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而绵延不绝，体现出生生不息的特质。“生生”是理解悠久中华文明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反映独特时代风貌的哲学概念。2024年5月15日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开展了围绕“生生”的主题学术沙龙。该沙龙也是第23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系列活动之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李馨明、山东大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尚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其凤、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宣讲团副团长王佩玲和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研究员郑琦从不同维度探讨和呈现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之道。美国肯庸学院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萧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施炎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研究院院长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朱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张小勇参加对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秘书长刘梁剑教授主持本次主题沙龙。
一、生生之道：何谓生生哲学
李尚信：“生生”一词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生命在生、生生命、生而又生。“生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生而又生或生生命。中国哲学每一家都有“道”，我认为“生生”是“道”的根本，没有“生生”的宇宙是一片死寂，“生生”的过程形成的道路就是“道”。“生生”包括本体层面的“生生”、人如何参与“生生”和人作为“生生”的目标三个方面。
生生哲学主要起源于中国，中国人是如何走上以关注生命为中心的道路的呢？我认为有三个要点。一是起源于卜筮，卜筮推天道以明人事，而明人事就是围绕“人”或人的生存、生命而展开的。二是起源于象思维，象思维就是取一个象比类到别的事物上去，既然是推天道明人事，天人又可以类推，那么把人的生命推类到宇宙层面，宇宙自然也应该是一个生命存在体。三是来自现实经验，地能生物，地生物又离不开阳光雨露，中国人由此推测天地是能生物的，能生物的天地自然也应该有生命，自己没有生命，是生不出生命的。
生生哲学把宇宙看成一个生命体，继而以宇宙生命为研究对象，探讨宇宙生命如何通过“生生”而展开。宇宙生命的展开分两个阶段：一是天地生成之前的生生阶段，二是天地生成之后的生生阶段。前者《系辞传》认为有一个“太极”阶段，《乾凿度》认为在“太极”之前还有一个从“太易”到“太初”“太始”“太素”的形成阶段，郭象则提出独化说来阐述宇宙的终极之生。通过对芝诺“二分法”悖论的分析，我认为宇宙是因生而有质，有质再有变，有变再有量，由此才有了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后者则是天地生成之后，“生生”之易立乎天地之中的生生不息。广义的“生生”包括生与毁，生命的正常毁灭是合理的，从外界来中断生命是不合理的。至于人性与物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像传统中国哲学那样，只关注道德性命，而要完整全面地关注人性与物性。人不只是有道德的善恶之性，也有各种各样的生理与心理之性，万物也有各种特质和属性，都需要我们去把握，否则就不可能成就完整全面的人生。就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位置而言，生命之间是有等级的，人处于生命的最顶端，但人又离不开万物。现在很多人完全正面肯定《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说，我觉得是不完全正确的。不谈人类中心主义一定是错误的，但简单地谈人类中心主义也是错误的。
生生哲学进而探讨人如何参与宇宙生命的“生生”，在成就宇宙生命的同时成就人的生命。人要参赞化育。参赞化育的目标是成己成物，手段是格物，法则是仁义礼智，标准则有三：一是在不危害他人的情形下有利于个人的身心，二是有利于社会群体，三是维护生态平衡。根本的标准在于有利社会与个人。
一切有价值的哲学都是生生哲学的内容。只要是有利于成就人、成就物的，生生哲学都应该加以吸收。因为宇宙世界有很复杂的层面和环节，生生哲学只是抓住了终极根据和终极目标，这就有忽视其他某些层面和环节的可能，因而为了防止生生哲学走向片面和僵化，生生哲学同时也提倡从其他角度来谈论和建构哲学。
