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林忠军教授所撰写《晚清易学之转向》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发表，全文18000字。
该文以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语境为视域，论述了晚清学者和易学家以经世致用为学术宗旨，通过重新思考与解释易学中汉学与宋学、象数与义理、道与器、变与不变等关系问题，探索救亡图存、富兵强国的心路历程；阐明了他们为化解当时社会发生的重大危机对于其政治学术的深层原因和解决问题方案的种种探索，深刻分析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突破传统易学的形态、走向用西方文明解释易学新理路、实现了易学范式转换、开启了新语境下经世致用易学系统的重建而作出的种种尝试；理清了晚清易学新内容和发展新动向及其对于现代易学的影响。同时，也反思了晚晴学者易学研究新成果所存在的问题及在当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文章认为，随着欧洲军队的接连入侵和大清帝国的愈发沉沦，清代中后期的“汉宋之争”的学术格局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经学格局由汉宋对峙过渡为汉宋合流。但由于这一学术更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学既定框架内部的补偏救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回应时代课题、打破旧式经学的任务是由晚清思想家完成的。他们首先深入分析了汉宋经学的特质，分别指陈其优劣所在，以求在会通二者的同时得以扬长避短。与此同时，晚清时期学者加快引进西学的步伐。这一西学引进历程，使得晚清学者打开眼界，都在不同程度上把视野转向西方，并了解和接受了西方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新观念、新思想。继而，他们又将这些新观念和新思想运用于包括易学在内的经学研究，以魏源、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刘师培、杭辛斋等援引“世界通用之名词”即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法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进化论等知识来注解 《周易》，“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他们以其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目光，在深入省察传统易学之不足的基础上，竭力以会通西学的方法改造之。他们的易学不再拘于传统囿限，而得以成为了贯通古今中西的全新的易学，中西学术的相互融合已成不可扭转之势。
文章认为，晚清思想家在反思战争失败、探寻富国强兵之路的过程中渐渐意识到，若要扭转大清国运的衰势，就必须要自强。最为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道器关系问题在此一时期得以再度凸显。在中西会通的文化格局下，晚清时期道器之辨的核心，实质上是精神与物质、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为了实现这一话语转换，以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围绕中西、体用、本末、道器等范畴纷纷展开论证。其中，《周易·系辞下》提出的 “观象制器”“制器尚象”等命题，一跃成为了时人讨论的焦点。“观象制器”和 “制器尚象”，按照《易传》理解，上古先圣创造文字、发明工具、建立制度与其对卦象的观察体悟密不可分。当然，这一说法未必符合历史实情，可晚清学者却从中找到了中国古代重器思想的早期渊源。在他们看来，《系辞》的“观象制器”说足以证明古圣先贤原本道器并重，后世儒者不明此旨，在重道轻器之路上渐行渐远，才造成了近代中国器物文明大大落后于西方的局面，并最终招致了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的屡战屡败。由此确立了“尽制器之能事”、“师西人之所长”的富国强兵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象数义理和道器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象数在易学和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力图从《周易》象数中开显出物质文明。这种对“制器”的解释非但不是以西废中、一味西化，反而是对中国早期传统的复归。综上可见，晚清有识之士对待中西学术的态度虽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在提倡科技、重视制器这一点上已然达成了共识。而杭辛斋的道器之辨也同样涵具着现实之关切。在道器被赋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时代语境下，二者“无偏重亦无偏废”的结论意在呼吁思想发展与器物创制的齐头并进。殊为难得的是，他在客观认肯西方科技发达、物质文明繁盛的同时，也冷静地洞见到其物欲横流、恃强凌弱，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秩序的残暴。
文章认为，晚清思想家们领悟到，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真正原因绝不仅仅是器物建设的停滞不前，政治制度的千疮百孔、治国之道的根本缺陷才是核心症结所在。思想家们纷纷站在不同立场、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继而掀起了一股力求变革、宣扬革命的时代风潮。一方面，他们从传统经学中寻找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并通过重释相关内容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意蕴。另一方面，西学的大量引进和广泛传播也在深化着晚清学者的变革思想。在中西学术碰撞交融的文化格局下，援引西学尤其是进化论学说来解释传统经学的变革论已然成为显学。无论是革命理论的形成、还是变法细则的制定，都透显出进化论的巨大影响。而进化论与《周易》“变易”思想的结合，更一度成为晚清变革进程中的重要论题。以严复、章太炎、杭辛斋等人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并以之解释《周易》。尤其经过杭辛斋的解释，进化论就成了《周易》一书的固有之义，并非西方所独有，此为中学亦有远超西学之处。故他提出“悟易理变化之道”推动改革社会、革除积弊，方能推动进化、顺应潮流。
文章认为，晚清的社会剧变，使得此时期易学的内容和方法都呈现出融会中西、兼收并蓄、融旧铸新、继往开来的崭新面貌，并由此开启了传统易学向现代易学过渡的滥觞。民国初期，中国文化正式转型，科学与民主成为了时代的主题。相应地，学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科学与玄学、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与此同时，这一全新的学术文化语境形成，真正实现了易学范式的转换，易学研究方法、思路、观念、思想由原来的经学话语模式转换为具有西学内涵的话语，传统的象数义理的易学体系在西学话语下得以重建。
固然，晚清易学家以西学解释易学，开一代易学研究新风。但是由于他们急于求成，缺乏严密的论证，故其研究成果则往往表现出不严谨或附会之弊端。如以“博爱”“自由”“平等”观念解释“元亨利贞”四德，以君主立宪释《同人》之象，以民主、民权释《大有》之象，以物理学、数学、化学释乾坤属性……诸如此类，这不得不令人深省之。尤其在当下，我们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不可逆转的多极世界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种冲突以及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检讨和反思晚清易学家提出的道德与利益、思想与科技、学术与现实、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等问题，对于我们重新建构新易学和新哲学，回应时代提出的新的挑战，合理解释和化解当下中国乃至世界所遇到的诸种问题，以实现强国文化之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