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殊闲1 戴丽红 2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2．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社会科学系，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阴阳之美、和谐之美、从善之美、素朴之美、通变之美是《周易》蕴藏的民族审美心
理。这些审美心理几千年来对民族的审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和谐、从善、通变又升华为
民族精神。这些精神支撑着中华文化，使之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永不衰竭。其不息的生命力将
再次催生中华民族实现新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周易》；民族；审美心理；审美文化；民族复兴
审美心理从广义的角度讲是一种审美意识，就是审美主体反映美的各种意识形式，如审美感
受、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能力、审美判断、审美活动等。而民族的审美心理则
是积淀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这种意识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对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产
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周易》作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化元典，有“群经之首”、“大道之
原”的美称，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沾溉着后世万代。本文拟对《周易》蕴藏的民族审美心理及
对后世审美文化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阴阳之美
“阴阳”观念产生较早，在西周铭文中就有“阴”与“阳”的文字（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
史》第一卷74页），大概指的都是方位。《诗·大雅·公刘》有这样的诗句：“既景乃冈，相其
阴阳。”意思是从山头观察日影，看哪一个方面向阴向阳，也是指方向。从这些文字记录可以看
出古人最初关于“阴阳”的概念。此后，《国语》、《左传》、《老子》等文献中都多次出现
“阴阳”概念。而老子提出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哲学命题了。但真正第一
次把“阴阳”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建立起完整的阴阳学说思想体系，用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周易》。
何为阴阳？《周易》以简驭繁，分别用“—”（阳爻）、“––”（阴爻）两种符号代替，
给人以直观感觉。用两种爻错综重叠组合成八卦和六十四卦，这便构成了《周易》“象”世界。
而通往《周易》这座神秘殿堂的大门则是《乾》、《坤》两卦。“《乾》、《坤》其《易》之门
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理之撰，以通神明之
德。”（《系辞下传》）乾坤所代表的阴和阳，体现为刚柔的差异，由此而构成世间万物的百态
千姿。这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
阳与阴最基本的象征是男与女、天与地、刚与柔、义与仁、奇与偶。推而广之，象征的事物
遍及宇宙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的原则。阴阳既对立又统
一，广大悉备，因此，《周易》视阴阳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这种无所不包的阴阳观念千百年来已
渗透进中国人的生命之中，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审美心理，在审美文化的各个方面得到展现。
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似乎离开了阴阳就无法理解自然和社会人生。比如，气要分阴气阳气；
山要分阴山阳山；房屋朝向要分阴面阳面；石碑要分碑阴碑阳；历法要分阴历阳历；声要分阴
（清）声阳（浊）声；音律也分为阴阳两类，律为阳，吕为阴。阴阳观念在古人的祭祀中也得以
体现。祭日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之神等都有不同的祭祀场所和方位。饮食也要分阴阳，
“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中医也接受了阴阳思想，并根据
自己的实践提出了阴阳对立、阴阳消长、阴阳依存、阴阳互根的说法来解释它面临的生理、病理
现象，从而对阴阳学说有所发展。“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
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一套阴阳医学观，
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闻名世界。
中华武术也受《周易》阴阳思想的影响。武术中的技击和表演都以阴阳消长理论为基础，如
称出手为阳，收手为阴；上步为阳，退步为阴。等等。所以，《少林寺短打拳谱》总结说：“若
不明阴阳则无变化之妙，而有呆滞之嫌。”太极拳也最重阴阳动静变化之机，称“阴不离阳，阳
不离阴，方为懂劲”（《太极歌》）。
书法也受阴阳思想影响。东汉书法家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
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形是有形的，势是无形的。只有懂得阴阳对立，相生相克的道
理，才能把这有形与无形组合成一幅美仑美奂的艺术精品。
在文学方面，中国被称为一个诗国。中国古诗，尤其是近体诗，非常讲究平仄交错，肯定声
调的铿锵悦耳。同时，还特别讲究每句的音顿（节奏）。这种运用汉语平仄声和音节长短的差
异，造成诗歌句式长短和高低、轻重的变化交替，形成抑扬顿挫的声调美，给中国的诗歌美学增
添了光彩。而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诗歌声律，毫无疑问是受了《周易》奇偶交错，阴阳掺杂这一
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
在文学批评和文艺美学方面，《周易》的阴阳刚柔思想影响也十分深远，可以说确立了中国
古代美学关于美的两大类型的统一观，即中国古代美学把美区分为壮美和优美，或者说阳刚之美
和阴柔之美，“美的这两大基本类型，同时也就是艺术意象、艺术典型、艺术风格的两大基本类
型”（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78页）。诗中之深情缅邈与雄姿英发，词中之婉约与豪放，正是
对这种阴阳之美的剖判。清代的魏禧、姚鼐、刘熙载都谈到过阳刚与阴柔两种美，而以姚鼐的论
述最为生动形象。兹不引述。
这种阳刚与阴柔之美，不仅用于文学作品的品评，而且被广泛地用于其他方面，它常常和
“气”、“风”等概念连在一起以品评人物、风景、建筑等。
总之，阴阳之美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盘旋着，左右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
二、和谐之美
