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周易研究》2024年第4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简介:黄黎星，福建南安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摘要：俞樾《卦气直日考》《卦气续考》所论有三点历法问题值得辨析。其一，他将四正卦值配节气之起点由“二至”“二分”改为“四立”，从而使四正卦分值四时之六节气，避免了“跨历两时”的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于文献依据及考辨上欠妥，而且消解了四正卦初爻配合天文历法之关键节点的蕴意。其二，俞樾以阴阳爻画数阐释卦气说中六十卦的排列次序，此说有学术价值，但不能作为“改正”四正卦配值节气的证据。其三，俞樾认为卦气值日“惟京房之说为最密”，或存在观念上的误区。评价卦气值日法，需要明晰学科定位、主体立场。京房的“卦气值日法”本质上是模拟天文历法数的“逆推求合”，尽力使六十卦之赋值精切合乎天文历法之数；僧一行的《卦议》则是在天文历法的主体立场上引用易学的卦气说。
关键词：俞樾；卦气；历法；四正卦；值日；京房
正文
俞樾的易学著述除了《周易平议》《易贯》《艮宦易说》《玩易篇》《邵易补原》《八卦方位说》《易穷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等，尚有专门讨论卦气说与天文历法关系的《卦气直日考》一卷、《卦气续考》一卷。《卦气直日考》卷首曰：“卦气直日之说，出于纬书，讬之孔子，儒者弗信也。虽然，扬子云，西汉大儒，而以《太玄》准《周易》，有八十一首，岁事咸贞之说，则知卦气直日西汉经师固有此说矣，视后世以先天图分配节候者，固当胜之。因考诸家之义著于篇。”其全帙，第一考四正卦，第二考十二辟卦，第三考六十四卦次序，第四考公辟侯大夫卿之名所自始，第五考每卦六日七分之说，第六考京房之说，第七考北齐天保历之说。对俞樾此著，柯劭忞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纬书》义既艰深，文字又多讹夺，樾诠辑详明，务使初学易了。京房六日七分之说，与‘天保历’，依《易通统轨图》言之说，僧一行虽言之，然略而不详，樾分别异同，并列图于后，亦便于初学之寻览。张惠言疑一行所谓京氏注者，传京氏者失之，又疑齐历之谬，皆不及俞氏之审细矣。至谓卦气直日，西汉经师固有此说，视后世以先天图分配节候者，实远胜之，尤不刊之论也。”此评价较高，也合于实情。《卦气续考》卷首曰：“余著《卦气直日考》已刻入《曲园襍纂》矣。湖楼静坐研究其义，则前考固有未尽者，盖于四正卦分直四时，既不能正旧说之误，而四正卦外六十卦之次第亦不能推阐其故，则仍觉其襍乱无章，未足见古人所取之精也，于是复有此说云。”此帙分两部分，一论四正卦，认为“四正卦皆跨历两时，不得其正”，并加以改正；二论六十卦，通过统计四时所属各十五卦的阴阳爻数，以明其间阴阳消长变化合于“二至”“二分”。柯劭忞《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异议（主要针对改正四正卦所值配节气），评曰：“樾著《卦气直日考》，以为不能正旧说之误，又不能推阐六十四卦次第之义蕴，乃复作此篇以补之。樾不信卦气起《中孚》之说，谓《易纬·乾元序》为后人所掇拾，不足依据。乃本《稽览图》定四正卦所直之节气，分直十二月；又以六十卦分直十二月，其余四卦，以《坎》《离》所属十五卦直冬、夏至，《震》《兑》所属十五卦直春、秋分。诋旧说四正卦皆跨历两时，不得其正。然如俞氏新义，四正卦既分直十二月矣，又各有属卦以配二分二至，得勿蹈叠床架屋之讥乎？”今人对俞樾易学的研究较少涉及此二《考》。林忠军教授在《周易象数学史》第三册中对俞樾的易学著述与成就展开了全面论析，并设专节讨论了《卦气直日考》《卦气续考》的内容，所作论析皆允当。因此，关于卦气说的背景知识、资料来源、诸说异同，以及俞樾所作的考辨分析等，笔者不再赘述。本文仅就俞樾所论涉及的三点天文历法问题进行阐释分析。
一、俞樾改正四正卦值配节气起点实不可取
俞樾考辨四正卦，于《卦气直日考》引《易纬》之《稽览图》《乾元序制记》，又于《卦气续考》再引而作辨析，其结论是：《稽览图》“但言冬至在坎，春分在震，夏至在离，秋分在兑，未尝言冬至在坎初爻，春分在震初爻，夏至在离初爻，秋分在兑初爻也”，《乾元序制记》“乃后人于各纬书掇拾而成，未足据也”，四正卦如此值配二十四节气，“皆跨历两时，不得其正”。（《卦气续考》，第365-366页）具言之，俞樾认为，历来四正卦值配节气，以坎卦值配从冬至到惊蛰六节气，其中冬至、小寒、大寒属冬，立春、雨水、惊蛰属春，这是“跨历两时”，震、离、兑同理，所以说是“不得其正”。于是，俞樾“依《稽览图》，定四正卦所直之节气”如下（参见《卦气续考》，第366页）：
