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创造性转化的构想
漆 思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智慧的精髓。在当
代，“易和哲学”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主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创造性转化的支点。
关键词： “易”思维；“和”思维；“易和哲学”；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Changing and Harmoniousness” Philosophy
——Concep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s Creative Converting
QI Si
(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
Abstract: “Changing and harmoniousness” philosophy is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changing” concept and “harmoniousness” concept, as well as the core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wisdom. “Changing and harmoniousness” philosophy conforms to
philosophy topic of globalization age, supporting creative convert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Key words: “changing” concept; “harmoniousness” concept; “changing and
harmoniousness” philosophy; creative converting
1．问题的缘起。在中国哲学精神的历史源头，有这样一幅精美绝伦、简明深奥的宇宙图式：
太极图。太极图以其蕴藏中国哲学思维博大精深的内在矛盾，几千年来令无数人玩味沉思不已。
其中的奥秘正在于它涵容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基本特质：“易”与“和”，这两种思维以其丰
富深刻的意蕴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灵魂。对“易”与“和”两大精神的挖掘，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
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并展望其未来。本文对“易”与“和”两大思维的解剖分析，从中综
合创新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易和”哲学的提出，一方面正是尝试从宏观文化背景入
手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的转换，从而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造找
到一个坚实支点；另一方面也是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情势下，“易和”哲学或许
能契合这一时代的主题，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并将给世界以中国古老智慧的现代启迪。
2．“易”思维。“易”现在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是中国古人对日往月来、阴阳变化
这一自然大象循环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
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象形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
交互变化。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大致有以下四重涵义：（1）“易有太极，是生两
仪”，阴阳二象轮回转化，共维系在一个整体大循环圈中；（2）大易流行、“生生之为易”，矛
盾双方处于永不停息的运转之中；（3）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阴阳彼此消长、转化以达到动
态中的平衡；（4）阴阳互感，天人分合，主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统一。以上四重涵义
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网络天文、地理、生命、社会的大易流行、阴阳转化的本
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易”思维——“易”的阴阳转化论。
在中国伟大的典籍《周易》中，传统“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特色得到了系统的确立。
“易”本义就是阴阳循环转化的意象，“日往月来”、“寒来暑往”、“无往不复”、“否极泰
来”、“极则反”、“变则通”等就是例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易”思维从而成为当时民族精神的
精华并付诸生活实践。“易”通过阴（－－）阳（—）这种象征符号的重叠交织、轮次推演，暗
合自然社会的变化规律，构成了一幅宇宙动变的矛盾循环转化体系。从乾坤二卦到既济未济二卦
的六十四卦演易中，以阴阳彼此消长的卦象及隐喻卜辞，从而把中国传统思维的天人、物我、本
末、体用、一多、动静、群己、灵肉等阴阳矛盾置于无限循环运转、变易流行的大化之中。
“易”包涉了一切阴阳观念的动变转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生生不已、自强不
息的精神品格，从而奠定了民族传统思维深层的“易”阴阳转化论特色。《周易》的系统论证后
又有无数哲人通过注《易》、解《易》来发挥这一思想。就是当时老子的“反者道之动”（《道
德经》四十章）的辩证回复和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的“乐天知
命”，都无逃于“易”思维的宗旨。荀况通过“解蔽”对“易”思维也进行了初步总结，得出
“天行有常”、“天人相分”、从而“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唯物论阐释。
后经阴阳家邹衍“五德终始”（《吕氏春秋·应同》）的循环论证，直到董仲舒那里形成 “三统
之变”、“物必有合”（《春秋繁露·基义》）的历史循环论调。汉代对“易”的研究主要是从
象数学角度进行阐发，注入“易”新的内涵。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玄学与反玄学、神学与反神
学、佛学与反佛学的长期较量后，到宋明理学、心学在理气、心物的对立和解中形成“易”的形
而上动变观。之后经过近代启蒙思潮和理性主义的发轫，直到王夫之对“易”做出较为全面的批
判总结，得出了“太虚本动”（《周易外传》卷六）、“变化日新”（《思问录外篇》）的光辉
结论。从此中国传统“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甚至后虽经机械论、进化论