朱承：哲学思考大问题，试图解决大问题，李老师今天讨论的生生哲学就试图为人与宇宙的关系提供一种解释范式。李老师所阐发的生生哲学展现了四个特点：一是人参赞天地的主动性；二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恢弘性；三是由来有自的渊源性；四是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可以继续讨论，比如相对于人类生命而言宇宙生命有没有主体性，以及如何解决生生哲学中还原式的宇宙论描述困境。
施炎平：这次主题沙龙讨论“何以生生”以及“生生”如何展开于文明多方面生长的进程中，既有学理性，又有时代意义。“生生”一说很富有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色，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概念也具很大的外延和内涵张力。近年来，对生生问题的重视，众多学者参与生生哲学的研究和交流，在特定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和繁荣。在我看来，这似乎可以作为中国哲学界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新的抓手或突破点。当然，生生哲学的研究探讨，目前还处起始阶段，还有许多重点和难点问题需要突破，争论和歧见亦需通过不断的讨论、交流达到互相的理解、融通。就此，我先提出三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是关于生生问题的意义指向和生生概念的内涵限定问题。有学者论述“生生”涵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似涵括宇宙、生命、本体、过程、人生人性等诸多领域，把“生生”弄成了一个极多义、包罗万象式的概念。这不妥，既缺乏根据，也不合生生观念演变发展的实际。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谈“生生”的，主要是《易传》及深得《易传》生生之义的孔颖达、程朱、张载、王夫之和戴震等，梳理这个诠释过程，很容易发现“生生”一说，从术语到问题展开、再提炼为概念范畴，显然有个问题指向、概念内涵逐步明晰的趋势。戴震就提出：“在天为气化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又断定：“惟条理，是以生生。”把“生生”观念分殊为天道和人事两个方面，强调其作为“条理（规律和规则）”的属性和功能。还继承孔颖达的“道体”观念，发挥“道之为体”思想，论述哲学本体论，则反映了戴震对“生生”概念的分殊清理已颇为明确了。
二是关于如何通过中西哲学的互鉴比较来理解和诠释“生生”哲学。有学者喜欢引入现象学来解释“生生”观念，但不注意黑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思路差异和观念区别，忽视了中西比较中存在的差异性鉴别和趋同性理解两者的不同，易导致简单化套用，造成对“生生”观念的误解和错读，这是需要避免的。
三是关于生生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用生生问题涵盖和概括整个中国哲学的问题，并为此撰文论述，这值得商榷。毕竟中国哲学还有宇宙问题、本体问题、认知问题、智慧问题、价值问题、境界问题等等，都是“生生”一说难以涵盖的。
二、生生之艺：书法的生命意识与生命状态表达
张其凤：中国书法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生命艺术。中国书法从用具到创作过程到艺术鉴赏的整体设计，无不充满生命意识。与油画的刺鼻气味相比，中国书画墨香四溢。中国书画用的墨都是中草药和香料做成的，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益。从创作过程来讲，书法家真正进入创作状态时，呼吸如沉睡般均匀，这是一种生命的良性状态。从鉴赏过程中也体现出生命意识，如好的用笔被称作用笔很活，好的线条是很活富有弹性的，好的结构紧凑舒展，笔画与笔画之间充满对话的亲密感，筋肉骨气血神都是人鲜活生命的体现，南宋诗人陆游就曾有书法是特健药的譬喻。
生命状态有时候是强的，有时候是弱的。人生对某种体验达到生命的极致状态之时，那种强烈的体验感，使需要表达的内容与所表达的艺术语汇高度契合，从而让描绘这种体验的艺术语汇不再浮乏，而是具有了很强的现场存在感、充溢感，由此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我上大学的时候，对老师所说的气息强弱、厚薄、清浊并没有感觉。异质同构要有大量的实践和观赏经验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中很多道理，知道的人很容易去对应挖掘，但没有经验的人就很难发现，这是认知的一种实际情况。
书法作品实现生命意识投射的秘密在于异质同构。异质同构是完形心理学的概念，不同质的事物在大脑生化学力场里的力学结构一致，从而能获得共同的审美体验。例如，不懂汉字的欧洲文艺评论家可以在看到一位日本书法家所写的“崩坏”二字书法时拥有类似的感觉，这就是异质同构的典型范例。在我自己写的书法作品“凝露”中就传达着荷叶飘举、水汽蒙蒙的感觉。
