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周易研究》2024年第6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简介:赵中国，河南信阳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易学哲学、儒释道形上学。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内蕴着深厚的生成逻辑，其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然要求；凝练于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智慧结晶；聚焦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需求。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根本保证、关键举措、精神力量、目标任务等方面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原则方法和发力方向，在引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彰显出深刻的人民性、伟大的实践性以及鲜明的开放性等独特理论品格。

关键词：《周易》；易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新发展；哲学创作

正文

本文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易学能够为中国哲学新发展作出贡献的基础条件是什么？确切地说，我们并非强势声称易学势必要作出什么贡献，而是要说明易学如果能够作出一些贡献，那么贡献得以产生的前提基础是什么。显然，这种指向基础的探讨有利于夯实基础进而促进易学作出贡献，并且能够避免武断之嫌。在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需要一些必要的分疏。

首先，我们的视角是着眼于中国哲学新发展，而非中国哲学研究。研究不等于发展，研究的外延要宽泛得多，整理国故是一种研究，梳理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此类研究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但严格来说，此类研究并非发展。对传统哲学问题提出系统的新解释，或系统地解决新时代所产生的哲学问题，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体系化特征，方可说是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显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哲学研究都属于中国哲学新发展。本文基于中国哲学新发展的视角展开论述，并不探讨中国哲学研究的其他问题。

其次，我们需要明确哲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中国哲学新发展需要哲学学者通过哲学创作来完成。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说出文学创作、艺术创作等词语，却极少使用哲学创作这个概念。但如果缺乏浓厚的创作兴趣、强大的创作能力、明确的创作目标、持之以恒的创作实践，那么中国哲学学界可能会出现哲学创作阙如的局面，而在缺乏哲学创作的学界环境中，哲学学者又如何能够完成中国哲学新发展这个时代任务呢？所以，具备哲学创作精神与开展哲学创作实践应当是当代哲学学者的自觉使命。

基于以上的认识前提，本文展开三项思考并提出相应主张：第一，易学是中国哲学新发展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第二，在中国哲学新发展中，易学并非唯一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三，只有通过哲学学者的哲学创作，易学才能真实焕发新生。

一、易学是中国哲学新发展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

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这是不能被否定的历史事实：《周易》与易学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反过来塑造着中国传统文化，《周易》不但具有卜筮功能而融入民俗文化之中，而且作为内蕴天人之学的天人之书，它还体现着古代哲人对于天人存在根源的深沉思考，并同时塑造着古代士人的思想世界，所以《周易》具有“五经之首”的地位。中国哲学新发展不能建立在舍弃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周易》是不能被束之高阁的基本经典之一，易学是不能被视若无睹的重要思潮之一。我们在此并不希冀全面讨论《周易》和易学，而是要提出《周易》和易学内蕴的六种重要思想，从而展示易学哲学的深奥与价值。这六种思想是：生生哲学、太极哲学、乾坤哲学、神道论、道性论、道器论。

就生生哲学而言，它是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精髓。儒学是仁学，但在没有经过特别诠释的情况下，仁只是一种就人而言的价值观念，而仁如果要成为一种普遍化的价值，那么作为人道核心的仁概念就需要具有宇宙本体论意蕴。正是生生概念使仁概念实现了这种意义飞跃。生生是天德，生生之德呈现出来即是仁。因为有了生生概念，万物一体之仁才能够成为具有宇宙本体意蕴的价值理念。所以有生生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仁学就能够既温暖如春，又坚实无比。并且，一位学者只有深切肯认了生生理念，才可以说他不但认同了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且对于宇宙存在有了一种正面的不因模糊而困惑的理解。这是因为印度原始佛教以及后世的部分佛教有另外一种理解：无生与空。基于印度原始佛教生即苦的价值理解，佛教徒通过灭尽诸苦以实现彻底的解脱。这种解脱需要相应理论来说明和论证，需要相应修行来完成，而佛教徒遵循这种解脱逻辑最终归于无生之寂灭。佛教当然也是一种能够自圆其说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潮。但追问宇宙存在真理的哲学学者会刨根问底：宇宙存在的本质究竟是生生还是无生与空？两种观念并存当然也是一种理论选择，但这只是包容了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要切实地解决问题，相关学者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也无法忽视生生哲学。

