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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效雷]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辩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时间:2005-06-25     点击次数:

                                                杨效雷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073)
    摘要: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清代学者崇尚考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比较令人信服
地考证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并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此考据成果
及其考据过程值得学人给以足够的重视,予以充分的关注。古人将“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
两种图式托名“河图洛书”以自重,今人大可不必如此。
    易学发展至宋,流传出了“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和“戴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两种图式。朱熹郑重地将这两种图式置于其《周易本
义》卷首,将“一六居下”的图式指为河图,将“戴九履一”的图式指为洛书,于是这两种图式
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易学殿堂,甚至于认为“若非此则无以明《易》”。 “河图”“洛书”之名虽
然屡见于文献记载,但仅有其名,而并无其形。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河
图洛书”,缺乏实证,空口无凭,但由于朱熹的权威地位,和之者众而疑之者寡。怀疑者的意见
反被斥为“怪妄之言”,而淹没在一片谴责声中。清代学者崇尚考实求真的学术精神,不因权威
之言放弃对历史真实的探究。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学者相继著书立说,指出“一六
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并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从而在中华易学史的长
卷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一、 黄氏兄弟和毛奇龄的考辩
    清朝从先秦文献入手,首先向所谓“河图洛书”发起有效攻击的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
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中,黄宗羲一一分析了《周易·系辞上》、《尚书·顾命》和《论语
·子罕》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在此基础上指出,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
绝不可能是“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他说:“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
而已。六经之言‘图书’凡四:《书·顾命》曰‘河图在东序’;《论语》曰‘河不出图’;
《礼运》曰‘河出马图’;《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由是而求之‘图书’之
说,从可知矣。圣人之作《易》也,一则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再则曰‘仰则观
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此章之义正与相类。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者,
仰观于天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俯察于地也。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
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阨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
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顾命》西序之‘大训’,犹今之祖
训;东序之‘河图’犹今之黄册,故与宝玉杂陈。不然,其所陈者为龙马之蜕欤?抑伏羲画卦之
稿本欤?无是理也。孔子之时,世莫宗周,列国各自有其人民土地,而河洛之‘图书’不至,无
以知其盈虚消息之数,故叹河不出图。其与凤鸟言之者,凤不至为天时,图不出为人事,言天
时、人事两无所据也。若‘图书’为画卦叙畴之原,则卦画畴叙之后,河复出图,将焉用之?而
孔子叹之者,岂再欲为画卦之事耶?观于《论语》,而‘图书’之为地理益明矣。《礼运》出于
汉儒,此可无论。扬子曰‘众言淆乱,则折诸圣经’。文既如是其明显,则后儒之纷纭徒为辞费
而已矣。”[1](卷一)黄宗羲以河图洛书为图经地志的说法,仅为猜测而已,后来受到胡渭
的批驳,但其认为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绝非“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的观
