着专业学者对《易经》的阅读越发深入，他们不再满足于“智慧之书”范式或荣格的心理学解易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文学界的专业读者开始反对“智慧之书”读法，他们认为解易范式将复杂多样、蕴含多种可能的《易经》变成了单一、空泛、脱离历史语境的《易经》。何茂康总结道，为回应超时间与脱离历史语境（timeless and without context）的“智慧之书”路径（the “book of wisdom” approach），专业学者开始明确强调特定时间与特定“历史语境”的解易范式（historical approach）。
“历史语境”解易范式的开展一分为三，累层推进：第一支是以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为代表的文字学与出土文献学路径，始于20世纪80年代；第二支是以苏德恺（Kidder Smith）、艾周思（Joseph A. Adler）为代表的“历史中的《易》”路径，始于1990年；第三支是以司马富（Richard Smith）为代表的“易学史及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易学”路径。尽管都采用了“历史语境”的研究范式，这三支对具体“语境”的选取却各不相同。文字学与文献学的研究聚焦于周朝时每一次使用《周易》进行卜筮的具体语境；而“历史中的《易》”则选取了开放且多样的宋代文人对《周易》的独特理解作为其研究的具体语境；司马富则更进一步，他不仅集合了前面两拨学者关于“经”和“注”的研究成果，完成首部用西方语言撰写的易学史，还将研究范围从中国本土易学史推扩至域外语境，在世界史语境下探讨易学。
采用“历史语境”的学者都不满意卫贝本对经文、传文与注释不加区分的做法，也不接受仅用《折中》来代表纷繁复杂的易学系统的做法。“历史语境”的解易范式严格区分经、传、《易》注以及《周易》在域外文化中流变的新样态。三支流派的学人都致力于从多维度的视角探索《周易》的多变性、丰富性、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二、英美文字学与文献学径路
学界一般将英美文字学与文献学解易方法的起源追溯到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但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一方法才蔚然成风。美国汉学家夏含夷198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周易〉的编纂》率先为整个方法路径奠定了讨论框架。尽管孔士特（或译为孔理霭，Richard Alan Kunst）如今已不再活跃于学界，其1985年的博士论文《原始〈易经〉：文本、注音、翻译与索引，附有简单评注》提供的《周易》本经的英文全译，至今仍被英语学界广泛援引。英国学者茹特2002年出版的《变化之书〈周易〉：一部青铜时代文献的翻译，附有导论及札记》再次推广了这一方法在英语学界的使用。夏含夷持续发力译介出土文献，1997年出版了马王堆帛书《周易》英译本，2014年出版的《〈易〉的出土——近期出土的〈易经〉文献》向英语学界译介上博简《周易》、王家台简《归藏》与阜阳简《周易》，2022年出版《〈周易〉的起源与早期演变》，将其四十多年的易学研究全部整合于一书。
三位学者共同奠定了文字学与文献学在解易研究中的基础方法。三位学者都对卫贝本“超越时间的普遍智慧”乃至传统经学的解易方法持批评态度，转而接受顾颉刚、李镜池、高亨等中国学者的“经传分观”态度，运用古文字学与文献学方法，努力还原出《易经》作为周朝卜筮记录的原初意思（original meaning）。为此，孔士特1980年到北京大学拜谒高亨，1983年还曾到华南师范学院与李镜池的学生会面。那么，“还原周朝卜筮记录的原初意思”具体指什么？其实就是要将这些文字还原为发生在周朝的卜筮记录，每一次卜筮活动针对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所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也是独特的记录。原初意思与延伸意涵相对，延伸意涵是后人将留存下来的卜筮记录抽出卜筮的语境，对文字进行经典化、哲学化或抽象之后，延伸发展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这些哲理涵盖了宇宙论、本体论与伦理学等领域。
三位学者都认为后来延伸出来的哲学不是周朝卜筮记录所要表达的最初意思，而《折中》与卫礼贤的“智慧之书”则是后来延伸出来的“哲学诠释传统”发展的巅峰形态，是他们共同批评的对象。茹特如此评价卫礼贤1923年的译本：“在近十年间，考古学和语文学在古代中国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新进展，这些研究表明卫礼贤翻译的《易经》实际上被一些与《易经》自身时代根本不相符的哲学理论所束缚和扼杀了。”
夏含夷严格区分“卜筮文本”的本经与“哲学文本”的“十翼”，他将这一区分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得淋漓尽致。他强调只有把《易经》的文字（text）放回到当时具体的“筮占情境”（divinatory context）当中，才能明白文本的原初意思（original meaning）。他认为这些文本是当时占筮者借用占筮仪式来表达自身行动意图（Divination as Expression of Intention）的记录，即利用卜筮的仪式来表达“我要做什么”“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有一个行动意图”“我决定要做什么”。这些意图都是超善恶的，不涉及道德判断或道德规劝。夏含夷认为从“十翼”开始，《周易》被用来劝诫人们“应该如何合道德地行动”，这偏离了《周易》最初的筮占功能，不再是《周易》的原初面貌。孔士特同样秉持“卜筮”与“伦理”的二分观点，他说：“尽管《易经》诞生的社会不太关注道德上的对错或善、真、美，但是当时的社会尤其关注什么是生活仪式中的正确行动与准确时机。这些仪式在文本中有所反映，即祭祀与相关步骤。”也就是说，孔士特也认为卜筮仪式并不是为了某个道德意图而进行的。
