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白虎通·辟雍》释“明堂”之职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而《汉书·艺文志》所记“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中即有“《周易明堂》二十六卷”，由《周易明堂》列入“蓍龟十五家”考之，方知《汉书·艺文志》何以将“明堂”与“羲和、史卜”并列。而由“明堂”的“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考之，可知汉人的数术学除如上供皇帝占卜的内容外，还是一种“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常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的莅政施教的学问。数术学的这些内容与功能，恐承继先秦而来。

     《管子·形势解》曰：“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变化日进，至于大功。”“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数术。”《鹖冠子·天训》：“临利而后可以见信，临财而后可以见仁，临难而后可以见勇，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此皆其证。

    汉代的数术与方术有时很难区分，其内容已很丰富：

     考《后汉书·方术列传》：“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

     这些在《后汉书》中被列入“方术”中的内容，实多可在《史记》或《汉书·艺文志》之“数术”类中找到。如文中“师旷之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师旷》八篇”，归阴阳家。而所谓“日者”即《史记·日者列传》司马贞索隐之“卜筮占候时日，通名日者”；所谓“孤虚之术”，在《汉书·艺文志》有“《风后孤虚》二十卷”，归五行家；所谓“望云省气”，有“《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归阴阳家。像“《河》《洛》之文，龟龙之图”，有“《‘图’‘书’秘记》十七篇”，归天文家。总之，这些在《后汉书》中称之谓“方术”的资料，大都可在《汉书·艺文志》之“数术百九十家”中找到，可证在秦汉时代，“数术”与“方术”恐怕并无严格的区分。

    当时的数术之士与方术之士，亦皆精于经学的研究。如：

    《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传》：“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及”。

    《汉书》未专为数术或方术之人立传，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人同时又为经学家之故。如：《汉书·夏侯始昌传》说夏侯始昌“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但其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汉书·京房传》记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此即《后汉书·方术列传》所列方术之“六日七分”）。《汉书·翼奉传》介绍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但又“好律历阴阳之占”。《汉书·李寻传》说李寻“治《尚书》”，“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李寻有言曰：“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此说对今人解读战国楚简“大一生水”及荀爽注文“乾起于坎而终于离”有极大启迪意义。

    《后汉书·方术列传·谢夷吾传》说谢夷吾“学风角占候”但又“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徵，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

    《后汉书·方术列传·杨由传》说杨由“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

    《后汉书·方术列传·樊英传》亦说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等等，皆其证。

    故《四库全书总目》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此说还是极有见地的。笔者以为：术数与方术之学中附《易》的内容，以及孟、京《易》与《易纬》的内容，恐怕多属汉初田何所授与周王孙的《周易》古义的内容（尤其是《易纬》中的《稽览图》与《通卦验》，多讲“卦气”，足证其与孟、京之学的关系）。汉初田何传《易》，有今义与古义之分（详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之《〈周易〉古义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所谓“今义”，林忠军教授在《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总序》中作了很好的介绍，他指出：“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生活在春秋时的孔子及儒家在传授、整理《周易》时，首先把它视为诠释的对象，以儒家独特的语言与思维对《周易》成书（包括成书的过程和时间、作者）主要概念、符号系统、思想内容、卦爻辞、筮法和治《易》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因而“极大限度地促进了《周易》与儒家思想会通，使其诠释客观上远远超越了《周易》本义”。这一对《周易》本义的改造，孔子当时亦觉甚为不安，因而在帛书《要》篇中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齐人田何除传“今义”外，又传《周易》“古义”。所谓“古义”，鄙人在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周易〉古义考》中认为，其更多地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的卜筮之旨。

    因此，《易》之“古义”，多有“数术”与“方术”的内容。正如前面所引《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所举诸“方术”中有“六日七分”者，即其证。当时的一些著名数术家与方术家皆精于《易》者，亦以此。

    正如宋会群先生在《中国术数文化史》一书之“绪论”中所说：“术数在起源期，可以说是与‘六艺’相并列的一种知识体系，偏重于实用，主要通过吉凶占卜来达到‘务行正理’‘为政’的经邦治国的目的，可谓‘治国之术’。”

    只是后来，“数术”之学“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汉书·艺文志》语）《汉书·艺文志》于“五行”家中进一步阐述了“数术”之学被“渐以相乱”的过程：“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渐以相乱。”

    故自汉人始，“数术”的本义已经“渐以相乱”，从而导致“道术破碎”。如《史记·日者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吉’；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可证武帝时，“数术”中的“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乙”诸派的术士们已在宫庭中为争名利而破碎道术相乱如斯矣！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以至于到了清代，“数术”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类，但人们已多以“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相视了。以至今人一闻“数术”，便定位为算卦、相面、看风水，皆此风之延续也。

    因为数术学在汉代是与《五经》互拟互补互生的大学问，尤其对当时的科技发展，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故《后汉书·张衡传》引崔瑗撰其碑文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本人在学习汉代象数易学发展史和帛《易》出土资料的过程中，对此时有一些浅陋的想法。欣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续修四库全书》“数术类”丛书，又承罗颢先生嘱余制序，今借短序略述管见，还请诸方家教正之。

刘大钧                  

2006年4月6日于汇科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