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周易学会、《周易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第三期新哲学讲谈会4月22日在山东大学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国荣作为主讲人出席本次讲谈会，作了题为“人类认识的多重向度”的讲演。本次讲谈会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沈顺福主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傅永军、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作为与谈人出席。
讲谈会伊始，沈顺福教授对本次讲谈会参会学者的学术背景进行了介绍。他指出，虽然杨国荣教授、傅永军教授、何中华教授分别是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出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即不仅精通自己的领域，而且还互通于彼此的领域。
杨国荣教授的演讲以“人类认识的多重向度”为题，对认识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首先，他基于对当代西方主流知识论以“被辩护或证成的真信念”为知识形态的反思，认为知识的真切意义表现为“对所知有可靠根据的判断”。他强调，这里的“所知”既指对象世界，也包括人自身的存在；知识唯有进入一定的意识过程，转换为主体实际的“知道”，才能呈现现实的意义。他还讨论了知识与语言的关系，认为当知识以语言、逻辑的形式呈现，并以论证和辩护为维护与确认的方式时，其形态具有明晰的特点；当非语言的表达成为其主要形式、实际完成某事的行为能力成为知识确证的实质方式时，知识便以默会的形态呈现。
杨国荣表示，知识的现实形态在于语言逻辑形态和默会形态的关联与互动。他进一步从形而上的层面展开论述，认为从“所知”的角度看，需要关注本然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区分，而现实的认识对象则以“体用一源”为特点；就“能知”而言，则应肯定主体的德性，后者构成了能知的本体论规定。最后，他借用罗素的“亲知”概念并进行了引申，主张在以“亲知”为形式的认知活动中，知识和存在基于“所与”和“所觉”、经验之知与概念之知的互动综合实现交融，而这种认知活动实质上来自于通过人才能实现的成己与成物的实践过程。
随后，两位教授与谈人分别针对杨国荣教授的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傅永军教授对杨国荣教授的报告内容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围绕认识论进行了相当全面和丰富的论述。他表示，杨教授作为创造力极为旺盛的哲学家，传承了冯契先生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传统，即将中国哲学嵌入整个世界的背景中，在一种特殊的民族语言中解释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傅教授回顾了西方哲学的开端，认为西方知识论所暗含的基于逻辑学的分析判断和基于信念的默会知识这两种传统都忽略了两个问题，即什么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并被我们认识的东西，以及被认识的东西在什么意义上被称为对象。他总结了康德、匹兹堡学派及现象学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并指出“所与”的神话之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我们虽然能够看到现象，但这些现象并不是存在的依据。
傅永军认为，杨国荣教授用亲知的概念将“所与”和“所觉”统一起来，实际上是通过融合中国知识论体用之辩解决知识观的这一困境。最后，傅教授基于杨教授的报告内容，围绕认识论本身认识的差异、认识对象的差异及对存在论与认识论关系的认知差异提出了三个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我们如何认识认识论取决于想遭遇什么和如何认识什么，没有一个脱离我们亲知的独立存在的事物能够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
何中华教授表示，杨国荣教授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学者，不但打通和超越了中西马哲学的界限，还将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两个角色高度集于一身，同时也保持着对现实的关切，这些特质在国内学界是极为罕见的。他评价道，杨国荣教授的报告内容从多个视角对知识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并且利用古今中外的哲学资源建构了新的知识论系统。
由此，何中华进一步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知识是真信念这一命题的背后，存在着解决掉“我知道”和“我相信”之间的紧张的动机，而参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知和信的统一应当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可以从逻辑上给出答案的问题；二是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的分野问题，如果不区分这两者，知识论内包括诸多概念的规范在内的很多问题是无法说清的；三是中国哲学整体指向成就人的道德人格，缺少认识论维度的展开，而在中西思想的差异下，如何从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待西方的认识论建构，并且在这样一种解释中充分考虑中国思想独特性的问题值得关注。
杨国荣教授对与谈人的意见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历史上关于知识论的种种学说，包括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先天综合判断等都各有侧重，而回到现实层面来看，不同的知识形态虽然有不同特点，但最终还是具有相互关联的性质，因此经验和理性虽然存在区别，但不能截然分开。他结合对康德哲学的认识指出，从现实的认识过程来看，认识的对象与存在本身具有相关性，在现象之外设定“物自体”，往往离开了现实的形态。
针对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关系问题，杨国荣认为，一方面认识过程的展开必然以存在论为基础，即本体是认识论展开的前提，另一方面存在论是在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过程中逐渐呈现自身的品格，与之相关，存在本身需要通过认识来把握：本然与现实的区分、对象的不同意义，都离不开人的认识过程。关于中国哲学传统是否存在认识论的问题，他认为虽然中国没有西方哲学那样完整的认识论，但从孔子开始认识论与伦理学就是密不可分的，因而问题不是中国哲学有没有认识论，而是需要分疏人类认识的不同形态。
讲谈会的最后，两位同学对杨国荣教授提问，分别涉及如何认识“亲知”的性质，以及如何看待历史学认为本体已然消逝的问题。杨教授一一进行了回答。他指出，“亲知”一方面是对象的呈现，同时又不仅仅是对象，因为它与人运用概念等形式的把握、接纳过程相关。针对历史学的主张，他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虽然只存在于文本记载，但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因而不是纯粹的观念和想象。
第三期新哲学讲谈会至此顺利结束。
转载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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