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宋以来认定“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河图的人常引《周易·系辞》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为证,认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
意思是“一与六合,二与七合,三与八合,四与九合,五与十合”。黄宗羲之弟黄宗炎对此质疑
说:“然何以知其上下左右中之位置,又何以知其为图也?苟随声附和,不绎夫至理大道,似乎
洋洋大观,倘按节而求之,据实而思之,其格格难通者多矣。”[2](河图洛书辩)
    在《图学辨惑》中,黄宗炎谈了自己对“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这两句话的理解。他说:“大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不过言奇偶之数,未尝有上下左右中之位置也。曰‘天数五,地
数五’,不过言一三五七九为奇,二四六八十为偶,未尝有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配
合也。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不过言奇与奇相得合之而成二十有五,偶与偶相得合之而成三
十,未尝有生数成数及五行之所属也。以此为河图,绝无证据。”[2](河图洛书辩)
    宋以来认定“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洛书的人称此图式为“神龟献禹之文”,并说“禹得之而
陈《洪范》,《洪范》篇中序列九事,造为九宫以奉之”。黄宗炎对此辩驳说:“洪者,大也。
范者,法也。犹言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盖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条,安取乎戴九履一、左三右
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乎?”[2](河图洛书辩)
    受其兄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炎也认为河图洛书为后世之图经地志。他说:“河图洛书乃地理
方册,载山川之险夷、壤赋之高下与五等六等班爵授禄之制度,若禹贡王制之类。特因儒者好为
神奇,愈作怪妄,愈失真实矣。”[2](河图洛书辩)
    黄宗炎还分别探究了“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的思想渊源。关于“一六居下”
的图式,黄宗炎认为其源于“老氏守中之义”。关于“戴九履一”的图式,黄宗炎认为其源于
“老氏虚中之义”。最后,黄宗炎总结说:“‘图书’也者,守中与虚中也。……要皆陈氏借端
汉儒,阐发增益,藏其吐纳烧炼之微意,实非画卦赐畴之正义。士君子果能观象玩辞、观变玩
占,则‘图书’之星罗棋布者,真可屏诸稗谐之林,于《易》《范》奚取焉!”[2](河图洛
书辩)
    黄宗羲只是指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非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但却
没能指出这两种图式的渊源。黄宗炎指出这两种图式源于老子的“守中”和“虚中”的思想,然
而缺乏文献依据,仅为推论而已。毛奇龄则明确指出“一六居下”的图式源于郑玄对《周易·系
辞》中“大衍之数”的注释,而“戴九履一”的图式则源于《易纬·乾凿度》中记载的太乙行九
宫法。
    毛奇龄说:“凡欲指人之非者,必先得其人之所以非,而后可从而正之。如仅曰是非,则我
所非者,彼以为是,无如何也;仅指其非而不能实指其所以非,则我所非者,彼终以为是,无如
何也。”[3]因此,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毛奇龄分别考证了“一六居下”的所谓“河
图”与“戴九履一”的所谓“洛书”的文献渊源。
    关于“一六居下”的所谓“河图”,毛奇龄说:“间尝学《易》淮西,见康成所注大衍之
数,起而曰:‘此非河图乎?’则又思曰:‘焉有康成所注图而汉代迄今不一引之为据者?’则
又思曰:‘大衍之数见于李氏《易解》者,干宝、崔憬言人人殊,何以皆并无河图之言?’则又
思:‘康成所注大传,其于‘河出图’句既有成注,何以反引入《春秋纬》文,而不实指之为大
衍之数?’于是恍然曰:‘图哉!图哉!吾今而知图之所来矣。抟之所为图即大衍之所为注也,
然而大衍之注之断非河图者,则以河图之注之别有在也。’大衍之注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东,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阳无偶,阴
无配,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
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而大衍之数成焉。’则此所为注,非即抟
之所为图乎?康成但有注而无图,而抟窃之以为图。康成之注即可图,亦非河图,而抟窃之以为
河图,其根其底,其曲其衷,明白显著,可谓极快。”[3]
    毛奇龄学《易》读到郑玄对“大衍之数”的注释后,发现郑玄对“大衍之数”的注释如果用
图式来表示,分明就是“一六居下”的所谓“河图”。如果“一六居下”的图式果真是先秦文献
所记载的“河图”,那么郑玄注《周易·系辞》中“河出图”时完全可以明确指出“所谓河图即
揲筮所称大衍之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但是郑玄注《周易·系
辞》中“河出图”时却引《春秋纬》说:“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
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与大衍之数判然两分,毫不关联,可见,宋以后传出的“一
六居下”的图式绝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宋以后传出的“一六居下”的图式很可能是
宋人根据郑玄对“大衍之数”的注释而绘制,并伪托以“河图”之名。
    接着,毛奇龄又分析了自宋迄明,始终没有人发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他说:“然而赵宋元明
