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3日，“第二期青年易学工作坊：易学跨学科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会议分特邀致辞、主题发言、专题讨论、总结与闭幕致辞四个环节。
一、特邀致辞
林忠军（山东大学）：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易学跨学科创新与发展”，紧扣着“创新”这一时代主题。“创新”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史·后妃传》“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按字面意思，即在继承旧有的基础上，创立、创建新的事物。《周易》中革卦、鼎卦所言之“革故鼎新”、《易传》所载之“变通”思想，皆彰显着“创新”之义。在易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孔子作《易传》，既是在去古未远的相近文化制度与生产工具的环境中对《周易》古经本义的传承，又饱含着他基于儒家思想对《周易》古经进行的创造性诠释。前者构成了后人理解《周易》的必要尺度，后者则极具意义地推动了易学的发展。当我们回顾历代易学的发展，便不难看出，易学就是在传承与创新的脉络中蓬勃发展的。至于当今，易学创新存在两条可能路径：其一是在易学内部运用中国的话语体系与思想资源发掘新的观点，但这一路径在数千年易学发展后的今天已相当艰难；其二是运用易学之外的文化资源产生探赜易学的新视野与新结论，也即本次会议关注与讨论的重点。鉴于当下正处于文化交融与国家、社会格局剧烈变化的现实背景之下，中西会通不仅是当代易学及儒学超迈传统学术的视野与方法，也是中国文化步入世界舞台的重要途径。需要注意的是，易学领域的中西会通与跨学科建设，还存在对如引用西方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哲学思想的必要性、跨学科研究路径的可能性等一些基础性、根本性议题的反思不足的问题，需要广大学者们进一步地精审考辨与积极回应。
李尚信（山东大学）：青年易学学者既是当前易学研究的有生力量，也是未来易学研究的希望所在，责任重大。易学中心举办青年易学工作坊，就是想要给大家提供更多交流和研讨的机会，相互启迪，相互促进，不断提升大家的易学研究能力与水平，以便未来能够承担起作为易学研究中坚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的易学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但未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概括起来，大约有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仍有一系列传统易学的重大疑难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易学起源和早期易学演变问题、《周易》古经众说纷纭的问题、河图洛书与易学的关系问题、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的关系问题、易学与自然科学关系问题等等。第二，易学基础理论共识不足，未能建立起普遍认可的系统的易学知识体系，易学学科的建立仍不成熟。第三，对传统易学缺乏足够的反思，传统易学的转化创新较为艰难。第四，诠释作为大道之源的易学如何推动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第五，易学与跨学科研究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易学研究的任务很艰巨，需要长期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我们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可以大有作为。青年学者应充分了解并紧紧抓住易学前沿问题，以严谨的学风、扎实的功底、科学的方法，久久为功，为当代易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所谓“严谨的学风”，即认真细致的态度、仔细推敲的功夫，以及不放过任何可疑的问题和漏洞的精神。所谓“扎实的功底”，就是要打牢基础，立足经传原典，掌握系统的易学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所谓“科学的方法”，虽然学者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定共识，包括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等等。所谓“久久为功”，就是无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努力，终能苦尽甘来。本次研讨聚焦于“易学跨学科创新与发展”，是前面所举易学重大前沿问题的一个方面，极具难度。过去易学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学者们需要克服过去牵强附会式将易学与其他学科进行简单比附的思维方式，真正从二者各自的特点出发，寻找结合点，特别是要深刻领会易学作为“大道之源”的特点，从易学作为大道之原的角度去开展与具体科学的结合的工作。
二、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共四场，分别为“周易与哲学学科”“周易与古今科技”“周易与经子之学的新视野”“周易与社会科学”。
（一）第一场主题发言：“周易与哲学学科”