和谐是中国人历来追求的理想目标，它有如一种符号，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从古
至今。这种崇尚和谐的审美心理在《周易》中有十分丰富的体现。
《周易》推崇“太和”，这是一种最高的和谐与协调。《乾·彖传》云：“大哉乾‘元’，万
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
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整个这段话的核心是“保合大和”。
“大”乃“太。就是说，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互相配合，保
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这个“太和”境界，既是自然界本然的秩序和发展
的归宿，又是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实践所追求的最高的目标。这种“太和”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
为一种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的思想。它强调事物包含对立和统一两个方面，而以统一
为主，以世界的和谐、稳定、统一作为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境界始终贯穿着一种经纶天下、建功
立业的实践精神。
应该看到，在先秦时期，道家对自然的和谐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和”和“天和”的概
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庄子说“天和将至”（《庄
子·知北游》）。儒家则侧重于追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
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
路》）实际上，先秦各家普遍把天人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只是各家对这种整体和谐的论
述，有的比较侧重于天道，有的比较侧重于人道。而《周易》的“太和”思想综合总结了各家的
文化创造，特别把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无疑是先秦各家中对
整体和谐的最完美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的价值理想。
这种太和之美的精神，二千多年来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并且影响深远，广泛地渗透到各个
文化领域，由源头活水汇成了一条生命洋溢、奔腾向前的洪流，流淌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
不可否认，在我国古人的心目中，“和”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最正常的状态，最本真的状态，
最具有创生性的状态。“和”不仅是观念和心态，而且是一种能力和组织；“和”使不同事物得
其所在，相协调而发展；“和”是把不同人、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统一起来的本领；“和”是多
方面，多层次的。比如，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就是综合了多种动物特性的一种图腾，这
是“和”的图腾。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的高
潮，因而是一个“和”的民族。儒、释、道三教合流并形成新佛学、新儒学即禅宗和宋明理学，
由此使华夏文化走出国门，成为东亚文化，影响直到现在，这使我们民族的文化成为“和”的文
化。又比如，在音乐中，“和”是尽善尽美，美与善达到完美的统一。孔子云《韶》：“尽美
矣，又尽善也”，又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在君子那里，“和”
是文质彬彬。在人际关系中，“和”则体现为“仁”，即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人与国家的关
系上，“和”是国泰民安。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和”是万国咸宁，万邦协和。在个人的德行修
养方面，“和”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社会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方面，“和”是群龙无
首。在商业运作方面，“和”是和气生财。在军事方面，“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知行
关系中，他们注重的是“知行合一”；在宗教关系中，他们力求“三教合一”；在情景关系中，
他们侧重的是“情景合一”。在天人关系中，他们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等等。
在以上所有这些关系中，与自然的关系最为中国人看重，或者说，这些关系最终归结为人与
自然（人与天）的关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
由“人”开始，到“自然”结束。可以这么说，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中国人自古已然的思维模
式。中国古人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爱戴和欣赏之情，他们用“自然”去品评人物和艺术作品，
“自然”成了他们最高的美学原则。“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系辞下传》）“自然”成了人的老师和活的教材。曹植《洛神
赋》用了一连串诸如惊鸿、游龙、秋菊、春松等自然美形容洛神的人物美，在文学和美学史上都
成了经典之作。钟嵘《诗品》说谢灵运诗“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孙过庭《书
谱》用“悬针垂露”、“奔雷坠石”等来形容书法，就是用自然美比喻艺术美。刘熙载《艺概》
提出“肇于自然”和“造乎自然”的概念。“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
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艺概·书概》）刘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艺术创造自然——人
工——自然的三段式。“造乎自然”并不是抄袭自然，而是经过创造而回到自然。而这种“道法
自然”的思想深入到文学、歌舞、绘画等艺术中，形成具有玄远意境的中国艺术流。
古人们深知，人并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人乃是大自然的一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董仲
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是这种思想的经典表述。应该看到，中
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人定胜天”的思想，但这一思想倾向始终不是中国正统文化的主流。与中国
相反的是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经典《圣经》的影响巨大，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人类只
