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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桐生 （汕头大学 中文系，广东，汕头） 摘要：20世纪以前的《周易》研究大体上分为占筮、义理、象数、考据四大派别，本世纪一些学者先后从古史角度研究《周易》，形成了《周易》古史学派。本文简要地回顾了本世纪《周易》古史研究从发掘《周易》中的历史故事到视《周易》为史书、从片段感想发展到完整体系的历程，讨论了不同阶段《周易》古史研究的特点和价值。
本世纪《周易》古史研究得益于《易传》的启示，这种启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易传》将《周易》的著述背景确定在殷周之际。《系辞》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这里所说的“中古”是指商周之际，“当文王与纣之事”指的是殷纣王拘文王于羑里之事。《系辞》认为《周易》中充满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卦爻辞中多有危惧之辞，这应该与周文王被幽囚的困窘经历有关。《系辞》运用“其”、“耶”这些犹疑猜测之辞，还不敢说《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把这一层意思给挑明了：“西伯盖即位五十四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既然《周易》作者是周文王，那么它的著述时代就是在殷周之际，这启示后人从《周易》中寻找殷周之际历史的踪迹。二是《序卦》从前后因果角度解释《周易》 本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对西汉以前的古史进行考辨，《周易》这部古籍也在他们辨伪的视野之内。他们考辨的重点是要推倒汉以后形成的伏羲画卦、神农重卦、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易》十翼的易学系统，认为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然后才能把它作为信史材料，这是研究古史的初学工作。顾颉刚指出《周易》中存在一些历史故事，诸如《大壮》《旅》卦中的王亥丧牛羊于易是指殷先祖王亥在有易被杀之事，《既济》《未济》卦中的“高宗伐鬼方”是记述殷高宗讨伐西北少数民族，《泰》《归妹》卦中的“帝乙归妹”是帝乙嫁妹给周文王，《明夷》卦中的“箕子之明夷”是指箕子佯狂、为奴之事，“箕子之明夷”译成白话，就是箕子的晦气，《晋》卦中的“康侯用锡马蕃蔗”是指卫康叔善于畜牧等等。顾颉刚根据这些历史故事而推定《易经》不是周文王所作而是周初作品，作者为掌管卜筮的巫史之流。顾颉刚感到遗憾的是《易经》中没有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封禅、观象制器的故事。[1]余永梁从风俗制度和史事两个方面研究《周易》，他认为《屯》、《睽》卦反映了商周时期的掠婚风俗，《逐》、《损》卦记述了古代臣妾奴 将《周易》视为一部古史，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沈竹礽和章太炎。沈竹礽《周易余说》根据《系辞》而对《履》、《家人》、《睽》三卦作了解释。他认为《履》卦中的“虎”是指殷纣王，“人”是周文王自称。初九“素履往无咎”似指微子；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似指大隐士伯夷；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似指文王之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要推翻殷纣王是很容易的事，但周文王却有意装成眇之能视、跛之能履的体残 1933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无锡师范学校发表了《历史之重要》的专题讲演，讲演辞刊发在《制言》第五十五期上，其中一段讲到《周易》中的古史： 至于《周易》，人皆谓是研究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今所称“社会学”是也。乾坤代表天地，《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故《乾》、《坤》之后，继之以《屯》。屯者，草昧之时也。即鹿无虞，渔猎之征也。匪寇婚媾，掠夺婚姻之征也。进而至《蒙》，如人之童蒙，渐有开明之象矣。其时取女，盖已有聘礼，故曰见金夫不有躬，此谓财货之胜于掠夺也。继之以《需》，则自游牧而进于．耕种，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饮食必有讼，故继之以《讼》。以今语译之，所谓面包问题，生存竞争也。于是知团结之道，故继之以《师》。各立朋党，互相保卫，故继之以《比》。然兵役既兴，势必不能人人耕种，不得不小有积蓄。至于《小畜》，则政府之滥觞也。然后众人归往强有力者，以为团体之主，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履帝位而不疚。至于《履》，社会之进化，已及君主专制之时矣。《泰》者，上为阴，下为阳，上下交通，故为《泰》。《否》者，上为阳，下为阴，上下乖违，故为《否》。盖帝王而顺从民意，上下如水乳之交融，所谓《泰》也。帝王而拂逆民意，上下如冰炭之不容，所谓《否》也。民为邦本之说，自古而知之矣。自《屯》至《否》，社会变迁之情状，亦已了然。故曰：《周易》者，历史之结晶也。[4]