本场发言包括《实然推出应然的〈易传〉方案》《象占与辞义：〈周易〉文本之所说与未说》《〈周易〉当代经典化与文明交流互鉴》《“援易以为说”探赜——基于〈墨辩〉“援”“说”视域的考察》《现代逻辑、中国逻辑与易学：跨学科视角下的文本释读与理论建构》《意向关联之边界和易象关联》六篇文章。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秋丽主持。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毛朝晖的发言题目是《实然推出应然的〈易传〉方案》。他指出，“实然”能否推出“应然”，这是伦理学中著名的“休谟难题”。《易传》中的“吉凶”既有表征人事吉凶的客观义，具有实在性，能够指称“实然”，又有趋吉避凶的规范义以及对“善恶”的价值规定，故也能指称“应然”。由于在实然范畴中“吉凶”由“阴阳”决定，在应然范畴中“吉凶”则决定了“善”，所以“吉凶”概念的双重涵义成为了实然的“阴阳”概念与应然的“善”概念的中介。“善”的实质是合乎“吉凶”规律的价值规范，即作为宇宙实在的“阴阳”在价值领域的实现。通过“吉凶”概念的二义性，实然与应然范畴的鸿沟得以弥合。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克宾的发言题目是《象占与辞义：〈周易〉文本之所说与未说》。他认为，《周易》文本所言说的内容并不是其作为经典所涵载之内容的全部，如卜筮方法、象征性符号的象征指向、六十四卦之卦画符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虽在《周易》本文中并未得到专门说明，但却十分重要。此外，以卦爻辞诠释为中心的易学义理学，也同样存在着所说与未说的问题。卦爻辞语言具有象征性，它构设出的种种动态之情境是其“所说”，而通过此情境映射出的思想意义则是其“未说”。关于后者的理解与诠释因人而异。这种差异的产生不仅是由于诠释主体与历史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因为《周易》创作者的本义就是要让卦爻辞产生因人而异的意义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士颍的发言题目是《〈周易〉当代经典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他指出，古代经典能否在现代社会中保持经典地位甚至再度经典化，是经典与经典化研究中重要且现实的复杂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和国之政典，经过儒者的整理、诠释、弘扬，最终转变为容纳各家丰富思想文化、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经典。《周易》的经典化过程提示我们，应当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易学更为深广的传播与研究，发挥其作为文化媒介的作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通过多元文化交流、跨学科合作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共享，促进《周易》能够以更加丰富和包容的姿态呈现在世界面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独特视角与智慧启迪。
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郎需瑞的发言题目是《“援易以为说”探赜——基于〈墨辩〉“援”“说”视域的考察》。他指出，“援”是《墨辩》推类立“说”的一种方法。从《墨辩》“援”“说”视域来看，“援易以为说”实质上是易学推类立“说”的一种类型，它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为前提，以“与类行”为原则，通过“取类”“触类而长”等方法，实现“类万物之情”的目的，本质上属于易学“生生”之道在语言论说领域的延伸。从“援”的要素来看，涉及易辞、易象、易理、易数、易图等；从“说”的面向来看，涵盖古代政治伦理、中医学等分殊领域。受传统“类”思维的影响，“援易以为说”体现出自身的理论限度，“察类”“求真”是古代先贤确保“援”式推类有效进行的主要途径。新时期，“援易以为说”可以在“广义有效性”的向路下深化考察，评判得失，最终实现创新转化。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孙志强的发言题目是《现代逻辑、中国逻辑与易学：跨学科视角下的文本释读与理论建构》。他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采用西方逻辑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逻辑思想构成了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范式。易学作为中国哲学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备受中逻史研究的关注。基于此，他从三个部分展开介绍：其一，以《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的悖论分析为例，展示现代逻辑方法在文本解读中的应用价值及其对深化中国哲学理解的意义；其二，对中逻史研究进行系统回顾，说明“理论诠释型研究”与“语料建构型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形态及其特征。第三，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将易卦符号系统与现代逻辑进行对照分析，探索利用现代逻辑工具对易学经典进行形式化重构的几种可能的研究路径。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丁振亚的发言题目是《意向关联之边界和易象关联》。他指出，意向关联是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展示了意识的本质特性，即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然而，意向关联本身有其自身的界限，在现象学之中，这种界限被零星发现为原事实。胡塞尔现象学得到的原事实只是否定性的，即停留在自身对原事实的思辨性推测。换言之，现象学所能发现的东西取决于对还原的实际执行的程度，其中止判断的能力有限，其所观也有限，其也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先天关联。易学所提供的易象则可被视为对原事实的积极刻画，诸多原事实之间的关联可以被称为易象关联，它不是范畴性的推演而是卦象性的氤氲气化。在思辨之外通往易象关联需要现象学还原的参与，而中国哲学中的诸多资源或许正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被运用于其中，以深化工夫性的现象学，进而由正面经验到原事实。
（二）第二场主题发言：“周易与古今科技”