千年长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说有二:一则世之言河图者亦皆知大衍之数,然第以为河图之阳二十
五点,河图之阴三十点,与大衍之数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数相合已尔,而
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为水为火、能方能圆、有单有复、按之可为形、指之可为
象,则河图有之,大衍不得而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数其为形为象原自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长
夜一;一则魏晋以后,俗尚王学,而郑学稍废。其所遗注,第散见于《易》《诗》《书》《三
礼》《春秋》疏义及《释文》《汉书》《文选》诸所引注,而迄无成书,故唐惟李鼎祚略采其注
于《易解》中,而其在他书则惟王氏应麟复为汇辑而补于其后。此在刘、邵言《易》时皆未之
见。今抟得其说而不言所自,或亦转得之他人而并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则冥冥矣其长
夜二。”[3]
    毛奇龄认为,自宋迄明,始终没有人发现所谓“河图”源于郑玄的“大衍之数”注的原因有
二:1、所谓的“河图”之数与大衍之数吻合;2、郑学不被重视,湮没无闻。毛奇龄的分析是有
道理的,但是笔者认为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那便是迷信权威的思维定式。所谓“河图”之数与
大衍之数吻合,可以有两种可能:1、大衍之数源于所谓“河图”;2、所谓“河图”源于大衍之
数。大多数人之所以习惯于认可前一种可能,而不去深思后一种可能,是由于官学权威朱熹的
《周易本义》认为,“一六居下”的图式就是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远古时期的河图。
    关于“戴九履一”的所谓洛书,毛奇龄说:“今之洛书则易纬家所谓太乙下九宫法也。”
[3] 太乙下九宫法是一种术数,《易纬·乾凿度》中有对太乙下九宫法的比较详细的叙述:
“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当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乙,故《星躔》曰‘太乙、天
乙主气之神’。其下行八卦,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天数以阳出,以阴入。
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之言无偏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
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所行半矣,遂息于中央之
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又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而从艮宫,艮,少男
也;又自此而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升于紫宫。”[4]
(卷下) 
    毛奇龄指出,《易纬·乾凿度》中的这段文字如果用图式来表示,分明就是“戴九履一”的
所谓洛书。如果“戴九履一”的图式果真为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洛书,那么,九宫就是洛书,
《易纬·乾凿度》绝不会在九宫篇后又引《洛书》“摘六辟日以建纪者,岁也”之文。因此,毛
奇龄说:“康成之注衍数而别释河图,与易纬之创宫法而另引洛书,二者正相符矣。”[3]
   “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本不是河图洛书,却被误认为河图洛书。朱熹以“一六
居下”的图式为河图,“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洛书,而宋刘牧在其《易数钩隐图》中却以“戴九
履一”的图式为河图,“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洛书。对“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的
误认和争论,缘于没有找到原作者。如果找到了原作者,就应以原作者的说法为准,毫无争辩的
余地。毛奇龄以两则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毛奇龄说:“昔有拾枯鱼泽中而以为神也。丹
雘而享之,曰:鲍君神。然不禁遗鱼者之还见之也,趣使烹食,而人争为神不已。遗鱼者曰:
‘此固吾所遗之物也,而神也乎?’邻有购鼎者误得一釜而争之,或称三牺,或称九牢,终岁不
决,乃就范者而咨之。范者曰:‘此非吾所制五熟釜乎?’购者尚争曰:‘五熟岂无鼎?’曰:
‘五熟固有鼎,而吾所制非是也。’而于是争者始息。”[3]
    拾枯鱼者误以枯鱼为鲍君神,购鼎者误以釜为鼎,犹如宋以来人们误以“一六居下”和“戴
九履一”两种图式为河图洛书;所购之鼎,或以为“三牺鼎”,或以为“九牢鼎”,犹如刘牧、
朱熹之争;五熟有釜亦有鼎,犹如宋以来人们误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河图
洛书自有一番道理。但一经原作者指出其误认,则误认者唯有更正自己原先的错误认识,断无再
做强辩之理。郑玄不以“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河图,《易纬·乾凿度》作者亦不以“戴九履一”
的图式为洛书,因此,“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绝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
书。毛奇龄说:“此无他,则以遗鱼者与范釜者皆其物之所自来。他可争,此不可争也。”
[3]
二、胡渭的考辩
    在黄宗羲、黄宗炎和毛奇龄的基础上,胡渭进一步从七个方面对河图洛书加以考辩。
1、论伏羲作《易》之本不专在“图书”
    关于伏羲作《易》之本,《周易·系辞》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