两千多年来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周易》古史观的是胡朴安。1942年4月胡朴安著成《周易古史观》一书，该书是他在患脑溢血之后半身不遂的情况下完成的，可见胡氏是以超人的毅力、卓绝的意志去从事《周易》古史研究的。因此《周易古史观》这本书除了在学术上卓有建树之外，其中还凝聚着一个学者献身学术死而后已的精神。成书之后胡氏自费刊行了200部。1986年该书由胡氏弟子包敬第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重印。《周易古史观》是胡朴安一生的最得意之作，该书深受《序卦》的影响，每说一卦，必在篇首冠以《序卦》论述该卦的文字，本《序卦》之说而加以发挥，从古史的全新角度逐卦解说《周易》。他认为《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王时代之史。胡氏在《自序》中说：“六十四卦之记事，衔接而下，毫无前后凌乱之处。”例如，《乾》、《坤》两卦代表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屯》卦讲草昧时代建立酋长之事，《蒙》卦是酋长领导民众而给以教诲之事，《需》卦是教导民众耕种之事，《讼》卦是民众争夺饮食而讼之事，《比》卦是开国之初建万国亲诸侯之事，《小畜》卦是建国以后会猎之事，《履》卦是以履虎决定履帝位之事，《泰》卦是履帝位之后巡狩朝觐之事，《否》卦是天子失德、诸侯不朝之事等等。在一卦之内，胡氏也力求将每一爻讲妥贴。如《屯》卦初爻言建侯，二爻言酋长率民众田猎、男女相交合；三爻言田猎时逐兽；四爻讲田猎之后男女互相求婚；五爻言酋长囤积所获之禽兽；上爻言酋长施泽未遍，民众互相争斗。其逐卦逐爻串讲大抵如此。胡朴安对自己呕心沥血构建的《周易》古史体系极为自信，他在该书《自序二》中说：“朴安于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除《乾》、《坤》为绪论，《既济》《未济》为余论外，皆是历史纪事之文，无一事不解，无一句不说，并非模糊影响之言，亦无牵强附会之语。”胡氏精通古文字学，因此他在说《易》过程中注意文字训诂，往往通过训释文字的初义而考见上古社会的文化习俗，将《周易》古史研究建立在文字训诂之上。不过胡氏的《周易》古史研究并非完全圆满，他全部抛开了卦象，未能就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画卦象是未有文字以前的符号，其价值与文字相同，《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实际上代表1471种事物的符号，卦象就是文字的假借，由卦爻而发展到文字产生，文字代替了卦爻之后，就可以撇开卦爻不问。他的理由是，“《周易》是有文字以后之记载，其用卦为符号者，犹今日卷册之标记，无他义也。其所以用卦者，或古时有用卦为符号之记载，取以为据，特不可考耳。”卦象究竟是“卷册之标记”还是“符号之记载”?胡氏对此也把不准，卦象确实是太古老而难以考证。但学术研究价值的高低恰恰取决于解决问题难度的大小，因为不可考就撇开不谈，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此外，胡氏的《周易》古史体系同样没有回答为什么《周易》以卦象、卦爻辞记史的问题。 从胡朴安到80年代之前，《周易》古史研究陷于沉寂。但进人八九十年代后，随着“《周易》热”的出现，《周易》古史研究再度辉煌，产生了几个《周易》古史体系。 首先是李镜池《周易通义》问世，该书由曹础基整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李镜池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书，许多筮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录，是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史料。《周易》反映了周民族从太王迁于岐山，中经周武王克商、周公东征、到王室东迁之前这一奴隶社会由极盛而衰落的变化史迹，甚至还保存了文献上罕见的原始社会遗风，多方面地展现了西周社会的生产、阶级斗争、思想和风俗情形。李镜池本来是古史辨学派阵营中的人物，他将《周易》视为一部从太王迁岐到平王东迁之前的西周社会史，这较之于顾颉刚、余永梁等人从《周易》中寻找一鳞半爪的历史故事的做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他在具体解说六十四卦的时候，未能将《周易》周史说落实到各卦爻之上，读者从该书中很难具体了解到哪一卦讲武王伐纣、哪一卦讲周公东征，大体上是泛论，较之于胡朴安“无一事不解，无一句不说”，显然让读者有未惬于心之感。 80年代第二个《周易》古史体系的创立者是杭州大学历史系黎子耀，他的专著《周易秘义》由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黎子耀认为阴阳五行思想是《易经》的哲学基础，阴阳五行讲日月运行规律，而《乾》、《坤》两卦分别象征日月的运行规律。在六十四卦中有三十二卦属于《乾》卦系统，另三十二卦属于《坤》卦系统。他由遇卦、之卦而求其会通，遇卦是“简易”，“之卦”是“变易”，两者结合便是“不易”。他引用崔氏《易林》证经，收录其诗四百余首。