本场发言包括《易之道：大语言模型哲学概念分析应用举隅》《历高于易：明末至清中期历算学家对易历关系的“颠倒”》《易学与科学能否携手？——“科学易”的类型、学理与未来》《从〈黄帝内经〉到〈圣济经〉——儒医互通与中医诠释学传统的奠基》《〈周易〉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与先秦天学》《〈易经〉与人工智能研究》六篇文章。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董春主持。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杨浩的发言题目是《易之道：大语言模型哲学概念分析应用举隅》。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为人文研究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得人文研究的流程得以重塑。他以AI对先秦道家、儒家、周易文献中“道”这一哲学概念的分析为例，展示了AI在文献阅读和数据处理方面的强大能力，也展示了其在概念分析和理论建构中的潜力。但AI只能作为工具，它不能取代研究者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分析。未来的人文研究，很可能是人与AI相互协作、相互启发的过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朱浩浩、博士生柳芬的发言题目是《历高于易：明末至清中期历算学家对易历关系的“颠倒”》。朱浩浩副教授指出，明末至清中期是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也是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变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发展，即学者对于易历关系的认识出现颠倒。我们所熟知的京房、邵雍等代表性学者，以及受其影响的历算学家，均是以易统历。明末至清中期，徐光启提出易历的分离。在此之后，一些历算学家不再以易学作为天文学的基础，反而将天文学置于易学之上。这一颠倒性转变不仅和西学传入、传教士等因素有关，也和明末以来对于宋明理学的反思关联，同时也是历算学家寻求重新理解世界、塑造新秩序的结果。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秦洁的发言题目是《易学与科学能否携手？——“科学易”的类型、学理与未来》。他指出，易学与科学有悠久的会通历史，中国传统科技多与易学象数义理关联密切，而近现代科学发现也常被宣称与易学有契合之处，这些都属于广义的“科学易”。伴随近代科学的传入，以《周易》符号为科学著作的狭义“科学易”纷纷兴起。从发展历程来看，易学与传统科技是交互式会通，象数与义理为传统科技提供表达形式和理论基础，传统科技则为易学理论提供经验支撑，两者“携手”可见明显的积极意义。但近代以来的“科学易”研究，常伴随着对易学系统的割裂和对科学精神的破坏，其间多有比附、独断乃至神秘之说，且对现代易学和科学发展均欠缺实际推动作用。反思而言，期许易学与科学“携手”共进，便不能泥滞于具体知识或基本方法的会通论说，而应重点推动两者在根本思维和价值取向层面的积极互动。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助理研究员焦健洋的发言题目是《从〈黄帝内经〉到〈圣济经〉——儒医互通与中医诠释学传统的奠基》。他指出，自晚唐以来，王冰、林亿等学者提出儒、医同出于先圣之教，在历史谱系上强调了儒、医之业的互相连属，促使《黄帝内经》不断升格。至北宋，《圣济经》以医理发挥工夫论，使得儒、医之间的理论形成实质性的连属。由此而言，北宋儒学重立工夫论，除了可以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之外，还能够援医入儒。这一理路在方以智、王夫之的改造之下，成为了二人使明末清初时期儒学脱虚向实的重要方法。当前科学与技术成为理解“人”的重要支撑，援医入儒的路径或许能够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带来更多的启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熊腾跃的发言题目是《〈周易〉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与先秦天学》。他指出，战国秦汉时期，太阳周年往复于南北七条日道的早期盖天宇宙论广泛流行，不仅渗透进了人们对日出日入方位的认识中，还转化为了先秦日常纪时制度。《彖传》应当是受到了这一天学知识的影响，才将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解作“天行”。不仅如此，《彖传》还进行了哲学诠释，将太阳运行的日道升华为阴阳消息之天道，又提出“天地之心”的概念阐述天地“生生”之德。从《周易》复卦之《彖传》入手，不仅能将盖天七衡说的产生时代上推至战国，还可见先秦时期易学与天学的紧密互动。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曹明德的发言题目是《〈易经〉与人工智能研究》。他指出，对《易经》数学结构的探索始于1975年，戈德堡首次尝试用模运算解释《易经》概念，开启了易经与现代数学的对话。随后，国内外学者不断尝试用代数工具解读《易经》，发现了《易经》与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二进制系统具有相似性，进而探索《易经》与代数结合的更深层次意义。基于“阴阳”与计算机0、1的天然转换方式，发掘机器语言对于《易经》存在的理解方式，并通过算法实现基于《易经》代数的人工智能研究，从而将《易经》与人工智能结合，不仅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新的视角，也能为人工智能领域带来新的理论资源和应用场景。
（三）第三场主题发言：“周易与经子之学的新视野”
本场发言包括《太谷学派的易学观念及其后学的“以〈易〉解经”诠释体系》《〈周易义海撮要〉丛考》《性灵说与焦循的经典诠释观念》《出土文献与早期象数易学》《李西月先后天思想探微》五篇文章。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贻琛主持。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任研究员姚彬彬的发言题目是《太谷学派的易学观念及其后学的“以〈易〉解经”诠释体系》。他指出，太谷学派是清代后期出现的以《周易》为宗的民间儒学团体，他们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基本宗旨，认定儒、道二家皆源出于《易》。创始人周太谷将《周易》诸卦统御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并比配于五行观念，乃至以之为“圣功”修炼的理论基础，是太谷学派易学的根骨和特色所在。太谷学派的解经惯用“诸经互诠”之法，有一定民间哲学意味。但近代以降，不少主流知识界人士若刘鹗、钟泰、缪篆等入于其门，使得其思想深度有所拓进。其中缪篆、刘大绅更努力建立“以《易》解经”的诠释体系，意在给中国哲学提供一个庞大而整齐的系统。