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
万物之情。”根据《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记载,胡渭指出,伏羲氏创八卦是根据对天地万物的
观察,而绝不仅仅是根据对河图洛书这一种事物的观察,后世把河图洛书作为八卦的唯一来源,
实在是大谬不然。他说:“河图洛书乃仰观俯察中之一事,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
非也。”[5](卷一)
2、论天地之数不得为河图
    关于天地之数,《周易·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胡渭认为,在《易传》之中,凡言数都是从蓍的角度谈的,与五行五
方、天地生成、河图洛书毫无关系。他说:“其曰‘五位’者,即五奇五偶,非指天数之中五。
一三五七九同为奇,二四六八十同为偶,是谓‘五位相得’。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
八,九与十,一奇一偶两两相配,是谓‘各有合’。于五行五方曷与焉?于天地生成曷与焉?于
河图洛书曷与焉?”[5](卷一)
    胡渭认为,如果天地之数果真为河图的话,孔子完全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家:“此河图也”,
何必故为廋词隐语,使天下后世之人百端猜测呢?况且,孔子在言天地之数章后谈及河图时,与
“神物变化垂象”相提而并论之,从文气来看,河图与天地之数绝非一物。他说:“使‘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果为伏羲所则河图之象,夫子何难一言以明之曰‘此河图也’,而顾廋词隐语,使
天下后世之人百端猜测邪?至其后章,虽言河图而与洛书并举,且与神物变化垂象比类而陈,文
势语脉遥遥隔绝,又安见此河图者即前五十有五之数邪?”[5](卷一)
3、论五行生成之数非河图并非大衍
   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毛奇龄曾指出“衍数河图截然两分,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
胡渭非常赞赏毛奇龄的“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的论断。他说:“‘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
画’二句,真千古格言。”但是,胡渭又认为,毛奇龄把五行生成之数和大衍之数混为一谈是值
得商榷的。他说:“顾其说犹有不尽然者,余不可以无辨。谨案:大衍者,揲蓍求卦之法也。大
衍之数出于天地之数而非即天地之数。盖天地之数,《易》与《范》共之,凡天下之言数者未有
外于此者也。大衍之数则唯《易》有之,《范》不得而有之也。”[5](卷一)
4、论太极两仪四象非“图书”之所有
    《周易·系辞》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
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记载与河图洛书的关系似乎不大,但是由于刘牧《易数钩
隐图》和朱熹《易学启蒙》把这段记载附会于河图洛书,“传习已久,世莫敢违”,所以胡渭
“详著其说以明此节与‘图书’无涉”。[5](卷一)
    当时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传统解释是“两仪者,分而为二以象两也;四象者,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也”。对这一传统认识,胡渭提出质疑:“盖分而为二,不过分四十九策为左
右。即不舍一为太极,其将不可分乎?安见此两为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过以左右手四四而
数其策。即不分为二,其将不可数乎?安见此四为两之所生乎?且太极形而上者也,两仪、四
象、八卦皆形而下者也。八卦粲然成列,则两仪、四象亦必粲然成列。当分二揲四时,正在手中
搬运,其所谓天地三才四时再闰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两仪、四象则参伍错综之余,通变而
成文者也。四营未毕,格中无奇偶之数;三变未终,版上无老少之爻,又安见为两仪、四象
哉?”[5](卷一)
   胡渭认为《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记载讲的是揲蓍求卦的过程。太极指“命筮之初,奇偶无
形”;两仪指“四营而成易,合挂扐之策置之于格,或五或四则为奇,或九或八则为偶”;四象
指“三变而成爻,画之于版,三奇为  曰老阳,三偶为  曰老阴,一奇二偶为  曰少阳,一偶二
奇为  曰少阴”;八卦指“九变而为三画之小成,十八变而得二体之贞悔”。根据占得之八卦判
定吉凶,根据吉凶确定趋避之道,这便是“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之义。[5](卷一)
    胡渭的这一认识基于对《周易·系辞》上下文义的玩索。胡渭认为,《周易·系辞》中自
“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致谈的都是揲蓍求卦之事。他说:“‘天一地二’至‘存乎
德行’四章大抵言揲蓍求卦之事。此节上文曰‘蓍之德圆而神’,而继之曰‘卦之德方以知,六
爻之义易以贡’,是卦爻即揲蓍之所得,非《易》书已然之画也,故又曰‘神以知来’,曰‘是
行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皆指蓍言也。”[5](卷一)  
    联系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后
的“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之语,胡渭对自己的解释更加充满自信。他
说:“故下文结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脉络分明,词旨融
澈,其为揲蓍之序也何疑?……太极、两仪、四象之递生,其为揲蓍之序,益洞然而无疑矣。”
[5](卷一)
5、论“图书”不过为《易》兴先至之祥
    如前所述,黄宗羲认为,河图指“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洛书指“风土刚