就太极哲学而言，它发端于《易传》并经过历代易学家的诠释而具有丰富的内容。太极概念具有三项深邃的意义，所以在中国哲学场域中占据难以被替代的地位。这三项意义是：第一，《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传》）的经典表述，赋予了太极宇宙本源的意义，这属于宇宙生成论意义；第二，在历代易学家进一步的诠释中，太极和卦象、万物之间存在关系，由此关联着一多问题，从而赋予了太极宇宙本体的意义，这属于宇宙本体论意义；第三，更进一步，在传统天人之学的视域中，具有宇宙本体意义的太极概念与孔子一贯思想、《中庸》性道思想、程朱理学思想相结合，又具有了人生论的意义。经过这三步紧密相关、层层推进的诠释，太极就从《易传》的一个概念，发展为具有严整逻辑的内蕴天人之学的太极哲学。周敦颐的哲学正是太极哲学的一个典型。所以不知太极与太极哲学，严格来说则不知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深层思想逻辑。

就乾坤哲学而言，它的意义不只是乾坤两卦在《周易》卦序中占据前两卦的位置，还因为乾是纯阳卦、坤是纯阴卦，从而具有了相索而生其他六卦的父母卦意义，但这两点意义毕竟局限于卦序和卦象方面的形式特殊性。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有以下四点：第一，乾坤不再只是被视作乾坤两卦，而是基于其卦象形式的纯粹性特征，进一步会通了阴阳概念与阴阳哲学，并形成了以乾坤为基本概念的宇宙生成论；第二，基于乾坤的宇宙生成论意义，在内蕴价值之维的天人之学视域中，乾坤又进一步具有了天地之性德的意义；第三，当乾坤既内蕴天地性德又具有生成万物的意义，此时可以看到作为易学核心精神的生生正是由乾之大生、坤之广生来加以表现的，所以乾坤哲学与生生哲学紧密无间；第四，因为乾坤体现着生生大德，并且中国传统文化有尊天贵阳即尊乾之义，所以进一步产生了具有天人本体意蕴的乾元论。由此四项重要意义可见乾坤哲学的丰富内涵，以及它之于生生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学者不知乾坤，则不但不知六十四卦，而且不知易道，不知天人之学所内蕴的思想结构。

就神道论而言，它体现着深沉的宇宙存在本源思考。《易传》之“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与“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传》）两句虽然看似简单明确，但是放在一起却反映了先哲的天道追问已经达至问无可问的根源处。因为宇宙存在根源的存在特征只能是这样的状况——测与不可测的一体两面（亦可说知与不可知的一体两面）。可测、可知，这是有象、有数、有形的一面，用《易传》作者的话语来讲即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不可测、不可知，这是无象、无数、无形的一面，用《易传》作者的话语来讲即是“阴阳不测之谓神”。常人皆知可测与可知的一面，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形象的世界中，但殊不知如果没有了“阴阳不测之谓神”的一面，形象的世界不但无法发生也无法存在。而《易传》作者在易学视域中基于易学概念体认到这一点，并且用精要的语言表述出来，实可谓作出了跨越时代的贡献。这个道理直到现在也不落后，我们在量子力学中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并且它永远也不会落后，因为可测可知与不可测不可知形成一体两面，的确是宇宙存在的基本存在特征。

就道性论而言，它来自于《易传》的经典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传》）。《易传》的道性论与《中庸》的性道论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互相媲美的经典思想，它们共同构成对于天人性命相贯通问题的诠释。《易传》与《中庸》皆据天—人结构立言，在天为命，在人为性，是以命性之间天人得以贯通，这就成功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存在基础。《易传》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庸》“率性之谓道”之道是据性之道，是本质亦天道的人道，但天道究竟具有何种内涵？《中庸》没有说，而只是把天道收摄在“天命之谓性”之“天”字中，而这个问题恰恰被《易传》作者解决了，此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当然，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据阴阳之道而能继善，答案在于人能够自觉秉承乾坤性德。所以《易传》与《中庸》相辅相成地彰显出一个简明的天人之学思想结构。