此外，查证太谷学派文献，近代易学大师杭辛斋亦出于该学派“北宗”王伯琴之传，杭氏平生欲以《周易》统摄古今中西一切学术之思路，亦隐约存在受太谷学派思想影响的印迹。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谷继明的发言题目是《〈周易义海撮要〉丛考》。他指出，《周易义海撮要》的存古之功可与《周易集解》相颉颃。该书初刻于绍兴庚辰年间，目前能见到的较早刻本为康熙年间《通志堂经解》本。《义海撮要》的引文包括《义海》所收过往诸家、《义海》中房审权所收的父师之训、朋友之论及房审权的评议，还有李衡增益的数家，其中一部分生僻的易学家，为房审权稍前或同时代的蜀中易学群体。《义海》与《义海撮要》援引众多，需要对其中有姓无名的作者进行考证，并对误标处予以改正。另外，还需区分《义海撮要》在卦爻辞和《系辞》以下的两种有差异的编纂方式。谷教授强调卦爻辞部分因仍房审权《义海》较多，《系辞》以下李衡自己的编订之功较多，且其中所标“郑”非郑玄，或为郑姓王安石学派中人。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厉运伟的发言题目是《性灵说与焦循的经典诠释观念》。他指出，中国古代关于性灵说的诠释主要分为两路：一是狭义的进路，即性灵，以明代的公安“三袁”及清代的袁枚为代表；一是广义的进路，指性情，以经学家及理学家为代表。前者属文苑传统，后者属儒林传统。儒者多以仁论性，焦循则以智论性，为儒林传统中特出之一脉。与文苑诸人以才论性、就诗文而谈性灵不同，焦循智性论的性灵说，面对更为广阔的文化维度，指向人类文明开化的早期文本——五经，催生其有关经典之诠释的观念。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蔡飞舟的发言题目是《出土文献与早期象数易学》。他围绕清华简《筮法》、帛书《易传》及其他出土文献，对解卦方法、卦气说、卦变说、经卦取象等早期象数易学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卓有新意的见解。同时他还讨论了出土文献与早期象数易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指出既要重视出土文献篇中之内证，还要重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联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王楠的发言题目是《李西月先后天思想探微》。李西月是清代后期道教学者，其以“先天”“后天”为内丹理论的基本范畴。李氏对二者进行了明确的概念界定，进而厘清了先后天的关系，提出“先天之气有三端，先天之名有二义”，与之相应，在丹道方面提出“丹有二品，分之则有三乘”，在药物方面提出“药有两类，分之则有三层”，由此建构起了他的道教哲学体系。作为清代双修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家，李氏的内丹体系不仅是对双修派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是对清代道教内丹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四）第四场主题发言：“周易与社会科学”
本场发言包括《〈周易〉泰否之道与西方民主之路》《易学与法学的交叉研究脉络与展望》《论〈东坡易传〉中所见苏轼政治思想》四篇文章。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杨胜男主持。
上海海洋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张远和的发言题目为《〈周易〉泰否之道与西方民主之路》。他认为，国家得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敬天恤民，这是《周易》泰否两卦所蕴含的天道，而这一天道内涵不仅适用于实施君主制的古代中国，也透显于具有民主背景的西方国家之治乱兴衰的发展历程，并能够为当下的世界局势发展提供借鉴。他以美国、德国为例，指出二者虽然是拥有不同传统的两个国家，但它们在二战前后的兴衰完全符合泰否之道。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俣璇的发言题目为《易学与法学的交叉研究脉络与展望》。她指出，当代法学领域对于《易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即《易经》中的法律文化阐释、《易经》中反映出的古代司法裁判制度探析，以及《易经》相关犯罪与证据学论证。此类研究在当代法学研究中自成一派，贯穿方法论、法理与具体部门法制度各个层面，既有针对抽象法理思维的宏大叙事，亦有着眼具象实体法规范的精细分析。她又举《易经》中“不富以其邻”等文句为例，说明《易经》中反映的法律观念及司法裁判制度。同时她认为，近年来易学与法学的交叉研究体量维持稳定，学者群体较为集中，偶有在法学主流学术语境评价较高的佳作。虽然目前交叉研究并非显学，但鉴于近年来法学界开始关注法史学与法律文化研究，易学与法学交叉研究可能迎来发展契机。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马士彪的发言题目为《公私之辩与儒道会通——以王弼〈周易注〉为中心》。他认为，公私之辨是贯穿王弼《周易注》的一条主脉，在其注《易》实践中，公私问题和有无、本末以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从形上的角度看，王弼把“寂然至无”和“寂然大静”的自然之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本，并以之统摄乾德至健和坤德至顺，刚健无首、柔顺贞正，儒道实践法则皆消融于“无”的无限定性中。从人事伦理的角度看，形上之道“荡然任自然”，圣人应效法天地的无私无为。“寂然至无”落实在实践领域体现为“体无”者“灭私无身”彰显出的虚静心境，这种廓然大公的心灵，在爻位关系上表现为特定时域下的无应关系，反之，有应则往往意味着心有私吝，情有系恋。在具体的治理实践领域，王弼强调“以无为心”，必须遵循“复”的“反本”原则，“始制有名”后，要有“知止”“知足”的反省工夫，仁义礼法只有在虚静无私、无偏的心灵作用下才能不流于虚伪。换言之，名教的施设必须本于自然大公的心灵（崇本举末），而自然同时也是防止名教礼法异化的必要限制（崇本息末）。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陈婉莹的发言题目为《论〈东坡易传〉中所见苏轼政治思想》。她认为，从苏轼的家学渊源以及《东坡易传》成书时期而言，《东坡易传》中凝结着贯穿于苏轼一生的哲学思考与实践认知，既是他学术思想精华的体现，也是他对个人思想理念的自我回顾与总结。作为宋代儒学解经议政传统的代表，苏轼的政治理念围绕“变革”展开。苏轼对卦爻辞进行的诠释也表达出“稳中求变”与“刚柔并济”的变革思想，巧妙设计了保持制衡状态的君臣关系，以及人事相应、用人不疑等等政治主张。苏轼的政治思想不仅对北宋中期新政改革有所促进，其稳健与渐变的思想特点还为明清之际的士人所继承，更有后世学者反复利用苏轼的经学与政治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或建构个人学术体系，足见其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强大生命力。