动变观等西学东渐的冲击，无论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未跳出“易”固有的循环转化思
维。可以说，就是马列主义辩证发展观深入中国的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及思维方式仍然
受到传统“易”思维阴阳转化论的深刻影响。
考究了“易”思维形成的思想源渊，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思维对国人的深重影响。
任何思维只有结合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合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得到合理的
理解。众所周知，“易”思维确立的时代，正是春秋战国社会经济变法、政治改制、思想争胜的
大动荡转折时期，中国由此而步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父命子承代代相因
的宗法政治和儒释道三教合流以儒为主的伦理文化时期。这样，传统“易”思维不能不带有封闭
自足的循环转化论特色。甚至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只能改朝换代，一治一乱都未改变循环转化的思
维，相反助长了这一势态。继而在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清末民初，还由于自然经济、宗法政治和
小农生活方式的根深蒂固，也只能产生出“中体西用”的论调。就是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也只是
从器物、制度层面求变，未能从政治经济的基础及精神文化的深层结构转换传统“易”思维。这
种传统“易”思维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特有的生活文化土壤而存在和发展。
中国传统“易”思维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无疑是一分为二的。正如所有传统思维所
具有的二重品性一样，“易”的阴阳转化论一度使中国较早地成熟了直观意象的系统思维，以此
去观测自然，预测社会，指导实践。在社会政治经济、实用科技、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都独领风
骚，成就了同时代西方不可企及的文明。在经济方面注重天地人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治水平
土、利用自然，使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在政治方面注重协调社会各层的集权大一统，维持社会
的稳定，保持整体的有序运转，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了多民族的凝聚融合；在思想文化方
面，由于注重直觉整合的系统思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整体论特色；在科技领域注重经验的积累
与技术的改进，使实用科技特别是在医学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文艺上注重整体和谐中求曲求变
的审美倾向；在国民心态上形成了负阴抱阳、自强不息，注重群体、乐在人伦，崇尚自然、顺守
天时，自足自适、安身立命的精神。但另一方面，“易”思维由于过度强调了整体的循环转化，
忽视了多样性个体及其自身质的飞跃，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自得自足的封闭系统中。经济上
自然单一，未能开放竞争；政治上宗法一统，未能自由民主；并形成民族单元保守的阴性心理特
征，主内不外求，在身心伦理上下功夫，不在器物制度上求革新，定性不定量的直觉意象思维也
影响了分析科学的发展。如此等等，可见“易”思维的正反两面都十足地代表了中国传统思维的
特征，正因为它具有自身鲜明的优越性同时，也就带有自身难免的弊端。在今天整个国际社会大
变革之际，面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传统“易”思维更要应对时代的挑战，在当前伟大
的创新实践中扬弃自身，根植于全球化时代的变革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一脉相传的传统“易”思
维的继往开来与综合创新。
3．“和”思维。“和”的概念不同于其现代的意义，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宽广、深刻。在
《辞源》里“和”就有“调”、“顺”、“谐”、“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传统思维中
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人所忽视的范畴。最先载于哲学史的“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
（《国语·郑语》），即要求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如“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
聪耳”（《国语·郑语》）。在古代思想论战中，就出现了“和同”之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
“和”思维的发端。在其演化中可有以下四重涵义：（1）和谐，阴阳矛盾双方对立中的统一，促
成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2）调和，使不同的因素相协调相和解，维系着事物
的有序运转；（3）中和，强调“适度中节”、“以他平他”，有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
强调“天人合一”与“阴阳之序”，是变易的矛盾双方运动转化的目标与归宿，相反相成，相竞
相用的结果合归于新的统一体。以上意义的挖掘使我们对“和”的内涵有了较全面的理解，透过
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使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
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谐”、“调和”、“中和”、“和合”思想可
以说抓住了“和”的本质，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
“和”思维最早散见于先秦典籍中。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
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的光辉命题，开始了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和
同”论争。后来晏婴进一步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思
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四十二章）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也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