夏含夷认为，既然筮占者每次通过占卜来表达的行动意图各异，自然会留下不同的卜筮记录或诠释，甚至不同贞人采用的卜筮方法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便解释了为何出土文献与通行本《周易》在文本上存在差异。他特举一例，若用道德哲学观点来解释通行本《周易》的经文，会遇到诸多难解甚至矛盾之处，例如为何有些六二作为阴爻，在哲学诠释中常被理解为柔弱的臣子，却仍可能得出“吉”的结果？他说：“那些将《周易》重构为卜筮之书的学者在面对（六二得吉）这种矛盾时就不会觉得困惑，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占辞本就源自不同占者在不同时刻的卜筮，其中一些占者诠释《周易》的方法各异，更有一些对卜筮本性是什么就存在分歧。而那些试图在某一爻中寻找得吉或得凶普遍原则的学者，实则是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他们更多是从哲学角度，而非早期卜筮语境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夏含夷认为，哲学化的通行本《周易》已然成为了一个静止且僵化的文本，而《易经》相关的出土文献中出现的版本异文与一字多义现象，才能真实反映出用于卜筮的《周易》的开放性、不稳定性、多义性、流动性与未完成性，这些才是“易”之生命力的体现。他进一步说道：“我推测古代的筮占者早已认识到字义是可变且可换的，他们在创作《周易》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这一特性。”当《周易》从卜筮转向哲学时，其“易”的特性也随之被消解了。
三位学者都认为，用于占卜的《易经》本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形成与开放的文本，而所有脱离卜筮活动的诠释都只是抽象、固化、封闭的解读。“筮占”与“哲学”这两种易学传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筮占所留下的文本在每一次应用中都有所不同，这些文本可被视为开放文本（open text），而“哲学”（特指自《易传》以来的哲学诠释体系，包括卫贝本所倡导的“智慧之书”观念）则提供了僵化文本（closed text）与固化智慧。夏含夷著述最多，其易学著作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即他对由“十翼”所开启的哲学性解读持排斥态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拒绝接受《左传》将“元亨利贞”解释为“四德”的观点；他同样拒绝将乾卦的“六龙”阐发为有德君子人生不同阶段的道德品质的观点，而是从天文星象的角度来解释“六龙”。总之，把握他们对超善恶的“筮占记录”与追求道德的“哲学—智慧之书”的绝对二分，就能同时把握夏含夷、孔士特、茹特的整体诠释取向。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通过文字学与文献学方法找到《易经》的“原初意思”，并不意味着要找到时间上最早出现的文本，也不是要在所有与《易经》相关的出土文献中找到一种一贯的、不变的理解。我们不能将夏含夷的研究简单地理解为“为《易经》提供一个单一的翻译和诠释定本”。实际上，他是针对每一个新出土的文本，深入剖析这些看似静止的卜筮文字原本所代表的一次次不同的卜筮意图。正是这些每一次都随着卜筮者个人意图变化而变化且与道德无关的卜筮活动本身，构成了他视野中《周易》文本最“原初”的意思。
三、“历史中的《易》”径路
1990年，《宋代对〈易经〉的运用》一书正式发行，这标志着“历史中的《易》”（Yi in history）研究路径的开端。采纳这一路径的学者主要有苏德恺、包弼德（Peter K. Bol）、艾周思、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韩子奇、何茂康（L. Michael Harrington）。这批学者与前一批学者一样，都想打破卫贝本与《折中》的束缚。他们着力阐明宋代易学内部的分化与多样性，尤其是程朱易学的差异。与此同时，他们致力于超越“程朱易学”的单一主干，探索更为广阔多样的易学分支。
在《宋代对〈易经〉的运用》一书中，苏德恺、包弼德、艾周思与董怀特分别针对苏轼、邵雍、程颐、朱熹的《易》注撰写了相应章节。他们要说明，宋代不只有程朱易学，四位易学家借助注《易》开创出四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并绽放出四种迥异的生活方式，就连程颐易学与朱熹易学也有差异，不应混同。
1994年，林理彰推出了王弼《周易注》的首个英译本。他试图让读者认识到宋易以前的易学权威是以王弼《周易注》为基础的《周易正义》，以此来打破卫贝本与《折中》的束缚。林理彰虽然未能翻译《周易正义》全文，但他在完整地翻译王弼注以后，在每一卦后都附上了篇幅颇长的尾注，为读者细致地辨析王弼、韩康伯、孔颖达、程颐、朱熹等人易学观点的异同。这种处理有两层特殊意义：其一，在当时没有《周易正义》《程传》与《周易本义》的英文全译本的情况下，林理彰的译介能带领英文读者领略魏、唐、宋易的异同；其二，他在尾注中对程子与朱子的不同理解进行的辨析，实际上就是对卫贝本的拆解和批评，针对的是卫贝本没有区分程朱易学或不同的《易》注，将所有注家混为一谈的根本问题。林理彰的译介至今都是英语学术界了解唐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典范性著作。1997年，林理彰发表了《宋代对〈易经〉的运用》书评，首次清晰地总结了“历史中的《易》”范式的方法要旨。他说：“有多少个诠释，就有多少个版本的《周易》，《周易》本身的文字太深厚与晦涩，以至于这些文字的义涵完全依赖于《易》注的诠释。”意思是无须关注稳定单一的“经”，而应关注变化多样的“注”。这一说法在英语易学界颇具影响力，至今仍屡被援引。