坎北方卦直亥子丑三月，初至上分直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震东方卦直寅卯辰三月，初至上分直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离南方卦直巳午未三月，初至上分直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兑西方卦直申酉戌三月，初至上分直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表面上看，如此改动，则四正卦各值春夏秋冬完整的六节气，形制整齐，避免了跨历两时。此诚如林忠军教授所评，可成一家之言（参见《周易象数学史》第三册，第1917页）。然而，需要辨析探究的是，此一家之言是否合理允当，是否可取。笔者的观点是，俞樾此“改正”并不恰当，也不可取。
《易纬·稽览图》虽未明言“坎初六直冬至”等等，但亦未明言“坎初六直立冬”。俞樾在《卦气续考》中说《乾元序制记》“乃后人于各纬书掇拾而成，未足据也”（《卦气续考》，第365-366页），然其《卦气直日考》曾说“《四库提要》谓后人于各纬中分析以成者。然则其书虽伪，其说自真也”（《卦气直日考》，第96页）。四正卦值二十四气，《易纬》、汉易家之说乃至历法家所引，历来皆以“坎初六直冬至”至“兑上六直霜降”为定例，未尝有异说。遽然以《乾元序制记》“未足据”遂否定各家各类所一致认同之说，于文献依据及考辨上欠妥。
俞樾此“改正”，其观念的核心是认为四正卦值二十四气，不应当跨春夏秋冬四时，而应各管一时六气，如此规整才合情合理。此观念也容易获得“常理”上的赞同。但实际上，从天文历法规则（节气的测定与计算、岁首及月份安排、阴阳历配合的章法）来看，俞樾的“改正”反而是不合理、不可取的。简要地说，俞樾未能细察历法发展的历程和某些要点，片面地顾及四正卦与“四时”配值的所谓“完整性”，反倒失去了四正卦各初爻配合天文历法之关键性节点的特别蕴意。
古代历法经历了从“观象授时”到“治历明时”的漫长发展进程。凭借《尚书·尧典》的某些片段文献，《春秋》记载的零散历法内容，战国、秦汉时期的典籍如《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历书》《史记·天官书》《汉书·律历志》等，结合考古资料，今人可以大体钩沉、寻绎古代历法发展的进程。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颁行的《太初历》，是现今留存的第一部有完整系统数值的历法，体现了古代历法发展的时代成就，它所确定的许多制历规则影响深远，甚至沿用至今。而汉易卦气说，是易学象数体系及其延伸的占验系统学说，体现了对当时天文历法成就的尊重与吸纳。就节气的测定与计算而言，“二至”“二分”是最早被测定的日行黄道轨迹的节点，“二至”“二分”在天文历法上的标志性、关键性、重要性，远大于“四立”。“四立”在“二至”“二分”之后被测算，分为“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左传·僖公五年》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四正卦各初爻对应并值配冬至、春分、夏至、秋分，作为节点的意义更重大，也更有天文历法的明晰依据。天文历法发展演变的历程，还存在“岁首”规则的变化，所谓“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岁首规则不同。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曰：“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其指出“岁始”有四种含义：第一，冬至是最早被测定的时间节点之一，具有重要的天文历法标志性意义，“产气始萌”，指阳气（白昼）逐渐回复（增多），以冬至时刻为年的起点，便于计算一个历法年的长度，《史记·历书》就是以它为起点的，所以冬至日是历算上的岁始。第二，腊明日，即腊八的次日，是一个祭祀周期的开始，这一天“人众卒岁，一会饮食”，这是新的祭祀年的初岁。第三，正月旦，指的是由“王者”制定颁行的历法的正月初一，称为岁首。在中国古代，“定正朔”本就是王权的标志与体现。第四，立春日是“四时”的终始点，司马贞《索隐》说：“谓立春日是去年四时之终卒，今年之始也。”简明地说，岁首有四种：一曰回归年，以冬至日为岁首；二曰祭祀年，以腊明为岁首；三曰历法年，以正月一日为岁首；四曰节气年，以立春为岁首。以此观之，俞樾执意于以坎初六值立冬，泥于后世程式，未必妥当。