三、专题讨论
专题圆桌讨论环节紧扣会议主题，围绕“易学与传统学术交融互摄的学理基础”“如何总结平议易学与现代学科的百年互动”“易学与各学科交叉发展的前景方向”三个方向，进行自由发言讨论。专题讨论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沛主持。
张沛（山东大学）：今天会议讨论的内容基本是站在当今学科划分体系之下，基于“史”的视野，对易学与逻辑学、西方哲学、天文学、自然科学等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与反思。历代易学所涵摄的内容，正如四库馆臣所评价的那般，无所不包、愈说愈繁，也由此产生了相应的问题：是否所有学科都能进行跨学科研究？并且，这些能够实现交叉会通的学科之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存在比附性，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其中的历史意义与学术的价值？非比附的部分何以成立，其学理基础何在？对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以上种种问题，都需要如秦洁所说的，跳出具体的知识与方法，在思维逻辑层面寻求基础性的会通。与之相关，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易学与其他学科存在广泛关联，是否就意味着易学为“大道之源”？是否意味着其他学科的专门知识都是由易学发展出来的？没有易学作为源头，这些学科就没有发展空间与动力了吗？从古至今，易学跨学科研究基本围绕“援以入易”与“援易以为说”两种方法展开，古代学者将二者并举，近现代研究则偏重于前者。这种引入其他学科理论研究、阐发易学思想的研究方法，虽然为相关学科荡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边界与范围，并有效提高了学术论著的数量，但必须要反思的是，除此以外，这些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性意义何在？李尚信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呼吁，我们要从易学作为大道之源的角度展开研究，易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朱熹所言之“理一分殊”，这在当今学科愈发专精化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以易学“打包”天下的思路，是否能够走通？不同学科的边界何在？易学跨学科研究到底应当如何开展？诚然，近年来数字化的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人文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让我们看到了跨学科研究的巨大前景。但我们可以同时反思，数字能够为人文赋能，那么人文学科能为自然科学、社会学等领域提供何种资源与价值？而易学相比于其他人文学科，所提供的价值引导有何特殊性与优越性？此外，虽然跨学科研究旨在转化、创新，产生的问题意识必然存在着立足于时代的现实指向，但易学作为人文学科，较难直接回应现实并对具体问题予以指导。故而，易学跨学科研究首先带来的，应当是学术层面的发展、创新。
焦健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从易学与中医学历时性的发展脉络而言，二者共用着阴阳五行这一套思想资源，阴阳五行既是易学的底层逻辑，又为中医提供表达方式。但是易学作为哲学，其体系建构指向形而上学，而中医则面向实际，二者在本体与具体应用之间的关联较为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看，易学应该属于最高的大概念，具备一套从形而上学落实于实践的理论体系，而中医则从实践出发，对于阴阳的判断源于患者的表征，如果患者口干，则将这一症状归为阳，将消除这种症状的药物归为阴，整体以实践优先。中医学与易学的会通，或许可以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一条从知识论的逻辑关联出发的思路。
董春（山东大学）：古代将易学置于“大道之源”的地位，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推动力，而当今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与学科专精化的研究背景，已然不支持易学重新获得“大道之源”的身份与地位。研究者不应过度追求用易学统摄、指导其他学科，反而应当回到“人文化成”的视域之中，探赜易学能够为其他学科提供何种方法论层面的价值。同时，在易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当厘清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与关系，对于不具备学理基础与互动可能性的学科领域应当考虑放弃。