黎子耀认为《周易》是一部披着宗教外衣而掩盖其革命内容的不朽著作，为了 香港学者谢宝笙在香港出版了《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追寻易经作者是谁》、《周易精神真相大白》、《易经之谜打开了》系列易学论著，其中《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一书，由北京出版社1995年出版简体字本。谢宝笙认为《易经》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人生经历阐明易道：波浪起伏原理、事物发展的因果性以及世界是变易的。作者从马王堆出土文物、周原甲骨文、金文、《诗经》和《尚书》中搜集资料，将武王伐纣事件与《易经》相结合，证实上经三十卦是周克殷的历史，下经三十四卦是作者的自传。他认为《易经》作者是周朝开国· 就在谢宝笙为自己的发现而兴奋、激动不已的时候，北京大学李大用也完成了《周易》古史体系的构建。李大用的父亲李世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早在解放前就形成了《周易》周史观，惜乎草创未就，于1982年遽尔辞世。李大用发愤继承先志，著成《周易新探》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该书可以说是李氏父子两代人心血的结晶。李大用认为此前治《易》者均未跳出汉《易》象数、宋《易》义理的老路，近人胡朴安、高亨、李镜池亦未能摆脱“《易》为卜筮而作”之说或《易传》的束缚。他运用甲骨文、铜器铭文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参以古代典籍，旁及诸家解说，对《周易》进行探本溯源的研究。他根据西周甲骨卜兆的六种排列形式，发现《周易》的卦画结构并不神秘，乃是周人利用龟卜兆纹一——两种基本形式，在殷人“卜用三骨”、“习卜”的基础上，演变为“卜用三兆”、“重卜三兆”而成为八卦、六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李大用认为《周易》卦爻辞是在东土既定、殷民未靖的情况下，周公、召公为了使其警惕天命、德治保民的方针贯彻执行下去，永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而指导史巫根据历年存放于“金滕之匮”的命龟之辞和其他文献整理、编写而成的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以便成王、康叔及其后嗣子孙牢记商灭的教训和周兴的经验。李大用认为《周易》各卦爻辞均主题明确，前后一贯，并非一些缺乏逻辑联系的筮辞的堆砌。例如，《乾》卦是周文王确定的隐忍待时、蓄积力量方针的要点；《坤》卦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确定隐忍方针之事；《屯》卦是周文王在国内建诸侯、访贤才、屯粮以蓄积力量之事；《蒙》卦是东土既定后周公确定的对待殷遗民的政策；《需》卦是周文王前往西北、西南争取部落首领之事；《讼》卦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认识“作事谋始”之事；《师》卦是周武王观兵孟津之事，等等。作者认为，“六十四卦爻辞之记事，井然有序，毫无前后凌乱之处；且每卦爻辞均主题明确、前后连贯。而所序之观点或史事，皆与《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两汉古籍和《史记》相合或接近，又为西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考古资料所证实，断非偶然之事也。”张岱年为该书作序，肯定李大用关于卦画结构的观点：“此说取材广博，论证明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解决八卦起源问题有重要贡献。”又说：“多年以来，大 其后黄凡又研究出一种全新的《周易》古史系统。黄凡，广东揭西人，1950年生，原在揭西县糖厂从事统计工作。1990年中山大学刊授中文本科毕业。他用业余时间写成80万字巨著——《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经专家审定后，由揭阳市政府拨款资助，1995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黄凡介绍，他写这部巨著完全出于偶然。他原来的兴趣在汉语考据学，在从事经学考据时涉及到《周易》，八卦奇特的符号引起他的深思。出于统计职业习惯，他将六十四卦一一展开相加，算出六十四卦的总数是2880，平均每八卦是360，这接近于一年的天数。他怀疑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卦爻是否表示天数，于是对卦爻辞进行研究，他将卦爻辞中有明显史实内容和时间可供比较的东西例如箕子去朝鲜、武王封诸侯、武王伐纣、武王观兵等，依次进行排列比较，终于发现八卦符号是上古纪年历数形式。通过查考400多种典籍，写成了这部大书。 、 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从八卦人手，他从古代典籍、历史文物和民俗传说等多角度证明，八卦原来是上古纪年历数符号。阳爻“一”代表9天，阴爻“—-，’代表6天，一个八卦符号记载45天左右的史事，八个八卦符号大约记载一年的史事。八卦实际上是上古将一年按45天左右分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候的历法形式。《周易》是周王室按这种纪年形式隔6天或9天占筮一次而记录下来‘的问辞和占辞，它如同殷商甲骨卜辞一样是一种筮辞编集。《周易》爻辞中的“初九”表示起初的九天，“九二’’是第二个九天，其余以此类推。