能通过改造、克服、战胜自然的方式去取得自己的生存权，这就是要向自然开战，向自然贪婪地
索取，这种征服哲学带来的后果就是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和面对报复时人类可怜的眼泪。时下令全
世界头痛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就是人的这种疯狂思维和行动的可悲结局。人与自然的异化今天
正以可怕的速度威胁着自然和人本身。此外，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碰撞和文化冲突也以可怕的现实
敲打着人们脆弱的心灵。恐怖活动与战争象幽灵正成为现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而这一切，
均是“失和”的结果。
目睹现实，回首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叹中华民族祖先们“贵和”的大智慧。
《周易》中的和谐之美还表现在为人处事的中正正直，也即不偏不倚上。《豫·六二》爻辞
云：“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里的“介”意为坚，就是说只要如同石头那样坚定不移，在
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占卜的结果都是吉祥的。为什么？《小象传》的解释是：“‘不终日，贞
吉’，以中正也。”原来是因为他行为中正，不走邪路。此外，《坤》、《履》、《既济》等卦
都有这样的思想。所以，《系辞下传》说：“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
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这里的“贞”均作“正”讲，万事万物的吉凶、天地
的法则、日月的运行、天下人之行动，均须秉持正义方得吉祥。可以说，“崇正”的思想在中国
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邪”，即不正；“无邪”，即归于正。
《周易》“中正”思想还包含了“度”的意思，也即平衡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影响了中国人
几千年的“中庸”思想。《蒙》卦象征山下有险，也即不通达。而《蒙》卦卦辞开始则曰
“亨”，意思是通达。何之谓也？《彖传》解释说是“以行时中也”。就是说使之通达的办法是
要掌握适当的时机，又把握住不偏不倚的中道。《比·九五·小象传》曰：“显比之吉，位正中
也。”《临·六五·小象传》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这些地方反复强调的都是中正。
的确，《周易》有明显的“尚中”思想。在所有的爻辞中，二、五爻位居中位，其得吉者明显多
于其他爻位，这亦体现了《周易》极重要的“位”、“时”、“中”的概念。其实，“位”、
“时”、“中”强调的就是时间与空间上的和谐，就是一种“度”，一种“中庸”之道。和谐的
同义词较多，如和平、融和、调和、和气等，均是一种“度”的把握。
这种“中和”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内经》受《周易》启发，提出阴阳平衡
的理论，即阴阳和则治，阴阳不和则乱。致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阴阳失调。受《周易》的启发，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广泛运用对称和对比手法。在传统工艺品中，有极富对称美的“阴阳鱼
图”、“鸾凤图”、“龙凤图”、“鱼龙变幻图”等艺术精品。中国古代服饰图案，也常用对比
与对称一类的形式美手法。在书法艺术中，书法家们很好地利用了笔迹、笔势、笔意、结体、章
法等方面的种种矛盾对立，以求得审美视觉上的和谐统一。孙过庭将此概括为“违而不犯，和而
不同”（《书谱》）。这不啻为书法美学的座右铭。在建筑上，古人受《周易》启发，举凡京
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大多以中
轴线为中心，两边相对称，布置陪衬的建筑物，显得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中国古代诗文在修辞
上广泛运用对偶手法，这也是受《周易》的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尚中”思想几乎深入到中华民族的灵魂、血液之中，其影响所及广涉
伦理道德、为人处世、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
与“中”相对应的就是“偏”和“过”。偏乃失衡，“过犹不及”。《乾·上九》曰：“亢
龙有悔。”《乾·文言传》解释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丧。其唯愚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可见，“亢龙”之有悔，乃
失之于“偏”和“过”。这是中国人深以为戒的。
《周易》中有关中的词太多，如中正、大中、中道、中行、行中、刚中、柔中、时中等，但所
表达的意思则异乎简洁明了，其蕴藏的求和谐，求中庸的思想，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心
理和价值取向。
三、从善之美
善是中国人几千年崇尚的道德标准，从善是中国人矢志不渝的行为准则。由人生的善到艺术
的善，贯穿了中国人的整个生命。《乾·文言传》曰：“修辞立其诚。”意思是说文辞必须要表
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也就是要要表达一种高尚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善”。这里的
“修辞立诚”引发了中国古代美学关于诗品和人品的统一观。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的
高低与艺术家本人的道德品质、思想修养的高低是一致的，艺术家要创造出审美价值高的作品，
首先必须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深的思想修养。关于这，叶燮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诗是心
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
敦庞大雅之响。”（《原诗》外篇）可见，善乃中国人的人生要义之一。
《周易》特别强调善和善的积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大象传》）张扬的
就是“善”。《坤·文言传》接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系辞下
传》又进一步解释：“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
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善的积累要从小处一点一滴积累，也
就是“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大象传》），这样才能达到高尚完美的境界。所以，
中国人有“行善积德”之说。行善的结果必定是要弃恶扬善，见善则迁，所以《大有·大象传》
说“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益·大象传》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大壮
·大象传》说“君子以非礼弗履”。
《周易》所言的修身养性，概而言之有五：一是要学习前人的嘉言懿德，以蓄养自己良好的
品行，并影响感化周围的人。《大畜·大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在此