就道器论而言，它来自于《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上传》）的命题。它据形而论道器这对概念，已经形成了明确的道器反思，奠立了中国哲学直接以形上学指谓道论的思想传统。但因为《易传》没有进一步详细阐发，所以后世哲学家结合“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而做了不同的诠释，从而又产生了“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和道即阴阳变化之道这两大理解方向。道器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它包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究竟如何理解事物的本质与事物的关系？第二，人生价值之道究竟如何呈现在现实人生中？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否则在先哲那里就不会产生诸种分歧。道器关系所包含的两个问题是不会过时的根本问题，直到今天相关学者依旧需要针对道器论做出自己的解释，否则在宇宙存在和人生的根本价值这两个问题上还是会存在根本困惑。

上文扼要提出了《周易》和易学内蕴的六种重要思想，并且加以简单讨论。可以发现，这六种思想都是关于宇宙与人的根本问题，虽然它们出现在两千年前，但永远不会过时，基于此，易学必然是中国哲学新发展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如果有学者对此视而不见，那么只能说明他们搁置了对宇宙与人的部分根本问题的反思。

二、在中国哲学新发展中，易学并非唯一的重要思想资源

易学是中国哲学新发展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但易学并非唯一的重要思想资源。遑论中国传统哲学包括儒释道三大思潮，即就儒学而言，也有两套经典的说法，即十三经与四书五经，而《周易》只是其中一经，所以易学只是先贤思想世界的一个面向。当然，因为《周易》是天人之书，所以它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不能因此漠视经典系统的整体性和思想世界的复杂性。否则，我们就会犯下片面理解甚至是误解传统文化和先贤思想世界的错误。质言之，只从易学出发去推动中国哲学新发展，无异于舍弃四通八达之衢而自居于一隅。这种思路和行为不但无法真正完成中国哲学新发展，而且也不符合曾经的历史事实。针对性地考察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数位典型易学家的情况，我们会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比如著名易学家周敦颐。他所撰作的《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虽然简短，但已经自成体系，此尚可说是基本立足于易学的作品。但问题在于，周敦颐的思想后来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又撰写了《通书》。在《通书》的思想视域中，周敦颐已经在太极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乾元（诚）学。而在乾元（诚）学视域中，乾元与诚可以互释。“乾元”固然是易学基础概念，但“诚”得以成为一个基础的哲学概念，主要在于《中庸》的相关诠释，况且《通书》还体现着明显的《论语》思想渊源。既然成熟期的周敦颐哲学已经明显体现了易学、《中庸》学和《论语》思想这三重视域的融合，我们又如何能把周敦颐只视为易学家？

又如著名易学家邵雍。虽然他是典型的易学大家，其思想体系之学理本质是太极象数学，但除了太极学和象数学之外，其学术思想中尚有《诗》学、《春秋》学以及《尚书》学。如果只有易学，邵雍何尝能有皇帝王伯说？何尝能说出“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为得矣”之语？何尝能说出“《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皇极经世》，第1225页）之语？何尝能说出“庄周雄辩，数千年一人而已”（《皇极经世》，第1225页）之语？何尝能说出“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由径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亦难乎”（《皇极经世》，第1232页）之语？邵雍的确是易学大家，但把邵雍只看作易学家是很成问题的。事实是，邵雍学术固然主要立足于易学，但整体上也受到了儒学诸种经典乃至老庄之学的深刻熏陶。

再如著名易学家来知德。虽然目前的多种中国哲学史叙事中不见来知德踪迹，但在易学哲学史中，来知德大名鼎鼎。现代学者需要注意这个特别而又真实的现象：固然来知德说“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贤立言不容不自任类如此。德因四圣之《易》千载长夜，乃将纂修《性理大全》去取于其间，更附以数年所悟之象数，以成明时一代之书”，据此可见来知德对于自己的易学有豪气干云之自信，但我们翻开来知德作品集就会发现，他首先是一位标准的大儒，然后才是一位易学家，其《弄圆篇》《格物诸图》《大学古本》《入圣功夫字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解》等作品凝聚着他对仁学的真实体贴，饱含了他对程朱陆王之学的各种见解。所以，如果只以易学视角考察来知德，只把来知德定位为易学家，那么不但没有准确解读来知德的思想世界，而且是中国传统儒学史叙事的一大损失。

