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易、河洛之我见
——兼答萧汉明兄
李 申
去年底，接汉明兄大函，说将有一篇文章发表，与我商榷。并且讲了许多只为学术、别无他意的话。情殷意切，使人感动，虽然如此，心中难免涌起一丝悲凉。发表商榷文章竟然要先打招呼，不是学术界有不正之风，就是我：自己修养不足。于是我赶紧回信，申明表示欢迎，并希望及早拜读大作。不数日，即得大钧兄处寄来《周易研究》第四期，载萧汉明冗《医<易>会通之我见——兼与李申兄商榷》一文，其喜悦虽不及加官进爵、横财入门，然而毕竟是喜悦的。这种心情，学界同仁大都能够理解。一本书、一篇文章出去，值得人们可否一番，就说明它还有点用处。然而直到今日，才得详细拜读，并准备这篇答词。
汉明兄似乎过于客气，第一段中，对我的意见，可否各一条。此后两段，则如他自己所说，“不过自抒己见而已”，并且认为这是商榷的一种好方式，非必定要商榷出个“你输我赢或水落石出的结局不可”。原则上讲；我是不能同意汉明兄的意见的。既为商榷，必有不同意见。这不同意见，又定是对于同一问题，否则便无商榷之必要。人说“真理只有一个”，这话我是相信的。意见不同，定有个是非曲直在里头。虽未必全是全非，但主要方面，也应有个是非存在。况且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上争是非，无论争者本人目的如何，其客观效果，都具有普遍意义。假如学术真能有关世道人心，那就更加不容不争个是非曲直出来。所以这些年来，我才难顾个人得失毁誉，起而与人相争，特别是在《周易》研究领域，与人争者更多，非故意与人唱反调，，情势均不能使人已也。
然而实际上，从古到今的争论，当时能分出是非曲直的很少，自队败北对论敌心悦诚服者就更少。往往是以欲分是非开始，以各抒已见告终，其间能不恶语相加，告终时仍关系如初者，就难能而可贵了。是非曲直，往往有待于后人论定，甚至后人也难以论定者亦不在少数。所以汉明兄把商榷自限于自抒已见，实在是有鉴于前辙，有启于来者。汉明兄与我商榷，自定了一套规则，我也不愿违犯这个规则。况且汉明兄多未指明与我哪个意见辩难，所以问题又非一篇文章可以包容；我也只能像汉明兄一样，主要以自抒己见为限。倘汉明兄此后觉得有必要再就某些问题逐个讨论，我再视情况奉陪—二。
一
汉明兄多年来致力于医易关系的研究。此次《医<易>会通之我见》，所论也是医易关系问题。文章开首，先叙述了近年来医易关系研究的盛况；结尾处认为，对医易会通的研究对传统医学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认为无论这项研究多么不足、幼稚和可笑，都不该否定这项研究。
传统医学，也就是中医，其现代化的问题不仅是医学界，也是医学界之外的许多人士所关心的问题。但是如何现代化?据我所知，意见并不相同。，比如“巾西医结合”的口号，虽然提倡多年，但持不同意见者仍大有人在。依汉明兄的意见，当前医易关系的研究，是中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是在我读汉明兄的文章以前所没有料到的。
中医现代化的问题，我以为首先是医学界自身的问题。一般说来，我们这些只配作病人的人是难以指手划脚的。但是医易关系的讨论，超出了纯悴医学自身的范围。在这个领域里，我冒然发表了一点意见。这就是那本《周易之河说解》第七章：《<周易>和中医》。我认为，中医要前进，要继续发展，“第一要从医疗实践中吸取营养，第二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第三要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这书出版于1992年，其撰述是在1990年，五年了，这意见至今也没有变。
三条意见中，我没有提到中医应从传统哲学(包括《周易》中的哲学)中吸取营养，这并不是我对传统哲学的忽视，而是因为就我所知而论，中医理论的建立及其发展，一直就是在不断地从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我们今天所见的中医理论，就是吸饱了传统哲学的传统医学，所以今天在谈沦中医发展的时候，我才不提吸收传统哲学的问题。
比如说，中医的基本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从名称到内容，都明显受了道家哲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黄帝内经》受到冷落，皇甫谧甚至批评《内经》空沦多而不切实用。所以这一时期的医学著作多讲方剂而少顾理论。‘在我看来，这不说明医学抛弃了哲学，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受了当时玄学中崇尚自然风气的影响。隋唐时代，《内经》重新受到重视，“七大论”补入，宋代就特别重视“五运六气”说，此后的金元几大家，各自都育自己的理论建树；构成这一时期医学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医学面貌，首先是受了理学的影
响。《儒门事亲》、《格致余论》等医书名称，再明显不过地带着理学的印记。“六气化火”，“胃气为本”之类的宗旨，就是金元医家所探讨出来的医学之理。到明代张景岳，探讨医理的活动达到顶点。张景岳著述丰富。《景岳全书》开首即讲“明理”，其受理学影响再明显不过。近年来不止一次见人著文，谈理学与医学关系。可见这个问题已有人专门注意了。