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
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荀况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
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的观点，并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
（《荀子·王制》）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易经》中兑
卦第二爻爻辞为“和兑，吉”；《易传》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思想。到《论
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进而
由“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倡导一种“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这可以说是
将“和”单独提升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范畴，并高扬 “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仲尼燕
居》）的“贵和”精神，强调“和”的大用。究其根本，乃是强调“和”的整合功能，调解矛盾
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后，
沿孔孟之道儒家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里定格成“天人感应”的大一统体系。在魏晋
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
“和”。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整个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
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辩或良知践履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
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
礼”、“不逾矩”。甚至明清时对“和”字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
“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共和”的古典义是指“相与
和而共政事”，其现代义是指政治民主），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
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
“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以“义和”。从而使这种传统
“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渗入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矛盾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
并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行事。
传统“和”思维由来已久，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
“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自足自适的农业经
济和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正是这种深厚的小农意识和宗法观念也促成了“和”思维的确立。从
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形成了稳定保守、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
不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吗？封建的政治经济巩固了男耕女织的生产地位和君臣父子的
等级秩序，以家族为核心家国同构而展开了一系列日常伦理规范，这又为“和”思维的形成铺设
了现实生活的温床。从此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
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
这也就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和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
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
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
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甚至
在西方思潮盛行的现当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树立的今天，中国传统“和”思维与
“易”思维一样依然根深蒂固，牢牢地渗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成为真正独具中国特色的矛
盾整合观。
我们对“和”思维的评价自然和对“易”思维一样，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正是由于传统自身
的矛盾本性使然。长久以来，“和”思维的整合观凝聚了亿万中华儿女组成一个文明礼义之邦，
维护了国家的多民族和谐统一。政治上德法并重，以“贵和”的礼制治国；经济上以农为本，成
就早期农业文明；思想文化上更是丰富多彩，兼容并蓄，“和”解了佛学、西学等外来文化，使
“和谐”审美成为中国文学、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书法等文化艺术的共同准则。政
治经济文化上的矛盾整合观对中国国民心态的塑造也推澜助波，“贵和”精神，“和易”品格，
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睦相处”等等的
“尚和”思想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样对中国传统思维也导致一种“求和”的思维定势，谋求
“物我一体”、“天人合一”，从而把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和谐共荣作为发展的目标。另一方
面，“和”思维也使中国人笼统地“求和”，注重了整体功效，忽视了矛盾着的个体。以礼治
国，忽视法治，重农抑商，极端地谋求家国的大一统，忽视乃至压抑了个体独立性与自我主体性
的生成。“和”思维的负面也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保守籍以思想观念上的支援，并强化了这种
国民心态。凡此种种，我们透过“和”思维所具有的双刃剑锋清晰地看到其在中国传统思维中的