柔,户口阨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之所以以“河洛”为名,是由于“河洛为天下之中,
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毛奇龄说:“大抵图为规
画,书为简册,无非典籍之类。郑康成注大传引《春秋纬》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则
直指为简册之物。此汉代近古似乎可案者。”胡渭既不同意黄宗羲的观点,也不同意毛奇龄的意
见。针对黄宗羲的观点,胡渭说:“伏羲之世风俗淳厚,岂有山川险易之图;结绳而治,岂有户
口阨塞之书。且举河洛以该四方,未免曲说;改‘出’为‘上’,尤觉难通矣。”[5](卷
一)毛奇龄认为河图洛书“无非典籍之类”的主要依据是郑玄引纬注《易》之说,因此胡渭批评
说:“夫纬书,六经之稂莠也。康成引以释经,侮圣已甚。后儒不能锄而去之,而反为之灌溉滋
长焉。其何以息邪而闲道乎!”[5](卷一)
    胡渭认为“河图洛书”既非图经、地志,又非典籍,而是“《易》兴先至之之祥”。他说:
“河洛者,地之中也,圣人兴,必出‘图书’。”又说:“《易》将兴而‘图书’出,所谓先天
而天弗违也;‘图书’出而《易》遂作,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5](卷一)
6、论古河图之器
    《尚书·顾命》记载:“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
序。”胡渭认为《尚书·顾命》中记载的河图久已亡佚,即使孔子也没有见过,所以孔子仅提到
河图之名,却从未言及河图之形,更未指五十五之数为河图。正因为无人见过河图,所以后人才
“纷纷推测,终无定论”。连孔子也不得而见的河图,何以宋人得见且传之于世呢?因此宋人所
传出的所谓“河图”显系伪托。他说:“河图亡已久,虽老聃、苌弘之徒亦未经目睹,故孔子适
周无从访问,赞《易》有其名而无其义,所谓‘疑者,丘盖不言也’。若夫天地之数,夫子未尝
指为河图,故自汉魏以迄隋唐,言河图者或以为九宫,或以为九篇,未有指五十五数为河图者。
《乾凿度》《参同契》虽皆以九宫为河图,而终不敢摹一象名之曰河图以附于其书。陈抟生于五
季,去古弥远,何从得其本真而绘图以授人乎?”[5](卷一)
    河图洛书宋前无传,至宋突然出现,显然可疑,但有人曲为其说,认为河图洛书只是儒家不
传,在养生家中却秘相流传。针对这种说法,胡渭质疑说:“彼纵私为养生之术,岂遂不知为伏
羲作《易》之由也者?孝文好黄老而创置博士,孝武慕神仙而表章六经。儒道二流,皆其所尚,
真千载一时也。苟出所藏以为人主长生久视之助,且明指为河图洛书以附四圣人之《易》而立于
学官,其道将由是大光,奚为终秘而不出乎?”因此,胡渭一言以蔽之曰:“宋世之所传,其非
古之河图洛书也,明矣!”[5](卷一)
    由于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无人知道其具体情形如何,所以众说纷纭,各逞己
见。胡渭认为宋以后的种种“图书”之说与画工“画鬼魅无异”。他说:“盖东序之河图、天赐
之洛书,世无其器,任意写之,无所不可。……夫画工之写鬼神,虽天容道貌,吾犹不敢信以为
真,而况夔魖罔象变相迭出者乎?”[5](卷一)
7、论古洛书之文
    《尚书·洪范》记载:“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
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
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伪《孔安国传》云:“天与禹,
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孔颖达
疏云:“《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九类各有文字,即是书也。《汉书
·五行志》刘歆以为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依伪《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歆的说法,“龟负洛书”实有其事。但由于“龟负洛
书”有悖于常理,所以不少学者怀疑其“妖妄”。胡渭倾向于伪《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
歆的说法。他说:“天地间耳目之所不及,未可断以为必无。”胡渭认为因后世作伪者甚多而对
“耳目之所不及”的说法一概怀疑否定是不正确的。他说:“世风衰薄,间有作伪之事。……然
以末世之伪而疑上古之真,不可也。”[5](卷一)
    神龟负而所出之“洛书”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虽然无法确定,但胡渭认为,伪《孔安国
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歆的说法“略有端倪”,与陈抟、刘牧伪造的‘图书’之说不可同日而
语。胡渭甚至以非常苛刻的语言把孔安国和刘歆比作“修人”,而把陈抟、刘牧比作“侏儒”。
他说:“侏儒问天高于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虽不知,犹近于我。’ 孔安国、
刘歆,修人也。陈抟、刘牧,侏儒也。天高几许,岂修人所能知?然必无修人不知而侏儒反知之
理。况修人所言略有端倪,而侏儒所言无非梦呓,又安得不舍侏儒而从修人邪?”[5](卷
一)
三、几点认识
    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有理有据的考辩得到了四库馆臣的首肯。四库馆臣在对《易图明
辨》所作的提要中说:“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
《图书辩惑》,争之尤力,……渭此书卷一辨河图洛书,……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
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
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又说:“其图本准《易》而生,
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夫
