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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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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与《周易》关系至密。粗略统计，《文心》上编十篇、下编十二篇引用了《周易》原文或运用了《周易》思想，取有《易经》二十余卦象，涉及《易传》十篇。《周易》是《文心》思想的重要渊源。 《文心》主要取《周易》哪些卦象，起了怎样的作用，具有何种意义，本文试予沿波讨源。
先秦、两汉《易》家都主象，“自王辅嗣扫象不谈，专以承乘比应为解，历唐至宋，便极一时。”[1]“自是《易》遂分为二派：其以辅嗣为宗者，喜其无师可通……”所谓义理之学也。……其以荀(爽)、虞(翻)为宗者，号为汉《易》，以别于野文家(指王弼不以象解《易》的空论——引者)”。[2] 刘勰虽晚于王弼两个半世纪，但未取义理之说，而从主象之论。 《原道》：“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宗经》：“《易》惟谈天，入神致用。” 刘勰称“《易》象”，与左氏同。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3]此为刘勰主象之一证。 又谓“《易》惟谈天，”与庄子说法一致。庄子谈到六《经》要旨时说；“《易》以道阴阳”。[4]所谓“阴阳”，就是指天，因为“立天之道，曰阴曰阳”。[5]所谓“谈天”即指天象而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值得注意的是：唯独观天称之为观 《易》象包括三才之象，为什么单言天象呢?这是有原因的。
就其《易》的本义而言，故称“《易》唯谈天”。此为刘勰主象之二证。 《征圣》：“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隐秀》；“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这里都是用“四象”来指代《周易》的基本内容，与“《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上》)”相吻合。此为刘勰主象之三证。 由上可知，刘勰接受了《易·系辞下》的观点：“{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以象为本，象显而义生，舍象而议，即舍本逐末。刘勰之所从，扣住了《易》理的核心。 当然，刘勰是否主象，不能全凭上面几句概称而定，更有待于对关涉之处的具体分析。这将留作下话。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首先就会发现，刘勰在这里不是把天、地、人作为一般的概念来运用，而是作为《易》卦的三爻来看待的。因为他阐述了天、地、人三者各自的内涵之后，又排列了三者的次序：“高卑定位”，“实天地之心”。意即上天、下地、中人。 这样看的根据何在?主要在于“实天地之心”的“实”字的运用。这个“实”字是值得推敲的。“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一般翻译为：“人是宇宙间一切事物中最特出的，是天地的核心；”[9]或“人是万物的精英，是天地的核心。”[10]按照这样的译法，“实”字则是多余的。这又与刘勰“字不得减”的笔力不合。本篇下文：“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句无“实”字，可见 “实天地之心”，意谓“充实于天地之心。”《说文》；“实，富也。从山、从贯；贯货贝也。”“宀”为家，“贯”为钱串。家有钱而串之，为富。由此可见，“实”也有贯串的意思。这里可以看作将天地以人“贯串”起来。这样便构成了《易》的三才之象。同时，人既是“充实于天地之心”，当然也便成了天地的“心”。因此上面提到的翻译，意思是对的，只是没有注意“实”字而已。 上天下地中人之象，正是《易》的三才卦象。《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易》的卦象由三才构成。三方各含两种因素；天的阴阳，地的柔刚，人的仁义。这样，合起来就有六种因素了，为什么卦象中只出现了阴(--)和阳(一)两种因素呢?如前提及，“人法地，地法天”六种因素中，实只一阴一阳。地法天的阴阳，应以柔刚；人法地的柔刚，应以仁义。柔刚以应阴阳，比较明白；仁义以应柔刚，则须加解释。仁为仁爱、仁慈，应柔；义为正义、正直，应刚。孟子的浩然之气”，表现为刚，因而说“至大至刚”，要“直养”，要“集义(合乎一定时代道德规范的正义行为)”才生。这就是说，三才都含有阴阳两种对立的趋势，即“分阴分阳”。要把三才和阴阳纳入卦象中，那就是卦中包括三个阴和阳，所以必须“兼三才而两之”，“六画而成卦。”卦的六爻，自下向上数，一、三、五为阳爻，二、四、六为阴爻，故称“迭用柔刚，”六爻以象三才，称“三极。”陆绩曰：初、四下级；二、五中极；三、上上极。按：初、四即地极；二、五即人极；三、上即天极。故郑玄云；三极三才也，盖阴阳者，天之极；刚柔者，地之极；仁义者，人之极。六爻之动，以此为法。[12]所以《系辞上》云：“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易》卦六爻，分内卦(下三爻)、外卦(上三爻)。《原道》只取其一，即上天下地中人之象。“兼三才”未“两之”。因为刘勰取象的目的，不在于说《易》，而在于论文。“兼三才”就够了。回顾上述，“实天地之心”，意谓人象贯于天象、地象的中心位置。 细品上引《原道》文字，我们还可发现＼刘勰严格运用《周易》的概念进行表述。《原道》称“天象”、“地形”，《周易》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原道》称“道”，《周易》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仪”、“三才”与《周易》同；《原道》称“含章”，《易·坤六三》谓“含章可贞”；《原 综上所述，《原道》是取三极卦象作为文原的。三极之象既立，后文的生发便水到渠成了。 下面只将《文心》取象的要者列出，不作说明；后文还要分类论述。 《征圣》取有《央》、《离》卦象，《宗经》取有《蒙》的卦象，《辨骚》取有《乾》的卦象，《诏策》取有《姤》、《节》、《观》、《离》、《震》、《涣》等卦象，《议对》取有《节》的卦象，《书记》取有《中孚》卦象，《神思》取有《坤》的卦象，《事类》取有《既济》、《明夷》、《大畜》卦象，《时序》取有《离》、《乾》卦象，《物色》取有《复》《观》卦象。 此外，有《通变》、《丽辞》取有爻变之象，《序志》取有筮象。