2005年，韩子奇的著作The Yijing and Chinese Politics： Classical Commentary and Literati Activ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960—1127出版。他旨在突破传统易学哲学史或经学史的研究框架，将宋代的《易》注视为理解宋代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士人心灵的重要历史文献。《宋代对〈易经〉的运用》一书仅选取了两宋时期的四位易学家进行有限的展示，韩子奇则意在推进并修正这一研究方法，试图铺开宋易的多样性。他侧重于分析同一时期不同《易》注之间的横向关系，将北宋时期分为初期、中期与晚期三个阶段进行论述。在初期，他选取了胡瑗（993—1059）、李觏（1009—1059）、欧阳修（1007—1072）作为对照组，讨论他们在面对北宋初期的政治与文化语境时提出的不同主张；在中期，他选取了张载（1020—1077）与司马光（1019—1086）作为对照组；在晚期，则选取了程颐（1033—1107）与苏轼（1037—1101）作为对照组。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们都秉持着自觉的主体意识，这无疑是他们的共性，然而，由于北宋初期、中期与晚期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他们面临着具体的困境，需要针对具体时代和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解答方案。易学家们通过书写《易》注的方式，紧跟时代问题的变化，积极地提出自己改变社会的独特方案。这些著作彰显出每一位易学家有别于同时期学人的“个性”与“主体性”。近年来，韩子奇更进一步地运用了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方法，将“历史中的《易》”路径诠释为文本、时间与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易经》的意蕴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展开，具体化为“一人一经”甚至“一瞬一经”的动态过程，说明每个易学家的易学思想也在随时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学界就不再满足于以《折中》为底本的各种英语译本（尤其是理雅格本与卫贝本）。夏含夷、孔士特等人译介本经以及出土文献也都是要与《折中》相区别，然而，直到2020年，英语学界才真正完成了程颐《周易程氏传》和朱熹《周易本义》的全本英译工作，也才真正对这两部著作的独立性与特质性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周易本义》译者艾周思三十余年来一直深耕朱熹易学，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2014）与朱熹《易学启蒙》（2012）、《周易本义》（2020）的首个英文全译本。他一直尝试理解朱熹复杂而庞大的易学体系，探索朱熹的卜筮易学与理学哲学的关系。在艾周思看来，朱熹是多向度的，有象数易学家朱熹，又有提倡占卜的朱熹，还有理学家朱熹。《程传》译者何茂康可谓该路径的新进学者，他在2019年出版了首个《周易程氏传》英文全译本，并一语中的地指出：“《程传》对现代读者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大部分英文翻译与中文版本都以程朱易学为基础。学习《程传》能够让读者看到当代的理解（比如理雅格或卫礼贤译本）的历史依据何在。”何茂康的翻译风格独树一帜，他刻意避免采用现有的译本，声称自己的译法是为了将程颐的原意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两位学者独立翻译的《程传》与《周易本义》是两部独立自足的译作，不再是“同质”的程朱易学译作。这两部译本的先后问世，为英语易学界奠定了新的文本基础与研究框架，是英语易学界突破《折中》的标志。
四、易学史与跨文化比较易学径路
苏德恺、林理彰、艾周思等学者，为英文学界引入了多样化的宋代易学著作，极大地丰富了英语世界的易学资源。然而，英文学界在汉、元以及明清时期的易学著作译介方面，仍存在较大的空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司马富率先填补了这一空缺，他将夏含夷等人对“经”的研究与苏德恺等人对“注”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史”的研究，从而使得英文学界的易学体系在经、注、史三个方面渐趋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模。