同样，“初六”是起初的六天，“六二”是第二个六天，其余以此类推。《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受命七年(公元前1058年)五月丁末日至周公摄政三年(公元前1050年)四月丙午日共2880天的编年日记体筮占记录，其中包括商周之交的主要历史。 黄凡逐一解释了各个卦名的历史涵义。例如“乾”即“干”字，当时周国干旱，故周王以此筮问吉凶，并以龙求雨。“坤”为土、申二字合文，当时筮问周土夏历七月的吉凶。“震”指大雷电，是对《尚书·金滕》所载大雷电及风暴的筮占记录。“巽”即“选”字古文’，当时周公选将练兵，准备讨伐武庚反叛。“坎”是地名，即坎窖，其地在今河南巩县以西。“离”是指黄鹂鸟，当时武王兴师伐纣，旗上画黄鹂鸟，并以鹂筮问伐纣吉凶，“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便是武王斩下纣王首级的记录。“艮”记管蔡反叛事。“兑”应为“诰”之讹字，当时周师将伐叛商而作《大诰》。其他如《师》卦及《同人》卦记伐崇侯虎之事；《观》卦记武王观兵孟津事；《颐》卦有哈雷彗星经过的记录；《晋》卦即大封诸侯事；《明夷》卦记武王去东隅、箕子去朝鲜事；《革》卦记成王加冠礼事；文王崩于《豫》卦，即受命九年；武王崩于《升》卦，即受命十二年；唐叔虞封于《中孚》初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即武王观兵孟津和成王向叛商发动进攻的日期，等等。 要判断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否可信，那就要按照历法进行推算，看《周易》某一爻辞是否恰好就是历史上某一事件的发生日期。兹举几例：《师》卦第一爻到第四爻是第271～303天，黄凡认为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在师”、“师或舆尸”、“师左次”、“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系指周文王第一次伐崇侯虎。参照《左传·僖公十九年》所载：“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从第271天到303天正好是33天，正近《左传》“三旬”之说，《师》卦四爻所载与《左传》相合。又如《豫》卦四、五两爻是第709至720天，爻辞是“贞疾恒不死”“冥豫”。《竹书纪年》载：“春三月，西伯昌薨。”《竹书纪年》或用夏历，与《周易》所用周历相差两个月，所以《豫》卦所载“冥豫”正好是《竹书纪年》所载文王的死期。再如《离》卦上九爻为第1332天至1338天，爻辞为“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参照《尚书·泰誓序》所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历谱戊午为十二月三十，这是商周历法不同所致。这一爻记载周武王渡黄河至牧野与殷纣王决战、斩纣王首级这一历史大事。诸如此类不再列举。黄凡认为，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件因为缺少史料而无法具体 与此前《周易》古史研究相比，黄凡很好地解释了《易经》的“九”和“六”的概念，他将卦爻辞、卦象与先秦古籍互证，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说《周易》，而是将其看作是商周之交8年的改朝换代史。《周易》与其他史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以每隔9天或6天占卜一次的形式来记述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这很好地解释了《周易》既是一部筮辞编集同时又是一部古史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从学说体系来看，他的《周易》古史体系比胡朴安体系更为完整，甚至比李大用体系还要具体。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秘书长在《审读意见》中认为：“此书别开蹊径，突破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本世纪《周易》古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见出《周易》古史研究从发掘《周易》中的历史故事到视《周易》为史书，从片断感想发展到完整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尽管这些研究者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有些人即使生活在同一时代也不一定互相有音讯沟通，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共同的学术纲领或学术宣言，但治《易》思路却逐渐走向一致，其研究成果卓然自成一派，而自觉与传统易学区分开来。我们说《周易》古史学派已经形成，这绝非夸大其辞，而是有系列研究成果作为充分依据。本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宽易学领域，而且对商周古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李大用、
(原载《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