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从当时哲学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的理论，是中医的一大特点，甚至可说是一种本性。我以为，这也是中医得以继续发展而不衰、至今仍能自立于世界压学之林的原因之一。
那么，时代已经到了今天，中医如果还要从哲学中吸取营养，应找哪种哲学呢?，我认为这是个不说自明的问题，所以我提出应从现代哲学吸取营养。至于怎样吸收?吸收哪些?我觉得这又是医学界的事了。在吸收时，医学界自然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历史上，中医对于众多的哲学学派也不是兼收并蓄，也不可能兼收并蓄。
医易关系，是中医与传统哲学的关系伺题之一。我不反对对易医关系的研究，但不同意把中医和传统哲学的关系归结为中医和《周易》的关系。理由很简单，那不是事实。
明确谈论医易关系的，人们常常推到孙思邈。实则孙思邈所说欲为人医必通《周易》，不过是说作医生应该也会算卦罢了，并不是要讲什么易理。这一点，是许多以孙思邈为同道的人们所往往忽略的。
真正企图从易理中谈论医易关系的，是张景岳。而张景岳谈易理，不过是他“明理”中得出的一部分结果。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医和《周易》的关系，是中医和传统哲学关系的一个部分。对于这样一个分支，近年来竟动用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从事这项研究。在汉明兄，或许以为此项大规模的运动正好证明了医易关系研究之必要，在我，则对此感到了深深的忧虑。所以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说心里话，我之所以敢讲些不合时宜之论，仅是因为现在不给不合时宜之论扣上“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之类的政治帽子，所以值不得“佩服”(汉明兄来信中语)的。
去年底，应张其成兄之约，写一篇医易关系的稿，翻阅以往的笔记，忽然发现，已有人先我之忧而忧了。刘伯骥《中国医学史》“导论”部分道：
且自南宋理学之兴，医学以儒理通于医，遂认医易同源，既以易理释医，复以性理傅会于气数。此凭虚空论，虽无补于治疗，但风气一开，遂横决于元明，而流习于清初而未已也。
刘伯骥之书出版于1974年，若娩出二十年，则尸定会说，“风气一开”，“流习于今日而未已也。”
二
历史地考察，张景岳可说是首开医易关系研究之先河。张景岳的论断，仅到“医易同源”为止，然今日之文章，则更进一步讲“医源于易”，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不要说医的实践部分，即刘伯骥所说的“治疗”，即使理论部分，医也不源于易。汉明兄说“有论者据之(按：指“医易同源”论)推判《易》是压的源头，这与张氏‘医《易》同原’之说显然没有共同之处，是不足取的”，并夸奖我对此种现象的批评是“中的之言”，“入木三分”。我不敢接受’汉明兄的夸奖，但对与汉明兄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即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不同意“医源于易”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那不是事实。因为中医讲的是阴阳五行，《周易》讲的是阴阳八卦。《周易》没有五行，中医不用八卦。二者之关系，不是谁源于谁的问题。即使讲阴阳，中医和《周易》讲法也不一样。中医讲三阴三阳，《周易》之阴阳只分太少，是二阴二阳；中医讲阴阳平衡，《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如日往月来、寒往暑来、一进一退而已。不少人把“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对立统一规律相比拟，是不确切的。有论者据《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的话，就认为中医之阴阳源于《周易》，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把相似关系当成了渊源关系。
更明确地说，医和易都接受了阴阳说，但各有各的讲法，各自成一系统。说它们“同源”，可以接受，也仅是有条件地接受。说“医源于易”，那就“期期以为不可”了。
三阴三阳说在《内经》中已经成熟，医圣张仲景几乎全以三阴三阳立论。《内经》中的三阴三阳说我以为应该有个源头，或者说有个起点。于是我发现了《史记·扁鹊列传》中的记载，并以此作了三阴三阳说可以找到的始点二汉明兄批评这是“孤证”，不足为据。这的确是孤证。然而据我所知，凡寻找源头之类的工作，其最后所得，往往是只有孤证的。因为既称为源头、始点，也就不会有很多人都这洋说。若很多人都这样说，也就不是源头、始点了。不知汉明兄以为然否?