李秋丽（山东大学）：关于易学跨学科研究，我认为存在三类问题值得思考。第一类，即文本的地位变化问题。古代学者在经学视域下将《周易》视为圣人之义的载体，而对于当代人而言，《周易》的崇高地位不再，仅是作为一部古代典籍存在，我们在其价值与意义发生了改变的当今，应该如何展开易学跨学科研究？第二，即文本之间以及文本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所出成果虽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不具备实质性意义，故而我们理应对跨学科研究的合理性、必要性及其价值进行思考与评估，避免成为没有学术意义或实际价值的新时代的比附。第三类问题，即《周易》于当下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作用？虽然作为“大道之源”的《周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易学是生生之学，其中的哲学思想在当今依然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可以从整体性思维、辩证思维、类比思维、象思维、天人合一等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入手，寻找易学与其他学科的贯通，并且厘清在这些思维统领下产生的如阴阳五行之概念以及哲学的生发，寻找到易学与其他学科共同的学理基础。此外，目前易学哲学的研究主要面向的仍是学术圈，在大众领域的影响较小。实际上，在解决切实的生命困境之余，大众对于易学哲学也同样抱有学习热情。我们应当继续协力，让易学哲学跨越学术圈的壁垒，在大众领域持续发挥作用，从而拓展易学的影响力、促进学科的创新发展。简单来说，当代易学研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研究古代典籍，只分析表面意思，而是应当深挖文本的问题意识、厘清论述方法，提升其中的价值与意义。易学与跨学科研究具有极大的前景与希望，亟待攻克的是怎么做的问题。
郎需瑞（南开大学）：前几位学者已经从宏观角度谈论了易学跨学科研究的相关问题，我就结合自身研究，从较为具体的层面来阐发对“平议易学与其他学科的百年互动”这一主题的理解。近百年来，易学与逻辑学的跨学科研究有三条理路。第一条路，是借重西方的形式逻辑解读易学著作，如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便有一章从正名的角度展开了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再如严复的《天演论》，其中也涉及到了用传统的形式逻辑解读易学，认为易学的体系通过“外籀法”（演绎法）建构；还有如朱伯崑的《易学基础教程》，按照分类、类推、形式化三个主题展开易学的逻辑思维。第二条路，即运用数理逻辑的思维与方法来诠释《周易》，如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用数理逻辑的方法解释《周易》，方东美《易之逻辑问题》通过符号、公理、定理等对生成64卦的卦变系统进行推演，还有沈有鼎、张清宇等学者皆是以此研易。第三条路即以冯契先生为主要代表，通过辩证逻辑探究《周易》。2008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余波蔓延到中国逻辑史学领域，暨南大学程仲棠先生《“中国古代逻辑学”解构》一书，尖锐地质疑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合法性，至此中国逻辑史学研究产生转向，从借重西方逻辑概念建构中国逻辑体系，到重新回应中国古代逻辑的合法性问题。随后，南开大学崔清田接续张东荪先生提出“逻辑与文化”观念。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团队提出“广义论证”“广义逻辑”视域。在此视域下，易学与逻辑学的交叉研究逐步展开，以上海社科院周山研究员、南开大学吴克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纷纷在中国逻辑学史的视域下对易学展开研究。以上，即是易学与逻辑学百年间大致的互动样貌。逻辑在西方哲学甚至是印欧哲学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基础性的工具作用，我们沿此思路，反思、探索是什么支撑起了中国哲学的整体面貌。以往中国逻辑学界集中研究名辩学，但后来发现其并不能支撑起中国哲学的整体性建构，故将目光置于到易学逻辑乃至于整体中国古代逻辑的核心方法“推类”之上，一方面将之与西方的类比、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进行对比，探求其独特性与价值，探究其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探究其是否能够支撑起中国古代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于易学与逻辑学跨学科研究而言，应挖掘易学逻辑，探究其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朱浩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古代科技学一直受到来自现代科学的合法性质疑，我们多用如下三种思维进行回应，或许可对易学与跨学科研究有所启发。其一，是“去中心化”思维。多数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观念，是由于他们将现代科学视为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唯一途径，并以现代科学的标准去抹杀中国古代科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这一现象背后体现着欧洲中心化的观念。而“去中心化”思维倡导从多元化的视角审视不同的学科，唯有在此视域中，中国古代科技学与近代科学才具有交流讨论的空间。反观易学研究，同样需要警惕与反思以易道包含一切的中心化思维，应以多元视角与各个学科平等对话。其二，在回应中国古代科技史合法性问题时，提倡“回到原始问题”，即跳出具体的事件，在各门学科的基础性思维中探寻相同的问题意识，寻求对话空间。易学跨学科研究同样如此，易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无需停留在形下的具体的层面，而是应当通过反思，回到最为基础、底层、原始的理论之上。再者，现代学科建立的思想基础中的某些问题并非天然合法，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讨论，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恰恰是我们能够与不同学科深入对话的共鸣点。其三，则是对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沟通、对话途径的反思。我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经常反问自身，我的这套理论能否用于研究西方的古代科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应当如何沟通？我觉得这一过程所需的思想资源，或许可以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中找到。其次，文本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语境及社会背景，理论有亦有其适用性范围，甚至语言本身和现代语言之间颇有差异，使用当今的语言对其进行理解与表述时必然存在偏差。故而跨学科研究应当更注重离析文本，不仅要还原文本在历史语境中的本义，还要挖掘其中的问题意识。