基础上还要“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渐·大象传》），“君子以振民育德”（《蛊·大象
传》），这样就能做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系辞上
传》）
二是要谦虚谨慎。《谦》卦讲谦虚，要做“谦谦君子”（《谦·初六·小象传》），要有
“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系辞上传》）的“劳谦”品质。
三是要讲诚信。“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乾
·文言传》）“诚信”成了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
四是要正确认识自我，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要有“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
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乾·初九》）的“潜龙”品德。有“潜
龙”的这种修养，就能管好自己的言行举止，“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大象传》，不会做
出与自己身份不相适应的事。这乃“君子以反身修德”（《蹇·大象传》）的结果。
五是要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大象传》）这句话几千年来成了
激励无数中国人的座右铭，它已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无论遭遇多么
大的苦难都能顽强站立，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
传》）。就是靠者这种生生不息的“大德”，中华民族能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自强不
息后来遂演变为一种发愤努力、愈挫愈勇，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
确实，中国古人特别重视修身养性。《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为本。”而一切修身养性的最大归宿乃是一种“善”的品质追求和张扬，也就是“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这个“至善”既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前提，又是结果。在古人
的心目中，“与人为善”、“乐善好施”、“从善如流”、“弃恶扬善”一向是士大夫自律和品
评他人的理想标尺。人们把有道德的人称为“善人”，把品行高尚的人称为“善士”。“与善人
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王肃《孔子家语》）
中国古人观察、评判一切事物和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乃“善”。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美学思想
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则看重品。在艺术美和人格美之间，中国人一
定首选人格美。叶燮就说：“且文之为道，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己畦文集·自序》）不
仅如此，就连自然美的欣赏和评价也要讲究“比德”，即赋予自然人格的魅力。如西方人喜欢玫
瑰是因为她色彩鲜艳具有美的形式。中国人赞美松柏，则是因为它善于斗风雪，耐严寒，也就是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之意。中国人欣赏荷花，是因为它出污泥而不染；喜欢梅兰竹菊并称
之为“四君子”，都是因为它们有各自的“品”。总之，它们都是高尚人格的象征。外在的形式
美是迟要的，内在的精神美才是主要的。在古代中国，从文学艺术到日常行为规范，无不贯穿、
渗透着这种精神。以善为美，美善统一，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古代审美
文化最突出的特征。
四、素朴之美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素朴的美，这种思想在《周易》中能找到源头。
《履·初九》曰：“素履往，无咎。”“素履”就是一种朴素无文饰的鞋子。“素履往”，即
穿着朴素无文饰的鞋子走路，引申为以纯朴的人生态度去踏上人生的旅程，所以，“无咎”。
《贲》卦讲的是文饰、美化问题。《贲》卦六爻从“贲其趾”开始到“贲其须”、“贲于丘
园”，最后是《上九》的“白贲，无咎”。由最初的文饰彩绘回归到素朴的“白贲”，体现了古
人独特的审美心理。何为“白贲”？王弼的解释是：“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在其质素，不劳
文饰而无咎也。”意思是说，贲饰是有过失的，作为对“贲”之极至的“饰终”的补救措施，则
应当是剥落斑文华采而任其“质素”的“白贲”。可知所谓“白贲”之要义在于：“白贲”不是
不要文饰，而是“处饰之终，饰终反素，任其质素，而不劳文饰”；或者说，“白贲”是无须多
饰的“质素美”，返朴归真的“朴素美”。
“白贲”的美学意义对中国后世美学思想的启发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老子主张“见素抱朴”
（《老子》十九章）的素朴美，庄子也主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和“朴
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朴素美。
先秦以降，“白贲”的美学思想屡见文献。比如，鲍照有“初发芙蓉”（《南史·颜延之
传》）的比喻；刘勰有“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文心雕龙·情
采》）的认识；李白有“清水出芙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
宰》）的诗句；欧阳修有“古淡真有味”(《欧阳永叔集》上第二册《居士集》卷5《再和圣俞见
答》)的感叹，他特别推崇梅圣俞的诗，因为梅诗“以深远闲淡为意”，“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
态”，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苏轼有“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
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的评论；元代戴
表元有“无味之味食始珍，无性之性药始匀，无迹之迹诗始神”（《许长卿诗序》）的慨叹；清
代叶燮有“真绚烂则必平淡，至平至淡则必绚烂”（《己畦文集》卷8）的见解；刘熙载有“白贲
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艺概·文概》）的理解和“词之为物，色香
味宜无所不具。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借色每为俗情所艳，不知必先将借色洗尽，而后真
色见也”（《艺概·词曲概》）的体会。
确实，中国艺术十分崇尚冲淡、素朴的美学风格。中国的诗以恬淡清纯者为最高；中国的
画，以水墨为色，可谓素朴之极，金碧山水遂遭湮没。宋以后文人画大兴，从题材到形式到总体
风格都以恬淡为贵。中国的小说，重视白描；中国的戏曲，无布景，无换景，无繁琐道具，舞台
上除了演员，别无他物，而大千世界尽在其中。中国艺术的意境讲究淡而有味，淡而有致，不求