其一，象为文原。
既然天、地、人都是文之原，为什么刘勰只称文原于“道”呢?{原道》的“道”，源于道家思想。道家学派认为“道”是产生万物的本原。{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地、人都是由“道”生成的，当然天之象、地之形、人之言也是自“道”发展而来。“道”的内涵为阴阳。由于“人法地，地法天”的缘故，“阴阳”便可包含与之相对应的“柔刚”与“仁义”。因此在三极卦象中，天极、地极、人极虽只表现阴阳的分别，却包含了“柔刚”与“仁义”的不同。 象、地形是“道”的产物，今天称谓自然的产物；人之言也是自然的产物吗?是的。 “言立而文明”。人之文也是自然的产物。人之文是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反映。恩格斯说：“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13]既然作为人的思维意识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文是自然界的产物，那末，自然界也就是文之原；即“道”为文原。 当然，这里刘勰所谓的“文”，是指文的原始萌芽。这与鲁迅称未有文字之前就有“杭育杭育派[14]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原道》称：“人文之原，肇自太极。” 但《原道》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文的原始因素原于“道”，更重要的在于阐述人之文是在“道”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道”的具体内涵就是三极卦象。“幽赞神明，《易》象惟先。”隐微曲折地表明变化莫测的道理的《易》象，是最早的人文，也就是人文之原。顺着这个逻辑，所以《宗经》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很明显，这里也是就三极卦象来立论的。在刘勰看来，三才为文之原，反映三才的三极卦象则是人文之原。 对于《原道》之“道”，《龙》学家的认识颇为分歧，唯心、唯物、心物二元论三者都有。我想，既然《龙》学家都承认《原道》的基本观点来自《周易》，就可顺便追问一句；是否取有卦象呢?如果上面关于《原道》取三极卦象的论述基本符合事实的话，那末，似乎可以在三极卦象基础上寻求“道”的涵义。如此，《原道》之“道”的哲学归属便只有唯物一家了。 其二，象通神理。
《原道》认为：人之文原于“道”，又表现“道”。故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意即人之文是“天地蓦本精神的体现”。[15]在这一逻辑的指导下，把“道”之文融合于人之文，所以说：“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辞之所以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天地之辉光”、“道之文”，即“道心”，即神明、神理。《系辞上》云：“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神理，意即变化莫测的道理。此道为圣人所研讨，故而引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结论。圣人研讨神理的目的在于设教。所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神理、圣人、设教，皆系于{易》象。“神理设教”是《文心》取象的根本目的。 “神理设教”这一思想，贯串整部{文心》自不待说，也是贯串所取卦象的基本内容的。《诏策》的取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诏策》：“《易》之《姤·象》；“后以施命告四方’。诰命劝民，若天下之有风矣。”《姤·象》：“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天下有风”是由《姤》的卦象来的。这里的卦象为上乾下巽，所以谓“天下有风”。这里取此象，说明《诰》、《命》这类文体，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情形。《风骨》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天下有风”，喻化感天下之意。 《诏策》：“《易》称‘君子以制数度’”。《易·节·象》：“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君子用以制数度、议德行的是《节》。何谓“节”?“泽上有水”为“节”。《节》，作为卦名的解释很多：“节者俭也”[16]“泽上有水，容量有限，所以是节制。”[17]前者未从卦象说；后者虽从卦象解，但难以圆其说。《节》的卦象是上坎下兑，故称“泽上有水”。河水漫出，才谓“泽上有水”，至于漫出的“容量”，那是没有一定的。 到底“节”为何义?我以为泽里有水，泽上又有水，两水相合为“节”；“节”者信也。尚秉和说：“古剖竹，合以取信。故《说文》云，‘节，竹约也。’《序卦》云：‘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之用在合，故与离对文。又曰：‘节而信之’。是《序卦》即以节为符信也。凡卦名皆从象生，震为竹，而二至五正反震，两竹相合，则信成矣。[18]节为信，君子凭信制定数与度，凭信品评德行。《诏策》取{节》象，虽是为了说明古人“本经典以立名目”，但设教思想自存其中。 《诏策》还取有《离》、《震》、《涣》诸卦象，都贯注了设教思想。 除《原道》、《诏策》之外，《徵圣》取《夬》、《离》卦象，《宗经》取《蒙》象，《论说》取《兑》象，《事类》取《大畜》卦象，也都含有设教的目的。 象通神理，圣人作象，教由象生，文亦如此。