孙志强（山东大学）：易学与传统学术之间交融互通的前提应有两条，其一是《周易》“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权威地位，使得各家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诉诸权威以表达自我，但这在逻辑学的视域中属于非形式谬误，并且在《周易》地位下滑的今日已然走向终结；其二，在于易学或许承载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底层逻辑，能够支撑起中国古代思想的体系建构，故能与其他学科旁通。在《周易》未被奉为“五经之首”的先秦时期，已然流行着从自然事物的描述转进到人伦事理的表达方式与关联维度，如《吕氏春秋》云：“德也者，万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饬乎仁。”将道德领域之“德”与自然之“月”进行类比与说理，展现出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思想，这一点亦显著体现于易学“象思维”中，或可作为易学与传统学术会通之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易学是否以及能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底层逻辑进行研究与证明。关于易学与各学科交叉发展的前景方向，我认为易学与数学、逻辑学之间皆存在思维层面的关属。现代数学理论存在集合论与范畴论两种底层架构，前者预设世界的本质是个体，后者以关系作为世界的本质，并运用数学公理抽象地处理数学结构以及结构之间的联系。以手机为例，集合论从内部结构、配件出发阐明“手机”，范畴论则从关系、功能的角度将之描述为“人与世界联系的工具”。而最初用于表述山阴、山阳的“阴阳”概念，所描述的即是光与山体的关系，由此来看，以“阴阳”为底层思维的易学与范畴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关联，范畴论中的数学公理与推导证明的过程，或许可以帮助人文学者捕捉并清晰表达易学象思维的底层机制。同时，隐喻逻辑与易学中取象比类的类推思维存在实质性连属，学者们或可在研究易学象思维时，运用隐喻逻辑把握或证成“取象比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与新事物的产生。此外，从上个世纪开始已有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底层逻辑是“语义真”还是“语用上的可接受性”进行研究，所谓“语义真”即命题符合事实或信念之间存在证成关系，而“语用上的可接受性”则是以语境优先，即在某一语境中事物的状态能够被人接受便为真，近似于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换言之，我们并非是从真假意义上判断命题，而是从语用上、语境中来看是否可以接受命题内容，这条思路或许能够为探索易学底层机制提供方法论启发。
李尚信（山东大学）：正如企业家可凭非传统学习路径获得成功，科学家亦能无涉哲学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表面观之，哲学与科学似无交集，但其实未必如此。人文学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是高屋建瓴的专门之学，也是抱朴还真的生命之学，早早离开校园的企业家们有着源于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的熏陶，一些优秀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背后也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可见，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实则具有关联。从思维方式而言，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而自然科学秉持的解剖式分析方法，则擅长于将复杂现象分解为简单要素进行深入研究，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互补关系。落实到具体层面，易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也存在相似的思维方式或理论，如象思维与黑箱思维、易学与量子力学等皆存在会通之处，值得学界深度探讨。观览哲学与科学在历史上的交锋互动，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条规律，自然科学及其进步为人文社科提供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转变的动力，而人文社科则通过回应时代问题把控科学的发展方向，发挥科学的价值。回到哲学本身，人无法直接把握先验的概念，必须要回到现实中，通过实践进行检验或体验才能加以证明或证伪。易学作为中国哲学一脉，应当勇于接纳新成果来改造自身、发展自身，并且积极投入跨学科研究的建设之中，切实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总体而言，跨学科研究极具意义，但众多此类研究倾向于采用比附的方法作为其主要路径，在此背景下，我们需秉持双重态度：既要高度警觉那些仅凭简单类比、强行关联而缺乏严谨性的研究方法，也要以开放和批判性的视角，深入反思并积极探索那些能够产生积极学术贡献与实际应用价值的比附成分，比如中医理论虽将阴阳五行与脏腑、病症一一对应，存在比附之嫌，但这种比附成分积极地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从这类比附的思想资源中挖掘出跨学科融合的新视角与新方法亦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姚彬彬（湖北大学）：近现代佛学与易学的比附问题较为常见且具有一定共性，即将学科固有观念或体系套用于某些西方理论，为传统思想提供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论证，如杨仁山、谭嗣同用佛学中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比附天文学中的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理论，杭辛斋将蛊卦之“蛊”解释为微生物、将“时乘六龙以御天”之“乘”解释为乘法之义等等。