形式上的花哨、华艳，而求意境的隽永、深邃。
平淡素朴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
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脆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甚至有的皇家建筑也在
着意追求这种素朴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
子。此外，中国人的建筑，在正屋之旁，喜欢用自然可爱的园林点缀，也是对这种平淡素朴艺术
境界的追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素朴、本色之所以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在于它是一种积淀于民族
深层心理结构中的生活方式与艺术理想，它排除了世俗功利，显赫权势，矫揉造作，忸怩作态，
追求的是玉石的微茫，木质的温暖，山水的清爽，女性的柔美，被视为一种与造化同功的精神境
界，一种保持着天性与人性纯真自然品质的内蕴含蓄之美。这也是中国人的感情曲线力度小，曲
度大，平缓委婉的原因之一。这种感情的外化形态同素朴本色的感情内涵相适应，两者取得了
“对位和弦”般的共鸣。
五、通变之美
《易》之三名之一即“变易”，“变”是《周易》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观点，而与
“变”紧密相连的就是“应变”，也即“通”，它也是《周易》最核心的思想。“《易》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这句话道出了《周易》通变思想的真谛。一切事物到
了顶点之后，必将发生新的变化，道路就会被打通。所谓通变，即是往来，是运动不止。可以这
么说，《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一个单独的“世界”，而一卦中的六爻又是同属于一个大
的“世界”中的六个不同的“小世界”。六十四卦从不同的侧面总结、揭示自然和人生的运行规
律。“爻者，言乎变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
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
之通”（《系辞上传》）；“爻也者，效天地之动者也”（《系辞下传》）。等等。这些句子反
复阐述的核心问题乃“变”。王弼作为易学大师，深得个中三昧，他的“卦以存时，爻以示变”
这句话可以说概括了《周易》这种“通变”的实质。《周易》的“通变”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两
点：一是事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或程度，就注定要发生变化，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
律，而且是永久不变的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阴与阳之间的矛盾进
退，盛衰转化，是宇宙变化的根本法则。“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系辞下传》）万物的生成靠的就是运动、变化。“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
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
传》）。易强调事物的阴阳转化，也就是发展变化。日新月异被称为“盛德”，而通晓变化之
理，打通变化之道则被称为事业。生的规律就是变的规律，掌握了变化之道，才是真正的生。二
是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代同步发展，也即适变，通变。《豫·彖传》云：“天地以顺动，故日月
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它告诉人们应顺时而动，顺时而为，换成
今天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周易》中前后出现了三次“与时偕行”这一词语，分别在《乾
文言》、《损·彖传》和《益·彖传》。其所表示的意思都是如何适应不同的时机，如何寻找并
遵循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的客观规律，从而为自己赢得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周易》反复强调和演
练的就是这种要与时代同步发展，与时间一同消长的思想。也就是“变通者，趋时者也”（《系
辞下传》）之意。“《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
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传》）这里的“唯变所适”是对《周易》这一极
富辩证法的“通变”思想的高度概括。
《周易》中有很多带“时”的词语，如“待时”、“时成”、“时乘”、“时行”、“时
用”、“时变”、“时义”、“时发”、“时舍”、“时极”之类的词语。这是《周易》将事物
不同侧面、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的独特表述。人们首先要识得其“时”，把握住这
一事物的特殊性，才能“趣时”通变。趣时者自得其吉，不识“时”者，则受到客观规律的惩
罚。程颐《伊川易传》一再强调“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中国有一句俗话
“识时务者为俊杰”，盖源出于此。
《周易》这种“通变”思想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尚变”是已成为中国人的心理特性之一。
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是一部文学艺术的发展变迁史。《周易》把宇宙变化的规律性和“天
下之文”联系起来，强调“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上传》），这在中国文艺史上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历代都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强调文艺的生命在于发展变化，反对陈陈相
因，泥古不变。中国文学不仅贵于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创新，其文学体裁也交相更替，形成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独特景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开门见山就说：“凡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
世莫能继焉者也。”书法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尚变是其相沿不断的艺术精神。晚唐僧人
书法家亚栖在《论书》中说：“凡书通则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
禇遂良、颜真卿、蔡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
又比如，并非本土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站住脚，“中国化”，并能与本土的儒道共存，
且大受中国人的欢迎，除了前面说的中国人“和”的民族精神和审美心理的作用外，更多的还在
于“尚变”的民族精神使然。佛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与孝、