节气本依据太阳黄道周期而定，属于“阳历”系统，而古代历法是阴阳合历，需照顾日躔月离的配合，因此需要置闰。在数值上，先秦时期已明确了十九年七闰的“章法”，《淮南子·天文训》已言及后世所谓“章”“蔀”“纪”“元”。二十四气分“节气”和“中气”，节气十二：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四立”（“启闭”）属于节气；中气十二：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二分”“二至”属于中气。《太初历》确立的置闰规则是：“时所以纪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朔不得中，是为闰月。”这一规则，沿用至今（至清初《时宪历》使用定气法时才有微调，但原则仍不变）。依此规则，置闰年份及其前、后年（涉及置闰月份不同），“四立”未必都在亥、寅、巳、申之月，如俞樾去世前一年（1906），是年有闰四月，立秋在六月（未月）十九，与“兑西方卦直申酉戌三月”前后有差；立冬在九月（戌月）廿二，与“坎北方卦直亥子丑三月”前后有差。仅此，可知俞樾“改正”后所求的“齐整”，不可得矣。
二、对俞樾以六十卦阴阳爻数解说值日的评判
俞樾《卦气续考》又考辨六十卦，引“《易纬·稽览图》曰：小过、蒙、益、渐、泰（寅）；需、随、晋、解、大壮（卯）；豫、讼、蛊、革、夬（辰）；旅、师、比、小畜、乾（巳）；大有、家人、井、咸、姤（午）；鼎、丰、涣、履、遯（未）；恒、节、同人、损、否（申）；巽、萃、大畜、贲、观（酉）；归妹、无妄、明夷、困、剥（戌）；艮、既济、噬嗑、大过、坤（亥）；未济、蹇、颐、中孚、复（子）；屯、谦、睽、升、临（丑）”，并解说道：“按以六十卦分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次第如此，自来莫有能详其义者。扬子《太玄》八十一首，始中终养以准《周易》之始《中孚》终《颐》，次第悉与此合。然扬子八十一首必讬始于中，盖泥乎卦气始《中孚》之说。”俞樾又辨析说：“谓卦气始《中孚》可也，因卦气始《中孚》而谓《坎》卦之直月即始乎是，不可也。余既定四正卦所直之节气，于是此六十卦之义始有可言矣。”（《卦气续考》，第366-367页）他统计了由艮至临的十五卦的阴阳爻数，得出“阳爻三十五、阴爻五十五，阴爻多于阳爻二十”（《卦气续考》，第368页）的计算结果；同样，他又对小过至夬的十五卦、旅至遯的十五卦、恒至剥的十五卦的阴阳爻数进行了统计，得出的推论是：
右六十卦以最下一列观之，即十二辟卦也。其上诸卦非有他义，直取阳爻阴爻之数以寓阴阳消长之象，而为寒暑往来之候耳。《坎》所属十五卦阴爻多于阳爻者二十，《离》所属十五卦阳爻多于阴爻者二十，故为冬夏至；《震》《兑》所属各十五卦阴阳爻适等，故为春秋分。（《卦气续考》，第367页）
此说甚辩，且引《易纬·稽览图》文及注，呈现数值上的规则性。六十卦分值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的次序排列，不仅见于《易纬·稽览图》，亦见于《魏书·律历志》所载《正光历·求四正术》、《新唐书·历志》所载“卦气七十二候图”。其含义，清初学者黄宗羲曾做过分析解说，称：“《太玄》之释卦序，自辟卦之外，无不以其名为义也。”黄宗羲又作《六日七分卦序解》，以简明的文字解说六十卦意涵，如：“《中孚》（冬至）万物萌芽于中……《解》（春分）阳气温暖，万物解甲而生……《贲》（秋分）贲为文，阴升阳降，故文见而贲。《未济》（大雪）阳将复而未济。《蹇》阴极阳生，故为之蹇。《颐》阳得养而复……《咸》（夏至）阳极阴生，感应之理。”
黄宗羲此说，颇具理蕴。俞樾未取此义，而以考察、计算阴阳爻画数立说，可谓其睿识、发明，于理解六十卦次第之数理意蕴有贡献。然而，细析之，这也不能成为俞樾“改正”四正卦值配节气之说的直接证据，六十卦次第及其分属与四正卦各爻值配二十四节气，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俞樾强调此说，是为其“改正”之说增加附属材料，实际上或可不必。而且，俞樾所得之结论，落实于“二至”“二分”的节气，恰又证明了“二至”“二分”作为天文历法节点的重要意义。柯劭忞所言“四正卦既分直十二月矣，又各有属卦以配二分二至，得勿蹈叠床架屋之讥乎”与笔者所评，意义可相通。
三、俞樾认同京房值日法在观念上的误区
《卦气直日考》对“每卦六日七分之说”进行了考辨。俞樾称，其说“卦与日并尽，是亦数之至简而明者也”。但他又提出疑问，认为当每卦所余七分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致使该卦越出所属月份而跨入临近之月：“每卦余七分，自《中孚》至《泰》十二卦，余八十四分，依日法逾一日有奇，而《泰》侵卯矣。”“古法既湮，今亦莫得其说。”（《卦气直日考》，第98页）对此，林忠军教授评论说：“事实上，十二月虽然递相连接，但每卦所余七分不容相混，每月五卦所余日数亦相互区分。只要不混合计算，卦与卦、月与月便不会越位，某月之卦绝不会跨入另一月。”（《周易象数学史》第三册，第1922页）笔者赞同林忠军教授的评判，不再赘述。