《通变》云；“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系辞上》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象三才的内卦，由一爻至参(三)爻而终；数至五而极，因为天数只五(一、三、五、七、九)，地数也只五(二、四、六、八、十)。爻终、数极则必反初，故谓“参伍以变”，地数、天数表阴阳，阴阳相错，故谓“错综其数。”变、错之中有因有革：因则 《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系辞上》云：“日新之谓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谓典要，唯变所适．”将《通变》与《系辞》对照看，无待分析，可知刘勰立论仍本于爻变之象。 卦三画，只有三才之象，卦六画，始成爻。即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系辞下))爻为交。初爻与四爻交，二与五交，三与上交。一奇一偶，一阴一阳，即所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以说“变则通，通则久。” 《易》象这种通变思想，用之于文，则表现为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 《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朋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唏阳而异品矣。”通变，即常变；常中求变，变中存常，常变互用。按《通变》的意思，常指文之体，变指文之数。体，不仅是指“诗；赋、书、记”这些文章体裁之名，更重要的是指这些文章赖以立体之理。这个体的内涵；即《宗经》的“六义”；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六义”是一个整体，象一个人的“神明”、“骨髓”、“肌肤”(《附会》)。这是讲作文的总体原则需要继承。数，不仅指字法，句法、章法，更重要的是指用事创意之法。所谓“文辞气力，”“文辞”是形式因素，“气力”是内容因素。“气”，对于盲来说，内涵虽然复杂，但一个基本的方面则是指事理。“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孟子·公孙》)“义”为正义之事，道即理。文章的“气力”，正是由事理所构成。由此可知，继承的是刘勰所总结和提倡的创作原则，创新的是事理与语言等等。 《通变》的思想，表达了文学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是在人类文化的土壤中，首先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耕耘播种、开花结实的。文学的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前提，创新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比较地说，继承易而创新难。如何创新呢?{通变)认为：“数心酌于新声”，“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时”与“今”，即作者所处的时代。这就是说，文章必须随时代而变革。因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这个思想也是来自《易》的爻变之象的。《系辞下》云，“变通者，趋时者也。”趋时”、“望今”，是文学创新的关键所在。“新”存何处，一般地说，“新”生于时。一个新的时代，是以新的思想、新的人物、新的事业、新的成就为标志的。文学表现人民的新风貌、事业的新开创、社会的新局面、历史的新进程，而又具有与新的内容相统一的新的艺术形式，就是创新’。 文学以社会生活为源泉，以表现时代精神为归宿。社会发展了，时代前进了，文学不仅要随之变革，而且往往须走在前头，为新时代的到来，呼风唤雨，鸣锣开道。所以《徵圣》云：“夫鉴周日月，妙极几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系辞上》云；“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变通离不开时间观念，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通过一定的时间来显现的。因此刘勰以为文学创作须周密地考察时间的前进，所谓“鉴周日月”，从而认识时代的发展。这样
《论说》：“说者，悦也；兑为口舌……”《兑·彖》：“兑，说也。”说，是悦的同音通假。悦义自《兑》象而生。《兑》，一阴见于二阳之上，阳得中而遇二阴，阴阳相吸，故谓之“悦”。《说卦》云；“兑为口舌”。《说文》臣铉等注“兑”云：一一古文兖字。……当从口、从八，象气之分散。”所以称兑为口舌。《论说》取《兑》象，是要说明“说”从口出，须取悦于读者。因为“说”以服为目的，心悦才能诚服。 《书记》：“符者，孚也。徵召防伪，事资中孚。”《中孚》中间四爻为反正“震”