地位及作用。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和”思维的矛盾整
合观更有其无穷的魅力，也堪为西方求异重分思维的另一极。面对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传
统的现代化浪潮也必然要求挖掘清理出这一充满辩证智慧的“和”思维，在合乎时代逻辑的实践
扬弃中融入世界思想宝库，为全球社会与多元文化的融汇起到独特的整合作用。
4．“易和”哲学。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地综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新的命题。显然，功夫全在于辩证综合与创新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
题，从“五四”以来就有种种表述，其中冯友兰的“抽象的继承法”、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
学”、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等都颇有合理之处，其核心都
在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继往开来、综合创新传统文化。在此，我提出“易和”哲学这
样一个命题，也是整理国故，想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宏观文化背景入手所做的一种尝试。通过
以上的解剖分析，我们得知“易”与“和”确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两大特质。这两种思维的共同特
点都体现在对世界的整体动变给予直观系统的把握，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易”与“和”思维的动
静刚柔对立中给予辩证的综合与创新。将“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与“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有
机结合，从而可以综合创新出一种矛盾化合论——“易和”哲学。“易和”哲学的提出，有助于
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转换的思维支点，以此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精
神文化的伟大复兴。
（1）从创建的本体论上看，“易和”哲学以客观实在实存之宇宙“太极”作为理论前提与出
发点，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然后由此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这样一
个矛盾系统。从宇宙大化流行开始，“易”为实存之“太极”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入永
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生命的运行历程；“和”为实存之“太极”的“体用不二”载体，承
载着无限燃烧的宇宙大生命之活火，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维系者和目标，于是乎从中演易出生命
世界，天人分合，主客互动，在相互对象化中和谐运转。
（2）从创建的发展观上看，“易和”哲学主要由“易”思维来发动，由“和”思维来维持。
宇宙大化的演易，太极分阴阳，阴阳对立转化，围绕着“和”的框架来流变，彼此消长，在
“易”的推动下，从量变到质变，经由否定性的变易环节使一种“和”态向新的“和”态演进，
实现系统有序的运转与动态的平衡。于是乎万物流变，生生不已，终于在高级阶段繁衍出有机
界、进化出生物和人类社会，形成一个遵循规律无限发展的动变历程。“易”的主动的发展因素
与“和”的主静的稳定因素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易和”哲学在发展观上的辩证法。
（3）从创建的认识论上看，“易和”哲学从自身的矛盾化合观出发去理解事物，圈定和把握
对象，从事物的整体结构和系统组织来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认识论上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特色。
“易”思维重演绎推理，达到认识的分化和抽象；“和”思维重归纳综合，达到认识的整合和具
体。从而在事物变“易”致“和”中全面系统地把握对象、关系及其过程，使主体在反映客体的
基础上得以选择建构，并用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易和”大系统尺度来追求真理并改善
世界；与此同时，主体自身也获得了审美愉悦和境界升华。
（4）从创建的社会观上看，“易和”哲学用系统整体思维的原则看待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运
转：“易”是进步，“和”是秩序；“易”是发展，“和”是稳定；“易”是生产力，“和”是
生产关系；“易”是变革的力量，“和”则是维系的力量……总之，“易和”从社会的存在方式
到人的生活方式再到其思维方式层层统贯，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
“易和”思维给予社会系统以动静、化合的辩证理解。在相互规定和协调中从一种社会“和”态
演进到“不和”态社会，通过社会实践进化到新的“和”态社会。这样，就在变革、协调与稳定
中使人类社会得到有序的发展与进化。
（5）从创建的人学意义上看，“易和”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为了人。“易和”思维展开
的中心是为了最终帮助实现人的价值与潜能，保证人的现实自由的合理实现。在人的生活世界
中，“易”是一种最革命的因素，促使人认识并创造自我，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实践力量实现人
的主体自为性；“和”则是一种维系人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规定因素，是人得以实现自我并超越
自我的现实载体——自然与社会相协调的文明圈，从而保证在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中实现人的自由
创造，过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把人的本质还给人”。“易和”哲学的创
建是在扬弃主客二元分裂而确立的人的“主体性凯旋”的同时，最终要在超克人类中心主义的
“易和”生态人学上彰显和饱满起其应有的现代意义。这亦是中国传统哲学热爱自然、珍视生
命、注重伦理的必然归宿。我们深信，“易和”哲学所昭示的现代生态人学，不仅能在人的思维
方式上引起革命，更重要的是革新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在全球性、人类性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
昭示给人类一种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生活之可能性。
5．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创造性转化的构想。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两大特质正是