司马富也反对卫礼贤译本，他指出：“在西方广泛流传的一种观念认为，《周易》具有超时空性与普遍性，这一观点由极具影响力的德国传教士兼翻译家卫礼贤所倡导。但这一观点不仅不充分，而且具有误导性。”司马富采用开放的文本研究方法，这一立场在他多年的学术成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99年，司马富做了一系列易学史讲座，讲稿整理出版为《探索宇宙，为世界建立秩序——〈易经〉在中国的发展》（2008）。2002年，他在世界易经大会上发表了《全球视角中的〈易经〉：几点思考》。2012年，他又出版了《〈易〉的传记》，全面勾勒了《周易》从本土到域外的传播历程。
司马富在其著作《探索宇宙，为世界建立秩序》中明确指出，在他之前，西方学界尚未出现用西方语言撰写的全面而系统的易学史。而他的这部作品至今仍然是唯一一部西文易学史，堪称西方易学史上的里程碑著作。此书也是英语读者学习易学史的必读书籍。
正是前两支学人对“经”与“注”的研究成果为司马富提供了丰富的易学资源，使他得以撰写出英语世界第一部完整的易学发展史。他在这部著作中特意指出自己接受孔士特、夏含夷、林理彰的翻译。他对林理彰的译文尤为赞赏，认为林理彰的译文具有跨度最广、术语使用前后一贯、学术态度严谨以及购买渠道便捷等几个优点。在援引林理彰译文的过程中，司马富若觉得有必要进行修改，他便会同时附上卫礼贤的译文，以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
在这部易学史著作中，司马富聚焦于中国易学在各个朝代中所展现出的复杂分化现象。他并不会推崇宋代易学或忽视元代易学，而是毫不吝啬地赞美《周易》在各个朝代都同等充分地展现了其开放性、创造力、活力、多样性，以及破旧立新、文化多元与兼收并蓄（eclecticism）等显著特点。不同于传统易学哲学史或经学史著作，司马富进一步将易学史置于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视域下进行研究，追溯《周易》在世界范围内的演变轨迹及其在跨文化语境中展现出的文本活力。他在行文中直接穿插了中国易学与西方文化激荡碰撞的过程。例如，在“元明易学史”一章中，他以李贽与传教士利玛窦的相识为引子，先勾勒出西方科学知识随利玛窦传入中国的历程，再叙述方以智将易学象数学与经耶稣会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融会贯通的尝试。在“清代易学史”的“康熙时期的易学家”一节中，司马富先叙述李光地《周易折中》的相关内容，随后又直接将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的易学穿插其中，阐明了白晋如何将《周易》与西方宗教传统关联起来。司马富的这种写作方法具有显著优点：其一，它能使英语读者直接把握到《易经》与西方相遇和互动的过程，从而拉近读者与易学的距离；其二，这种叙述手法将中西文化差异并置而不是简单对立，尤其能够向英语读者传递《易经》具有对古今中外各种知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
总体而言，司马富的易学史研究为英语读者全面地揭示了中国经典《周易》的开放性特质。一方面，《周易》展现出强大的文化穿透力，能够跨越不同地域和文明界限，不断被其他文明吸纳并实现本土化；另一方面，《周易》又具备吸收异质文化的包容性。然而，尽管司马富完成了一项具有奠基性的工作，但他未能全面而细致地考察《周易》在全球范围内所触及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它在每一次思想交流中所激发出的深刻共鸣与碰撞。
结语
采用“历史语境之书”范式的三支学人均为海外易学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奠基者与推动者。聚焦式地回顾英语易学界从“转向历史”的范式转变到“历史语境”一分为三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全面把握英语学界在研究易学时所持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及其存在的弊病具有重要意义。在卫贝本流行之初，西方青年曾以中国作为他者之镜，以此来反思西方的弊病。而“历史语境”的三支则都转向了中国中心论，将《周易》视为一部开放的文本，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其随时变义、多元、多层次的特性。其中，文字与文献路径与“历史中的《易》”各有其专攻领域，前者专注于“经”的早期形成，后者则专注于《易》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司马富撰写易学史奠定了基础。司马富又进一步将中国易学史置于世界易学史的背景之中，以《周易》为镜，映照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历史语境”的这三支发展路径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不仅丰富了易学研究的内涵，也为我们观察和体悟周遭世界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和独特的路径。
（说明：本文英文版收录于Sigurðsson， G.， Hon， Tk. （eds）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and Readings of the Yijing. Chinese Culture， vol 15. Springer， Singapore，英文版内容以本文为基础并有所拓展深化，同时针对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学术语境做了调整。本文已获得该版本在中国地区的发表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