总之，固然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易学贡献甚多，固然在对中国哲学新发展的展望中我们希望易学焕发新生，但相关学者应当既立足于易学，又具有睁大眼孔看向经典世界的宽阔心胸。当然，不能因为传统经学有整体性，就要求现代学者如经学大师郑玄一样去研究所有基本经典，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只是要指出：考量到在中国哲学发生发展过程中诸种经典融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现实性，考量到在中国哲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儒释道三家思想互相影响的现实性，只关注一种经典的研究方法是难以产生积极效果的，基于此，现代哲学学者应当立足于易学，同时打开心胸和研究视域，沿着必要的解决问题的线索，不故意回避，而是展开相应的面向其他思想资源的学习和研究，从而夯实产生中国哲学新发展思想成果的基础。

三、只有通过哲学学者的哲学创作，易学才能真实焕发新生

上文首先扼要考察了易学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这些内容说明易学在中国哲学新发展中是一项重要思想资源，其次指出在《周易》与易学之外尚有其他诸种经典与思潮，所以哲学学者不能只是着眼于易学，否则会闹坐井观天的笑话。但这两项考察所讨论的内容只是中国哲学新发展的思想理论前提，而中国哲学新发展的实现还需要相关哲学学者笃实的哲学创作。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着眼于“哲学学者的哲学创作”这个关键点并阐发之，同时在相关环节指出易学的价值与意义。

（一） 中国哲学创作的理想特征

提出“中国哲学创作的理想特征”是为了更好地创作，是为了创作更好的思想成果。它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哲学创作需要在兴趣的基础上展开。与兴趣相对而言的是任务。兴趣来自创作主体，基于兴趣的创作是主动与持久的，是充满灵感的，是精彩的。而任务来自于外界，基于任务的创作也会产出相应成果，但这些基于任务的成果与产生自兴趣的成果相比，可能会少了很多精彩。

第二，中国哲学创作需要融合经典资源视域、思想对话资源视域、宇宙存在与人类社会视域、现代文化视域等四种视域。中国哲学新发展是“中国哲学”的新发展，中国哲学是新发展的主体。没有对包括《周易》在内的中国哲学诸种经典的研究，是不可被称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新发展的。思想对话资源视域是指先哲思想视域。但先哲思想视域要被激活，则需要现代学者通过研究先哲作品来与先哲展开思想对话。必要的思想对话资源视域是很重要的，它能够深化现代学者的思想。如果思想对话资源视域是薄弱的，那么现实的哲学研究很可能会产生重复的甚至是今不如昔的思想成果，若如此，又何谈新发展呢？但即使具备了经典资源视域与思想对话资源视域也是不够的，因为仅以两者为前提，只能造就忠实的学习者。忠实的学习者可能缺乏透彻的哲学心得，难以推动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哲学新发展需要哲学学者直面宇宙存在与人类社会，并且通过强大的追寻真理的兴趣与深思来深化对于宇宙存在与人类社会的理解，从而产生具有哲学品格的思想体系。更进一步，哲学学者尤其要具备现代文化视域。中国哲学这一概念指谓着中国的哲学。虽然它产生于古代中国，却不能把它限定为中国传统哲学。须知，中国传统哲学也是先哲对于他们身处的社会与文化展开深沉反思的成果。所以，如果中国哲学创作不具有时代精神和现代文化内涵，那么这种哲学实践很可能是老夫子的喃喃自语，自大却不能解决真实的现实问题。