这种用较为粗浅的科学知识诠释中国古代思想的做法，虽然在今人看来无比可笑，但考虑到时人所处之西学东渐之文化背景，国民整体缺乏文化自信，传统思想资源通过比附的方式与西方理论一一对接，进而开显出其与近现代西方文明之接引可能，不仅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还在一定程度力图证明中国文化并不落后于世界现代文明，无疑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谷继明（同济大学）：近百年易学研究虽有岐出的部分，但是我认为错误的尝试也有为后来者照明的借鉴意义。当下易学跨学科的研究，并非简单地寻求卦爻象直接对应于其他学科理论的具体构建，而是正如前面几位学者所言，将思维层面的融会贯通作为研究的核心前提与关键维度。此外，正如近现代许多西方科学家在探索和理解宇宙的规律时，其理论普遍涉及到了“第一推动者”的问题，反观中国，易学与其他古代经典也共同享有着某一深层的信仰结构。受到政治文化影响，古人生而便相信这一事物的存在，但对于当今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时代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这一信仰结构的形态，进而探寻到易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之基础。
胡士颍（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易》经传分别形成于西周与战国时期，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广泛涵盖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与重大历史事件，这份广博性构成了易道“广大悉备”的源生所在。《周易》作为大道之源，不仅在古代发挥作用，也当今世界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坐标性意义与潜在指导价值，值得我们持续探索与重新平议。以易学的预测功能为例，这一方法虽在今人眼中近于封建迷信，但其在历史长河中切实地为古人提供着面对人生不确定性的宗教性慰藉与心理缓冲，鼓励人们在未知面前保持敬畏与从容。这种为人类精神提供寄托与正向引导之处，应以何种面貌在当今世界继续发挥作用，正是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回到跨学科研究的主题上，不同于老子言“跨者不行”，《周易》以比卦的亲密义强调不同事物之间关联的重要性，如九四爻辞“外比之，贞吉”透显出《周易》对向外建立亲密关系的支持；“有孚比之，无咎”揭橥跨学科研究应秉持的真诚态度与合作精神；同时应警惕“比之匪人”，即避免与不适合的学科产生牵强比附式的关联，要求着研究者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九五“显比”则照显着跨学科研究应以中正平和的态度对各个学科进行充分认识与比较。易学研究本身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在本次会议讨论过程中，学者们纷纷从逻辑学、法学、天文学等学科出发，展开对《周易》的理解，不同学科背景的交融，无疑为《周易》的解读提供了新角度与新维度。
杨浩（北京大学）：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朱松纯教授深研人工智能领域，他认为人工智能应当有价值对齐，中国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应具备中国的文化思想。按他的说法，跨学科研究既是“为机器立心”，即用中国特有的思想资源为计算机技术提供支撑与规范，又是“为人文赋理”，即用计算机理论、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理解与诠释，挖掘其现代意义。从计算机视觉的角度，“阴阳”即人的视角中的“最大特征量”，反映出的是人对世界的主观认识。我们较为熟悉的人工智能算法有数字的识别，即输入数据经由神经网络进行识别、分类后再度输出；还有猫狗分类问题，即数据集中存在猫、狗两类数据，程序通过神经网络的学习，最后具备分类的功能。易学“一阴一阳”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可以为人工智能的分类功能提供底层逻辑的支撑，使之在面对大量数据时具备简化、抽象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因“阴阳”概念的丰富内涵优化人工智能的分类能力，以此可见易学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所提供的独特启发与巨大价值。此外，从圆滑曲线来看，人工智能在采样六十四次后基本可以拟合真实世界，这与《周易》以64卦模拟现实世界不谋而合。
四、会议总结与闭幕致辞
秦洁（山东大学）：易学具有专门性、哲学性、跨学科性等特点，而跨学科性的探讨是其中最难的，也是当下研究最为薄弱之处，故会议以之为主题展开探讨。会议讨论的内容呈现出古今、点线结合的脉络，既有植根于传统视野探讨《周易》与其他经典著作相互渗透、交融共生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有对易学与跨学科研究在当代及未来的前瞻性展望；既有着眼于某一学科的具体视角，也有对解决多学科研究问题的宏观理路之探寻，充分展现出了易学的多学科性特征，也充分暴露、讨论了跨学科研究存在的问题。就会议共识而言，与会学者们积极期待易学与跨学科研究的新进展，支持从思维与价值层面探究易道的当代价值，但同时对旧有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并认为新时代易学跨学科研究应该展现出开放性、平等性、多元性、底层性、包容性特征。
李尚信（山东大学）：本次工作坊召开的非常成功，感谢各位与会学者的积极参与。会议主题的设置难度与深度并存，而热烈的研讨反映出青年学者们的活力与创造性思维。以往跨学科研究存在着种种问题，希望本次会议能作为推动易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起点，期待青年学者们在后续的易学跨学科建设中坚持交流、研讨与相互启迪，跳出在故纸堆里做文章的旧有范式，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反思，力图开显易学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