忠、入世这三个中国人固有的观念相抵触。而要消除这些抵触，最关键的就是变抽象的本体论为
心本体论。禅宗六祖慧能提出“心即佛”的观点，就是把佛性归结为现实的人性，明白自身本具
佛，自性本来是佛，也就悟道了。这样，印度的佛教就演化成中国的禅宗，从而为中国人接受，
并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改革家出得最多的国家，这乃是“易”——变化，“生”——发展所哺育出来
的民族精神使然。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许多灿烂一时的文化后来都中断了，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断残的文化
遗骸供后人凭吊。反观中华文化，没有因外在原因截然中断，即使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
之下，中国人民也没有屈服，而是用自己的英勇斗争，赢得了独立，也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其
实，这并不是中华文化特别顽固。中国地大，人多，不易征服，固然是一种原因；但更重要的还
是由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是中国人民不断的望新图存，也就是“尚变”的民族精神支撑了中
华文化代代相传，永不衰竭。这种“尚变”的精神，促使着中国人不断地扬弃旧的东西，创造新
的东西，不断学习吸收别人的先进东西，不断发扬自己有益的东西，与时俱进，这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主流。
今天的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一种通变的结
果，就是一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其提出的一系列颇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如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一国两制、三个代表等都是这种不断扬弃不断创新的结果，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历史性飞跃都是这种与时俱进的通变结果。
综上所述，阴阳、和谐、从善、素朴、通变，这些在《周易》中本来属于哲学、伦理学、美
学等概念和范畴的思想，逐渐地积淀为民族的审美心理。几千年来，这些审美心理对民族的审美
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和谐、从善、通变又进一步升华为民族的精神，这些精神支撑着中华
文化，使之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永不衰竭。可以相信，新的世纪，这些民族精神的不息的生命
力将再次催生中华民族实现新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阮元. 十三经注疏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诸子集成. [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3、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李申. 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梁一儒等. 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6、赵连元. 审美艺术学. [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易存国. 中国审美文化.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Discussions of psychologies of nationalities’ taste in ZhouYi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ulture taste afterworld
Pan Shuxian Dai Lihong
(1.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China,
610065；2.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s: Beauty of yin and yang, beauty of harmony, beauty of obeying
goodness, beauty of austerity and beauty of change are all the psychologies of
nationalities’ taste in ZhouYi. The psychologies have great effects on the
nationalities’ culture taste in several thousand years past. Besides, beauty of
harmony, beauty of obeying goodness and beauty of change have been sublimed as the
nationalities’ spirits. The spirits support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make it of long
standing, new for a long time and never died. The life of it must drive Chinese to
realize the new great renaissance again.
Keywords: ZhouYi, nationalities, psychology of taste, culture taste, nationality renaissance
联系地址：
潘殊闲 四川省成都市草堂北路清江南街6号蜀都苑6-3-611 邮编：610072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2002级博士生
戴丽红 成都市人民南路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社科系 邮编：610041
电话：028-87338190；13028129561
作者简介：潘殊闲（1965—），男，四川眉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戴丽
（1965—），女，四川眉山人，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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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
周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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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潘殊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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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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