汉明兄说；“司马迁修《史记》改动原始资料是常有的事”。若是仅指改动其表述形式，则可以认同；若指改动其内容，那我就又一期期以为不可”了，并且认为汉明兄言之过重、言之过重了。即使在并不推重司马迁的班固等人那里，也不否认《史记》的“实录”性质。错误当然有，甚至三阴三阳的记述。但若一般说什么“改动原始资料”是“常有的事”，单为此，我就值得和汉明兄大战一场的。因为几年前，也是因为司马迁事，我和人发生了一场不能说是严重、至少也是认真的争论。那人因为李陵事，攻击司马迁的为人；汉明兄因为三阴三阳事，指责司马迁的为文。而据我所知，司马迁的为人为文都不该遭受这些指责的，《史记》，至今仍是一部研究汉代以前历史的最可靠的文献之一。
三阴三阳说的起点，是个支节问题，重要的是中医、《周易》虽都讲阴阳，却各自自成系统，不存在谁源于谁的问题。不意汉明冗大作在表示过不同意“医源于易”之后，又说《系辞》是中医阴阳学说或气化论的主要供给者。在这里，我又“期期以为不可”了，不过也只能自抒己见，而无法争辩。我只希望，我对汉明冗的意见在理解上是错误的。
在中医五行说问题上，我和汉明兄的理解也不一样，汉明兄认为，医与五行学说，“实质的部分是医如何使用了五行生成数方位图式，远远不只是五行如何配五脏之类的问题。”我的中医知识，首先来自一些医学史著作及各中医学院的教材，然后是恢此为线索阅读了一些主要的中医典籍。我的印象是，中医讲五行，主要就是配五脏问题。脏腑相关，表里相关，配了五脏也就把六腑以及体表的一些身体零部件联成了一个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讲它们的生克、变化。说中医五行实质是如何用五行方位数图式，也是我读汉明兄大作后才知道的。只是读后有些茫然。细往下读，才知汉明兄一路论述，证出《易传》中的“天地之数就是五行生成全数”。于是，中医的五行说也是来自《周易》了。若汉明兄此论成立，则我说《周易》无五行就是错误的了。因为“天地之数就是五行生成全数”，而中医五行实质就是如何用这个五行数的方位图式。
这是实在不敢苟同的。不过，此处也仅能作到不敢苟同而已。
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在五行说流行的汉代，五行问题是《尚书》中的问题。因为“一曰水，二曰火”之类，载于《洪范》。他人补上成数，也是续《洪范》而不是续《周易》。若中医五行果是如何用五行数之方位图式，岂不是中医五行源于《尚书》?是否如此，还望汉明兄有以教我。
关于医易之间，说法有些不同。有说“同源”，有称“源于”，，一般说来，是二者的关系。汉明兄讲医易“会通”，不知“会通”含义如何?和上述及流行的讲法有区别否?是医易原已“会通”，还是今日我们去“会通”?“会通”了又干什么?依汉明兄意思，好像是研究了“会通”以后，即可识中医本来面目，有助于中医现代化。那么，中医现代化是否必先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如同六祖教人成佛必先识自己本来面目；识中医本来面目是否必借《周易》?这些问题，也使我茫然。在我看来，用《周易》去识中医，只能给本来面目上又涂上一层油彩。这也是我和汉明兄不能一致的地方。
三
中医的本来面目是治病，其理沦应是从医疗实践中生发出来的理论。过多地借助哲学术语、概念，甚至套用哲学模式，就像穿衣戴冠，并非自己皮肉。《内经》以后，无论中医理论有多少变通，可说都是小修小补，超不出《内经》的框子。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吴有性。他从医疗实践中发现，致病的原因乃是别有尸种异气，而主要不是伤寒。循着吴有性的方向，中医理论可望有根本突破，可惜历史未能给中医这样的机会。当西方突破希波克拉底、盖仑医论而发展新医学时，我们中医却又转回了自己的起点。
医易关系，实质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哲学与科学问题上，几十年来，甚至可上推到古代，其教训之一，就是吃了夸大哲学作用的亏。大庆油田成功，说是“两论起家”；工农业的每一发展，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这里，我绝不否认毛译东思想的作用，但我不同意抹杀科学自身的效能，否认千百万实际工作者的作用。这种说法，实则是违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实际是旧时代造下的；臣子们有了功劳，都必须归于皇恩浩荡；什么事取得成功，都须说是由：于圣人经书之英明。在《周易》与中医、与自然科学问题上，夸大《周易》的效能，实则是上述思维模式的延续。我对我们中华民族要么一哄而上、要么一哄而散的作风感到深深悲哀，对这种风气竟波及学界感到更深的悲哀。汉明兄，此话是否言重了，然兄知我心重否?我衷心希望，那从事《周易》与科学、包括《周易》与中医研究的人们，能把主要精力置于科学自身的问题上。在这里，我甚至想套用早被我们批倒批臭了的胡适的’一句话：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周易》。
河图、洛书问题不能多淡了。但不能同意汉明兄的说法也是明确的。汉明兄言：“称九宫数为洛书并无不妥”。问题不是“称”作什么，而是它本是什么。若九宫数在宋以前并不称为洛书，那么宋人把九宫数说成《易传》中之洛书就是不妥的。还有河图。汉明兄从古文献中看出河出图不只一次，推出河图有多个，又推出其中必有一个为五行数图；且又说称此图“为河图未尝不可”。在这里。推论太多了，因而“未尝不可”之论极易成为真正的“不可”之论。
据我的考察：
l．从宋人薛季宣，到清人黄宗羲、毛奇龄，推测先秦文献中所说河图是一种地图，其说法是最有道理的；
2．汉代河图，是记载天神言语、因而是用文字写成的天书；
3．《系辞》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不是则之画卦。
4．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刘牧的首创。
在这里，我也只能先亮亮观点，并盼望着，若有时间与可能，与汉明兄及诸泣有兴趣者展开讨论。
(原载《周易研究》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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