“易”思维与“和”思维，那么传统哲学现代化转换的关键也就关涉“易和”哲学的创造性综
合，继往开来，革本务新。对此转换现简略地提出如下三条构想：
（1）在对待中西传统哲学思维问题上。我们知道传统哲学思维包罗万象、蔚然大观，其现代
化转换自然千头百绪，这就要求抓住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特色——“易”与“和”思维，如
此则可以化繁为简、提纲携领，迎刃而解。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未能得到辩证的综合，而且在
西方传统思维里亦有“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的思想，但一联系这两大传统的主流线索及
其固有张力来看，与西方注重求“分”求“异”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倒是一贯地继承并
发展了求“一”求“和”的整合思想。诚然，“易和”哲学的现代化创新必不能缺少西方思维的
挑激，要吸取其理性主义精神与科学分析方法，但它更不能抛弃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优势与特
色，只能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西哲学思维的互补综合。否则，现代化只意味着自身传统
的丧失。
（2）在对待当代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易和”精神要契合时代
主题，更加务实灵活，将其宽容精神和和谐变易的思想根植于当代现实生活，从社会实践的内部
挖掘而不是从外部灌输。只要深刻地掌握了当代社会实践的趋向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那么
“易和”哲学就不难从当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知识社会、多元文明的内在机制理出合乎逻辑
的规范，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上彰显和丰满起“易和”精神，使之凸现、升华出来。
这样，传统哲学思维现代创造性转换的“易和”哲学就不会架空于现实生活之外，而是在当代人
类社会实践内部找到新的生长点，开花结果。
（3）在对待时代潮流及发展趋势上。世界正日益走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以传统宗教
为纽带的区域文明正在被以经济政治综合实力为主导的现代市场打开，和平与发展成了国际社会
的主题，共存共荣、和平共处、生态平衡、协调发展，正预示是“易和”精神的现代复兴。从东
西方文明交流互动之日起，独具慧识的西方思想家早就关注独到的中国哲学思维，以宽阔博大的
胸怀吸收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智慧。现代新儒家等正是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复兴着国学，从五千年
文明史上进行着独特的发微，探颐索隐、钩深致远。因此当代中国人更有义务和使命接过这一传
统哲学思维的“易和”智火，从中国自身的伟大变革中提升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易和”精神，
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觉醒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并对全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文化贡献。
6．思考的余绪。面对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要从中清理出精髓，提炼出活着的
灵魂，着实艰辛。笔者在长久的困惑与思索之中返回我们自身，反观我们古老的传统。心悟“周
易经”，意会“太极图”，在这难以言说的宇宙图式中，“易”与“和”的思维精神升上天际，
映入脑海。于是抓住这一心灵感悟不放，从中提炼出具有民族与时代特色的“易和”哲学，然后
顺此思路纵横贯之，不觉天上人间豁然开朗……心甚契之，怡然自乐，也就顺其自然理出一个脉
络。20世纪一代代中国学人苦苦追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一主题，笔者作为后生也一直思考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现代命运。在当今国人奋起革新、全球社会大变革之时，这种文明大转型的
机缘必将会给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主题带来契机。正像往昔文明辉煌的春秋战国、唐宋时期，
以及“五四”时代一样，如今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潮流更是有利于民族优秀传统光扬的时期，也将
是一个全新文明的诞生时代。“易和”哲学精神的命运也正预示着中国社会伟大改革的命运，预
示着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命运，更预示着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自身的命运。透过历史的
重重迷雾，我们坚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和”精神虽然古老，但其使命常新。中国
哲学家该是站起来面向全世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
（《张载集·正蒙》）。背负起这种使命和责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古老而常新的“易和”
哲学精神必将给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和世界以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昭示！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2 ]肖萐父，李锦全 . 中国哲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 3 ]张岱年 . 中国哲学发微[M].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 4 ]刘大钧 .周易概论[M]. 济南: 齐鲁书社，1986.
[ 5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 . 周易研究史[M]. 长沙: 湖南出版社，1991.
[ 6 ]张世英 . 天人之际[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 7 ]张立文 . 和合学概论[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后记：
这是我大学期间（1994—1995年）的一篇哲学文稿，但一直未能整理。时过八年，虽事异时
移，但对此仍痴心不改，并在不同场合向五千余人作过讲述与交流，受到一些启发与鼓励，现做
了一些初步的整理，留待日后有精力出书以系统论证。
作者简介：漆 思（1972—），男，甘肃会宁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生
|
|
|
文章出处：
周易研究中心
|
|
文章作者：
漆思
|
| 『我来说两句』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