第三，中国哲学创作需要解释宇宙存在根源问题，具有形上学思想空间。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反形上学的思潮，这也影响了中国哲学学界。如果着眼于学术所见、学术兴趣和思想研究选择自由，反形上学当然有其道理、价值与意义。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回避而且要充分重视形上学思想空间。这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学理本质是天人之学，在天人之学思想结构中，天学（对于宇宙存在根源的探讨）与天人性命相贯通处事实上都属于形上学畛域。抛开形上学思想空间的哲学创作固然是某种哲学创作，但无法被称为“中国哲学的新发展”。

第四，中国哲学创作需要自觉中国道统。当我们说“中国哲学创作需要解释宇宙存在根源问题”时是在说道论，而自觉的道论与自觉的历史意识相结合就会产生道统意识。北宋儒学复兴以来，虽然不同学者对道统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道统意识本身是深入人心的。现代学者需要清楚的是，道统不但是道论在历史中的投射，它展现出道论具有历史渊源而非凭空臆造，而且因为道统展示着在数千年历史洪流中圣贤之学赓续不断，从而使学术具有了神圣庄严的意义。而学术的神圣庄严意义不但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能够为学者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伟大特征。

第五，中国哲学创作成果应当成为人们消解困惑、滋养心灵和安顿精神的思想选项之一。学术固然有自乐的功能，但学者不能停留在自乐之域，否则，学术不具有社会意义。相关学者需要自觉追问中国哲学创作所应当具有的社会意义。在现代学术场域中，学科专业划分已经非常具体，具体学科专业的知识体系与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已经非常强大，但在消解困惑、滋养心灵和安顿精神方面，哲学的确是不二之选。有志于中国哲学创作的学者们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该具有深厚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自觉通过哲学创作实践以建构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思想体系，而这样的思想体系应当研究与呈现宇宙存在的存在特征以消解困惑，指谓与体证天地性德以滋养心灵，展现出既贯通古圣道统又具有现代内容的思想世界以安顿精神。质言之，中国哲学创作在为现代世界提供思想智慧的中国方案。

（二） 哲学创作的实践过程

如同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真正的哲学创作从来都是个体化的创作，但具有个体化特征并等于否定普遍化特征，这是因为，既然哲学创作的本质是新思想的产生，那么新思想产生的必要基本过程就是哲学创作的普遍化过程，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哲学创作实践过程的五个关键环节。

第一，博学。博学对于中国哲学创作尤其必要。因为对于某些现代部门哲学而言，站在哲学问题前沿并展开深思，或许就能够有认识与解释的突破以形成新的思想。但是，中国哲学有其特殊性。这在于它是绵亘三千年的哲学，它内含的哲学问题、话语体系、思想结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并非如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通史那样，需要面对几乎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但即使透彻把握一个中国哲学问题，完整把握一个中国哲学思潮，也需要踏实的广泛的学习。如果没有博学的基础，那么相关学者在进行中国哲学创作时，很可能因为缺乏准确坚实的传统哲学思想背景，而往往以自己的想象代替原汁原味的相关知识。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忌：这不是中国哲学，这是臆想的中国哲学。

第二，深思。严格来说，深思在当下的中国哲学学界是稀缺品。这可能和当下中国哲学学界流行的哲学史研究范式有关。但问题正在于此：如果一直是哲学史研究范式一尊独大，而中国哲学学界又缺乏足够的宽容和勇气以培育和发展出具有深思品格的哲学研究范式，那么中国哲学的新发展又如何能够实现呢？哲学的新发展不是指哲学史书写的新发展，而是指既有传统哲学内蕴，又有新时代维度，展现了一种通彻性思考并能够解决部分宇宙与人生问题的思想体系的出现。而通彻性思考即由深思获得，其深至宇宙存在根源，深至人性存在本质，深至五千年人类文明史发展规律。唯有如此，学者之思方能达至通彻之境。但功夫不可躐等，“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第三，会通。会通不只存在于中国哲学创作过程中，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就包含着会通各种知识碎片的环节，只是认识的会通是常人认识过程中的自然会通，而现在要讨论的会通是学者在中国哲学创作过程中自觉展开的关于重要思想的会通。中国哲学创作的会通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如果以儒释道为大思潮的典型，那么三大思潮的重要思想观点需要会通；第二，三大思潮内部的重要思想观点需要会通，比如儒学内部理学思潮与心学思潮之间的同异需要被解释；第三，传统哲学观念与现代文明视野之间需要会通。会通并非为了形式上的整齐，而是为了消解矛盾造成的思想杂乱。会通既是深思的体现，又能够推动思想进一步迈向深邃，这是因为能够实现会通的思想与会通前的诸种思想相比，具有更深阔的结构。