测中星而造仪器,以验中星无不合,然不可谓中星生于仪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经,以验交食无不
合,然不可谓交食生于算经也。”[6](卷六)
    四库馆臣在对《易图明辨》所作的提要中不仅充分肯定了胡渭等学者考辩“河图洛书”的功
绩,而且以形象的比喻指出:所谓“河图洛书”本为解《易》而作,故与《易》相合如符契,但
我们却不可因此而认为《易》反生于所谓“河图洛书”。如果认为《易》反生于所谓“河图洛
书”,那就好比认为“中星生于仪器”“交食生于算经”。
    在清代学者考据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河图洛书”产生如下认识:
1、河图洛书之名,先秦文献是有记载的,但河图洛书究竟什么样子,先秦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因
此对河图洛书的种种论断,都只能是假说而已。假说可能是事实,然而假说毕竟不等于事实。历
史研究重视史料依据,凭史料说话。各种假说因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而难以使人完全信服。对先
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尽可提出各种猜测,但千万不可犯“以己自蔽”之病,武断地认为自
己的猜测是唯一正确的答案。黄氏兄弟以河图洛书为“图经地志”,毛奇龄以河图洛书为“规画
简册”,胡渭以河图洛书为“《易》兴先至之祥”,这些意见都是猜测,然而这样的猜测毕竟优
于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河图洛书的“论断”。
2、“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虽然宋以后才流传于世,但却非宋人凭空臆造,而是有
所渊源。“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虽然有所渊源,但这只能说明两种图式非无源之
水,并不能说明这两种图式就是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我们今天之所以把“一六居下”
和“戴九履一”的图式称为河图洛书,只是由于宋人这么说。难道宋人说这两种图式是河图洛
书,这两种图式就一定是河图洛书了吗?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自然也不能宋人怎么说,我们就怎
么信。清代学者戴震说:“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10](卷九)我们不敢
说宋人的“论断”肯定错,但起码可以说,宋人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河图洛
书的“论断”空口无凭,并无实据,相反,黄、毛、胡等清代学者认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
一”的图式绝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的意见倒是符合辨伪通例,比较令人信服。
3、指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不意味着否定
这两种图式本身的哲学和科学价值。研究这两种图式的学者自可继续从事这一有价值的工作,但
最好另起新名,比如可以叫“大衍图”、“九宫图”等,不必托名河图洛书。古人把“一六居
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托之于河图洛书以自重,今人大可不必如此。
    最后顺便指出,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问世已近三百年了,然而,时至今日,
仍有不少论著对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置若罔闻,在对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未提出任何反驳意见
的情况下,径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笔者认
为,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虽不可遽以为定论,然而起码是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
驳之可也,置之不理则不可也。此外,有的学者认为,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人对宋
《易》“图书”的考辩旨在借此动摇朱熹哲学的权威地位,是为了这个预定目的而寻找到的突破
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免有主观臆测之嫌。事实上,胡渭在论证“一六居下”和“戴九履
一”两种图式非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的时候,还极力回护朱熹,称朱熹虽然把“一六
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置于《周易本义》卷首,但是“亦未尝深信之也”。胡渭若为攻
击朱熹而考辩“河图洛书”,岂肯再为朱熹辩护。可见,胡渭等学者考辩宋《易》“图书”的学
术工作,完全出于“求真”的目的,旨在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剔除后世附加在《周易》身
上的“《易》外别传”,以使儒经纯净化。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四库全书本。
【2】黄宗炎《图学辩惑》,四库全书本。
【3】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四库全书本。
【4】《易纬·乾凿度》,四库全书本。
【5】胡渭《易图明辨》,四库全书本。
【6】《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7】《戴东原集》,四部备要本。
文章出处: 周易研究中心
文章作者: 杨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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