张小勇：我结合古典语言来谈一下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里的“生生”。从词源上看，“自然”本身就来自“生”，古希腊语的φύσις（自然）源自动词 φύω（产生），拉丁语中的natura（自然）同样出自动词nascor（产生），可谓“生生自然”，而古希腊语的φύσις和拉丁语的natura本身又引申为本性，“生生为性”。此外，我们还可以说生生之谓“类”，因为无论拉丁语的genus（种类）还是古希腊语的γένος（种类）都源自“出生”，genus出于gigno，γένος出于γίγνομαι，辅音词根均为g-n-；生生之谓“易”，因为φύσις（自然）及其动词词根 φύω（产生）通拉丁语同音动词fio，都有生成变易之义；生生之谓“成”，因为已经生成的自然则是facta est，从无人称角度来说，自然自成，这里的facta是fio的过去分词；从有人称的角度，上帝创造自然，这里的facta则是动词facio的过去分词，后一种说法即“生生之为造”；生生之谓“气”，因为φύσις和φύω不过是类似女娲造人那口气，φύ音fu即模拟吹气音，而古希腊语的灵魂ψῦχή和拉丁语的anima（灵魂）、animus（精神）的本义都是气息、呼吸。
回到书法上来讲，书法讲的“生动”也和“生”相关，是一种生发的动态过程，其中就体现出一种虚实、曲直、粗细、干湿的变化和相生关系。书法中最简单的虚就是留白，实就是点线。在拉丁语里，虚可以说vacuum，仿佛“洼谷”，“空无”，有待填充或留余或通气；“点”即punctum的本义就是刻、切、凿，pungo，“线”即linea的本义就是勒、画、抹，lineo，则是充实、占据或行气。
三、生生之人：王退斋先生的生平故事与思想精神
王佩玲：我从王退斋先生讲人之生生。人之生生首先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承载人的动物性的血肉之躯，另一个是承载文明的思想精神。“人类生存的意识除了觅食以维持生命以外，还有比较重大形而上的文明的要求。……人类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它富于复杂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因为思想和情感的作用遂产生了种种的文明。……文明造就了有意义亦有志趣的人生。”（王退斋《文艺与青年》）
王退斋是我的父亲，在我与他共处的几十年的时光里，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人自觉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所展示出来的强大思想精神的生命力。从我对他的理解而言，我为他概括出他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两个方面：修身正心和天下情怀。“修身正心”是思想层面的，内涵了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情怀天下”是精神的展现，内涵了明体达用、知行合一、百姓日用。如下我用三个不同时段的例子来证明王退斋的思想精神力量。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王退斋在其写作的《论封建论》中指出封建制度“鲜有思立德于民，立功于国者也”，是不得长久的。在刚开始引进工业化的中国，广大民众缺少科学技术教育。王退斋拥有关注天下民生的情怀，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事于民众教育工作，这是世界观下的明体达用。解放上海的炮火在浦东打响后他遇到了一个秘密派到学校里来的共产党员，跟王退斋说共产党很重教育，希望他作为校长能够把学校在火线上保护好。王退斋深受感动，觉得共产党了不起，这样一所不显眼的小学校还能在大战爆发前得到护校告知，便采取了积极行动来保护学校，支持解放战争。
第二个故事是王退斋如何度过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从不戕害他人也不戕害自己，写下《正心吟》诗篇，这是价值观上的知行合一。“一时邪正容颠置，千载是非有定论。景行维贤尊古训，文明建树世风敦。人生惟德重于才，德劣才优正可哀。端士千秋留正气，奸邪几辈化飞灰。”（王退斋《正心吟》）因为当时中国第一个关注计算机应用和研究汉字识码的科学家支秉彝由于被审查而不允许进行研究，他将验算手稿层层辗转到王退斋手上。王退斋很重视科学，他便冒着监视的风险将识码用蜡纸刻印下来。在人生至暗时刻，他依然能看到科学未来在中国的应用。虽然吃了很多苦，仍然坚守君子要做社会的“草上之风”。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体现了王退斋人生观下的百姓日用。“重燃蜡炬将灰焰，再吐春蚕未尽丝。君子自强殊不息，吾生不信到行休。”在他九十岁高龄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人生意义，在参加新加坡的全球汉诗学会活动中，抓住小细节做成了大文章。由于当时中华古体格律诗在中国比较边缘化，中国去参加大会的人数只有四位，而台湾也是四位。在大会上，王退斋就人数问题进行发言，指出中国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和台湾参会人数一样的话比例不妥。他还即兴挥毫作诗，要求台湾代表与他呼应，但四位台湾代表无人能呼应，证明了大陆来的代表少不等于水平不好。
修身正心和家国情怀就像他的两棵参天大树，支撑了他所有的思想精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课题，这种思想精神的传承，在当下注重物质的时代更加重要。王退斋的故事说明人的生活并不在于物质有多么繁华。在他生活的年代，生活还很艰难，但他的精神世界依然非常丰富。如果他生活在现在，我相信他的精神生活会推陈出更新的思想境界，“生生”积累出新的文明思想。