象相合。《说卦》云：“震为竹，”即两竹符相合，故谓“中孚”。孚，信也。此与《节》卦同。所以刘勰说：“徵召防伪。”伪，则不能取信于民。 《丽辞》云：“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相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乾》的四德“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四象。《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生物开始”；亨，“生物顺适”；利，“生物发展”，贞，“生物成熟。”[19]除春夏秋冬四象外，这里还 《隐秀》：“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渍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辞生互体，有似变爻。’”勰称“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则“四象”是指“四营”，只有“四营”中有“变爻”现象。《系辞上》云：“四营而成《易》。”《周易集解》引荀爽语：“营者，谓七、八、九、六是也。”七、八、九、六”是以占卜过程中“三变”之后的余策而定。”“三变”之后的余策有四种：余三十六策，“揲之以四”，揲数为“九”，是为老阳；余三十二策，为“八”，即少阴；余二十八策，为“七”，即少阳；余二十四策，为“六”，即老阴。根据阴阳相推、物极必反的道理，“七”、“八”为不变之爻，因其“少”；“九”、“六”为可变之爻，因其 《物色》云：“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易》之月卦，以《坤》为夏历十月卦。《坤》，为老阴；老阴必变。变则反，反为《复》；《复》一阳下生，其时为十月冬至。《复·象》云：“雷在地中，复。”《复》上坤下震，故云“雷在地中”。《说卦》谓“震为雷，为龙。”《乾·象》云：“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故雷为阳。“雷在地中”即“阳在地中”。因而“阳气 “阴律凝”，取的是《观》象。《吕氏春秋·音律》将律历相配，使十二律与十二月相对应。刘勰这里用其义，称“阴律”。这样也可避免与上文的“气”字相重复。“阴律凝”，实为“阴气凝”。“阴气凝”是对《观》的卦象而言的。《观》象阴气过半，将很快经《剥》发展至老阴《坤》，所以说阴气开始凝聚。其时在酉，即夏历八月。就律历说，即“南昌之月”。《音律》云“南昌之月，蛰虫入穴，趣(陈奇猷注：“趣”，读为“促”。)农收聚，无敢懈怠，以多为了：务。”冬天将到，一些虫蛇之类将冬眠，冬眠前，要进食以储备冬天所需营养，因此刘勰称
“丹鸟羞”。 《物色》取《复》、《观》卦象，以明“四时之动深”的道理。
先言得。方法得之于巧。《易》用卦画构成卦象，用卦象暗示吉凶祝福。文用文字构成文章，用文章表现情理道义。卦画与文字作用一致，卦象与文章作用相同。而且两者都追求象：卦有卦象，文有形象 。 文章对于形象的要求，虽各有不同，但任何体制的文章，都不排斥其可能有的具体形象。即使是政论，往往也有片段的形象可见。《共产党宣言》[20]写到英；法贵族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时，就有生动的形象描述；“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政论如此，其他文章便无须提及了。由此可见，《易》象与文章形象，形式虽异，其理相通。因此，取象论文的方法，是十分巧妙的。 内容得之于厚。《周易》分《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阐发。《易传》吸收了道家的自然观和儒家的道德观，将阴阳、五行学说融于一炉，创建了自己的独立而严整的体系。“《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系辞》上)这种评赞，虽嫌于言过其实，甚至有些荒诞，但《易》的确是包罗万象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 层次得之于高。《周易》弥纶宇宙，包举三才，托神而出，简易而用，故推为五经之首，它是当时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上自帝王，下至穷儒，莫有不崇尚《周易》的。所以《文心》连篇目也要“彰乎大《易》之数”。从而使《文心》更加体现其“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序志》)”的目的。这也就提高了文的社会地位。 再言失。神物失之于感。《原道》云：“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河图》、《洛书》、“玉版金镂”、“丹文缘牒”、蓍、龟，古人称之为神物。这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不可能是实事。刘勰在这里用了“若乃”二字，以示为顺便提及，他所强调的是“神理”——变化莫测的道理。这可以看出刘勰不是有意宣传迷信。但他并未否认神物的存在，起码说叨了刘勰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大迷惑。 神理失之于玄。神不是神灵，而是“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神理”，指阴阳变化莫测的道理，即；“极之道”。但《原道》又将神理与神物搅在一起：“……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这样，神理就更加神秘费解了。虽然不能肯定神理就是神灵意志，但毕竟玄而又玄，令人莫衷一是。 注释：
(原载《周易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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