第四，解释。哲学是解释的学问。前文所列的博学是解释过程，深思是解释过程，会通也是解释过程。在此讨论的解释主要指自觉的全面的解释。哲学从困惑开始，通过解释才能解除困惑，而只有全面与深透的解释才能消解关于宇宙与人的根本困惑，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安身立命的作用。在解释的过程中，学者通过概念形成命题，命题表达了学者对于宇宙与人的理解，理解是复杂而非单一的，是立体的而非扁平的，所以哪怕是某位学者初步完成了自己的哲学解释，其哲学解释也会展现出来一个由系列命题组成的思想结构。这个思想结构虽然在形式上是思想的结构，但并非来自于臆想，事实上它蕴含着某种研究视角下的宇宙与人之理，并且也正因为反映着宇宙与人之理，所以哲学思想才具有消解困惑的作用。中国哲学在理性解释之外尚有默识维度，但默识维度只是天人之学所内蕴的维度之一，而非天人之学的唯一维度或基础维度。事实上当我们说“哲学”与“学”这两个概念的时候，理性解释的前提与作用已经毋庸置疑。忽视解释的学术因为过于浓烈的个人色彩和主观色彩，不具有公共性与普遍性。

第五，凝一。凝一是学者凝聚出来的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体证意义的成果。就理论意义而言，凝一是立足于复杂思想结构之上的简约，比如程朱理学虽然内容繁富，但天理一词为归约之地，阳明心学亦有其思想结构，但良知一词是最终归宿。但是，中国哲学从来不只是思想理论，它还是“人学”，具有体证意义。在体证的视角下，凝一是学者在无惑之后，对此学此道的体贴与心得。严格来说，如果没有凝一，那么至少说明会通和解释还没有完成，同时也说明学者还没有和孔子以来的“一贯”精神产生思想共振。关于凝一以完成“一贯”，宋明道学思潮中的诸位大儒多有自己的体贴与阐发，而来知德的一段话尤其发人深省，其曰：“一者，无欲也。无欲则我此身一团天理，无意、必、固、我之私，如精金一般，再无一点铜，如美玉一般，再无一点瑕，渣滓浑化，所以谓之一。一字本是理，但我无欲而纯是天理，故不谓之理，谓之‘一’。既一，则‘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所以遇亲则孝，遇君则忠，遇友则信，可以见南子，可以应弗扰，可以去猎较，即天地有太极，而物各付物矣。又譬之神仙家说，养成一粒粟米丹，穿山透海也是此一粒丹，腾云走雾也是此一粒丹，骑龙驾凤也是此一粒丹，点铜变铁也是此一粒丹之意。”当今中国哲学学者当知中国哲学有此境界，并且应当是内蕴现代文明之维的此种境界。

结语

本文已经展示了易学为中国哲学新发展作出贡献的三项基础性思考，现在回到具体的社会时空。就中国哲学研究所需要的社会发展条件而言，目前很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学者们的生活较为富裕而不用为衣食操心，在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的社会环境中，中西学术交流较为自由，国家领导人具有强烈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多个方面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中国哲学学者群体不应该继续满足于“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研究范式，而应当具有推动与实现中国哲学新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可喜的是，经过多位著名学者的努力，二十年来已经有了一些创新发展的成果，但就中国哲学整体状况而言，已经取得的成就尚不能说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更况且，目前的中国哲学创作还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哲学创作的思想成果如何同时具备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深思的哲学品格、现代文明维度和对话西方哲学的能力这四项重要的特征？可能只有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方能说中国哲学的发展步入了一个繁荣的新境界。而易学也只有在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过程中大显身手，方能说为中国哲学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只有通过哲学学者笃实的哲学创作实践，这一历史任务才能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