施炎平：王退斋的故事讲述声情并茂，我觉得他非常活灵活现地展现了现代精神和泰州学派丰富遗产结合的风貌，现代文明和君子精神的结合典型地体现了“生生”的精神。之前李老师已经将生生哲学展开得很充分了，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传统“生生”秩序的展开，并概括“生生”人格品质，从而给出一个清晰表述，感染社会，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哲学素养和功能。
王佩玲：“生生”这个主题非常宽泛，我讲的王退斋的故事是以案例的方式验证了中国哲学的当代运用和未来展望。王退斋一生经历了从清末到军阀混战到民国到抗战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一生处变不惊，从不戕害别人，也不戕害自己。我觉得是中国哲学给了他力量，这种思想精神很有必要继续探讨。
四、生生之物：基于历史视角的文明逻辑——从沙船到红船
郑琦：今天跨界听关于生生哲学的命题，我感觉哲学不是高深的、内部的思辨，而是开放的、社会与自然融合的思维交流。我要用历史视角来看哲学里的一种文明逻辑。1990年，上海设立市徽，由三个部分组成：沙船、白玉兰和螺旋桨。其中的沙船与上海城市起源、“五个中心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以及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传承，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沙船与上海城市的历史起源。“生生之道”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智慧之道，也是城市精神的传承之道。沙船是上海江南水乡古老而特有的交通工具、农耕生产工具和水岸生活工具，它还是世界上最早开辟海上运输之船。元朝初期上海崇明人率先成功开辟中国最早的南粮北运的海上航线，将粮食从太仓刘家港运至天津界河口，开启了中国海洋运输的新时代。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元代在上海设立了市舶司，起名上海镇，后又升格为上海县，标志上海的诞生。
第二，沙船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历史渊源。上海经历过从沙船到“六国码头”的转变。上海因地处长江入海口、河运和海上漕运的交汇地，与太仓刘家港一起成为元代著名的六国码头，是当时享誉东南亚的航运、贸易和经济中心。沙船造船基地孕育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诞生，如今上海造船业锐意创新和科技突破，自主研发设计世界造船顶级水平的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邮轮等尖端产品，成为全球唯一能够摘取造船业皇冠上“三颗明珠”的城市。
第三，沙船与中国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路径。郑和首次下西洋是从沙船漕运的起始点太仓刘家港出发，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今天“一带一路”正是沿着沙船行驶的航线向全球前行。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仅把中国丝绸、瓷器等产品带到了世界各地，而且把中国“和为贵”的外交形象和和平文化传播到世界，为东南亚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第四，沙船与上海城市精神的内在映射。尽管经历历史变迁，但沙船所折射的勇立潮头、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成为上海人共同价值观。上海城市精神要从沙船通江达海、奋发向上、开放多元、兼容并蓄、求变求新的特质中寻找精神家园的标识，才能全面体现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第五，沙船与红船的文明传承。沙船赋予上海人勇于学习创新的精神内涵，使上海人与生俱来就有对革命性、进步性引领性文化的认同感和追随追求，红色文化能在上海燃起星星之火是沙船精神的象征。从沙船到红船的文明传承内涵极其丰富，不是一般的物质遗产，而是刻入上海人骨髓里的精、气、神，是城市软实力的内核。
五、人与环境之共生：人因工效学的视角
李馨明：我从人工因效学的角度谈谈人与环境之共生。人因工效学是一门应用科学，研究如何设计和安排人们使用的物品，以使人与物之间的互动最有效、最安全，或者说研究如何安排工作让人们能很好地工作而不受伤。小到鼠标键盘、桌椅、剪刀的设计，大到机械设备、生产车间、工作环境，都有人因工效学在内。
我们之所以要研究人因工效学，是因为它随处可见。如果我们在生活工作环境中注意到了人因工效学，我们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提高质量、提高员工参与度、营造更好的企业安全文化。我和我的团队对工作场所进行人因工效学分析，包括初步体能分析、系统体能分析、自动化分析、肌肉与感官疲劳程度分析等。初步体能分析包括排查长时间站立、感官问题、人工搬运、不恰当姿势等问题，系统体能分析融入了量化的参数分析方法，自动化分析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和高新仪器，而肌肉与感官疲劳程度分析则针对极高体能要求任务运用精密的穿戴式仪器进行感知监测。总的来看，进行系统完善的人因工效学分析能减轻工伤，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人在环境中工作得更舒适，真正以人为本、实现人与环境的友好共生。