通过考察和计算，俞樾认为卦气值日“惟京房之说为最密”，并作详细阐释曰：“《唐书·历志》僧一行《卦议》曰：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卦气直日考》，第98页）俞樾详列各卦所值日数，解说称：“如此则《中孚》《解》《咸》《贲》四卦无余分，以其所余之七分已入四正卦也。《晋》《井》《大畜》《颐》四卦各余十四分，以其所直止五日也。四卦余五十六分，其余五十二卦各余七分，为三百六十四分，合之为四百二十分，适合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数。”（《卦气直日考》，第100页）其具体数值，林忠军教授曾加解说，甚是精细，可参看。（参见《周易象数学史》第三册，第1920-1921页）俞樾说，由于京房卦气值日“其数多寡不齐，故僧一行以为观阴阳之变，错乱不明”，但他辨析说：“然《稽览图》曰：四时卦十一辰余而从，注曰：四时卦者谓四正卦坎离震兑，四时方伯之卦也。十一辰余者，七十三分而从者得之一卦也。此数语正文注文均不甚可晓，然明有七十三分之说，则疑割七十三分以归四正卦。古说本如此，非京氏所创也。”（《卦气直日考》，第100-101页）
按，《唐书·历志》所载僧一行《卦议》说：“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止于占灾眚与吉凶善败之事。”北魏《正光历》将卦气说引入历法，成为历法的一个项目。北魏《正光历》、北齐《天保历》等，都依据纬书《易通统轨图》，对孟喜之说做调整改动，“其说不经”，不可取。一行认为：“当据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涸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末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易》爻当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节，直全卦之中。”可见，僧一行《卦议》否定京房、《正光历》、《天保历》等的变动安排，完全恢复西汉孟喜的卦气说体系，即：从冬至起，卦气起中孚，中孚卦初爻当冬至日。坎离震兑四正卦主二十四气，每爻一气，其初爻主二分二至，即坎初爻主冬至、震初爻主春分、离初爻主夏至、兑初爻主秋分，四正卦不值日，其余六十卦均值日。
俞樾不同意僧一行对京房卦气值日法“其数多寡不齐”“观阴阳之变，错乱不明”的批评，一是因为可以在数值上求出“无余分”的结果，二是因为《易纬》中有“十一辰余”“七十三分”等语（虽然含义难以通晓），似留存“古法如此”的证据。
笔者敬佩俞樾精细计算的较真精神，但同时也注意到，俞樾之认同京房值日法或存在观念上的误区。对于易学与天文历法相交融的问题的认识，实际上需要进行学科定位的鉴别，这是无可回避、不可混淆的，否则极易产生评判上的混乱。就俞樾此论所涉及的问题而言，笔者认为，京房的卦气值日法，学科定位应是易学，体现了易学象数及义理对天文历法学内容的引用和吸纳，即极力变通其法，将六十卦赋予数值，再进行分配，使之符合历法之数。历法的制定则自有其规则，需要“验在于天”，协调配合日躔月离之数，同时又需要某种规则下的齐整性，方能“以前民用”。卦气值日的易学模式从根本上说，只是对天文历法的吸收、模拟。总体上看，六十卦的“六日七分”，尊重了日行黄道回归周期（年）数值（365.25日），但历法如何分配四时、月份、大小月，并顾及月相变化朔望周期的置闰数值与置闰规则，以及后来发现的“日行盈缩”的观测与计算，都不是易学卦爻象数模式能够解决的问题。京房“卦气值日法”的分割、调配，是在已得出可“验在于天”的天文历法数基础上的“逆推求合”，所谓“惟京房之说为最密”，本质上是“逆推求合”模式及数值恰当而已，但绝不能将它等同于天文历法之“真数”。反之，僧一行《卦议》所论，是在天文历法体系的主体立场上对易学卦气说模式的引用，这决定了《大衍历》对易学模式的借用、融摄，以天文历法的数值、规则为基础。今天，我们评价孟喜与京房及其他“卦气值日法”孰是孰非时，需要明晰分辨学科定位、主体立场。
因此，相比“惟京房之说为最密”，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京房的卦气值日法，通过分割，尽力使六十卦之赋值精切合乎天文历法之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