萧阳：我想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李老师的一些说法重新做哲学的描述。中国的“生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想法是，所有事情都互相联系和影响。它还用一个更为具体的概念来谈论环境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那就是“势”这个概念。《孙子兵法》给出一个例子：将圆木放在高处就会产生更大的势能。孟子说，如果让君子来教自己的孩子，就会影响父子关系，但这不是君子的错，而是“势不行也”。孟子建议改变这个势：让别人来教自己的孩子，就可以避免这种由势导致的负能量。在西方，作为一门学科的人因工效学有自己的历史，但我相信它的出现是出于类似的想法。李老师谈到，人因工效学想办法让人与物之间的互动更有效、更安全、更舒适。用哲学语言来说：对工作环境中的物进行重新安放时，就可能对人产生不同的正能量和负能量。这可以说，中国古代智慧在外国重新被发现，也就是英美人所谓的“reinventing the wheel”（重新发明车轮）。
李馨明：谢谢萧老师将内容升华到了哲学层面。上周末带孩子去洛基山游玩，看到国家森林公园里一个牌子写着“we are all connected”（我们都是关联在一起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也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
六、圆桌讨论
萧阳：我们今天所有的演讲都很丰富，精彩，时间有限，我只做两个观察。我的第一个观察是，李馨明老师讲机器，郑琦老师讲船，都是人造物。而李尚信老师关于生生哲学的演讲所关注的却是“生命”，用“生命”做比喻来谈论“宇宙”。我们的书法家张老师也是用那些通常用来描写生命状态的概念，比如，“气息的强弱、厚薄、清浊”，来描写一幅书法作品。王老师的演讲则是一个生命个体，王退斋，他的人生故事。但是，“生命”通常被定义为“人造物”的反面。张小勇老师提到古希腊语中的phusis，“自然”或“性”这个概念。 当然，孟子也用“性”来描写动物生命。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生命的自然生长进行描写需要这个概念，但是它不适用于人造物。把一张床埋在地下，从生命里面自然生长出来的不会是另一张床，而是一颗树。生生哲学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人造物。我想提问李老师，他的生生哲学如何解释人造物。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李老师提到中国的生生哲学的一个来源是象思维，而张老师也提到书法是生命的投射。我觉得投射其实是比喻的意思，也就是象思维，“宇宙生命”不是一个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应当从比喻的角度来理解。生生哲学其实是古代中西都有的哲学，古代印度就有人认为宇宙是一棵植物，新柏拉图主义者也用很多生命的概念来谈论宇宙。只是到了17世纪现代科学出现后，宇宙才被说成是一个机器，一个大钟表。一个法国唯物主义者写的一本书的标题是《人是机器》。今天也有很多人说宇宙是一个计算机程序，还把它命名为“元宇宙”。生生哲学最重要的洞见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是“整个宇宙”，而关于它的唯一正确的比喻不是机器，不是计算机程序，而是生命。
李尚信：今天几位老师提的问题很深入，对我很有启发。朱老师提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宇宙生命有没有主体性，我认为可能没有。终极的“生生”没有主体，天地产生后，天地在一定意义上算是一个主体，但不是有意志的能动主体。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开宇宙还原，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必须的，不是必然的。宇宙有自身的发展过程，讲宇宙的终极根据必须从还原上讲，还原的讲法还是必要的。萧老师的提问对我启发也很大，但有一些讲法我不是太认可。我认为生生哲学的概念不是受人造物的启示提出来的，而是从人的诞生、动物的诞生取象比类到宇宙层面上去的。
萧阳：我的意思是生生哲学对人造物要有一个解释。此外，现在西方有一些人是用计算机程序这些人造物概念来做元学的，说宇宙就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我认为，生生哲学的立场应当是，这些不是谈论宇宙的合适的比喻，生命才是唯一合适的比喻。但“宇宙生命”本身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比喻。
李尚信：中国哲学的核心不在这里，但人造物和生生哲学的确是有关系的。人造物属于参赞化育，是作为手段而造出来的物，但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就像张老师所说的书法，它效法生生，构成一个体系，但目的是为了陶冶人的情操，为了成就人，还是回到人身上。对于萧老师所说的，过去我们可能是比喻，今天我们能否不停留于比喻，而是通过分析找到它的核心内涵，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