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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十五”科研规划
一、“九五”期间本学科领域研究概况
易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九五”期间更加引人注意，许多学者在此方面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使易学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涉及领域广、问题研究深入、有分量的成果增多等几个方面。兹就新出土文献的研究、易学史研究、易学与哲学文化研究、易学与其它学科研究、易学文本的研究、传统文献书目研究等方面作一简单回顾。
在新出土文献方面，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公布，龟甲、简帛易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九五”前后学界关于数字卦问题的研究已基本结束，张政烺、徐锡台等人在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学界已完成了马王堆帛书《周易》校释研究和帛书《系辞》及其它易说的校读，海内外已出版七八种此类著作。如大陆的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韩仲民《帛易说略》、邢文《帛书周易研究》、廖名春《帛书周易》，台湾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斠理》、
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马王堆帛书专号》，日本池田知久帛书《要》。这些研究着重突出的是经传文的校读、诠释和有关问题的考辨。上海楚简、阜阳汉简和秦简《归藏》至今未公布，但有关考古人员已陆续发表文章。通过研究出土文献，澄清了易学上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而帛书《易传》象数思想和源流派别及竹简易学仍需研究。
易学史方面，“九五”前大陆的刘大钧、萧汉明、朱伯昆、郑万耕、李申等人和台湾的屈万里、黄庆萱、高怀民等人为易学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九五”期间专门从事易学史研究的人增多，有的课题还列入了国家社科规划，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余敦康《北宋易学的现代诠释》、徐志锐《宋明易学概论》、刘大钧《卦气说溯源》、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王兴业《三坟易探微》、卢央《京房评传》、陈居渊《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王新春《周易虞氏学》等。台湾如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曾春海《晦庵易学探微》、赖贵三《焦循雕菰楼易学研究》等。其特点是涉及面广，非常专，有深度。但这些研究皆偏重于某一方面，或是义理，或是象数，或是断代史，或是人物个案研究。
易学与哲学文化也是易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点，“九五”前，牟宗三、冯友兰、金景芳、高亨、苏渊雷、张立文、吕绍刚等在这个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九五”期间学界在易学与哲学、易学与文学、易学和道教方面有所突破。有的学者通过注释和分析《周易》经传的内容，探求《周易》思维方式。有的学者力图通过易学的现代转换，寻求新的哲学方法，建立新的哲学体系。前者以罗炽为代表，后者以张立文为代表。罗炽等人撰写了两部探讨易学思维方式问题的著作，对《周易》经传思维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张立文撰写了《和合学概论》，运用《周易》的概念和思想整合出新的哲学体系——和合学。陈良运、黄玉顺、张善文等关于易学与文学的研究代表了大陆在此一方面的研究水平。陈氏“易学与中国文学”被列为国家“九五”规划课题，并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本书全面论述了《周易》经传所蕴涵的文学观念和原理、审美意识和语言艺术等，力证《周易》的内容和形式为历代人所接受、发挥、转换，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念体系的大致格局，对中国文学发展造成了诸多影响。黄玉顺通过考辨，发现《周易》卦爻辞包含古歌，视《易经》为一部比《诗经》更早的诗集，从而撰成《易经古歌考释》。张善文《周易与文学》从文学理论、文字韵读、语言句式和诗歌等方面研究《周易》取得显著的成绩。关于易学与道教文化的研究是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此项目由詹石窗承担，现以著作形式出版。该书首次全面揭示了易学与道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达到了海内外最高水平。
“九五”期间，易学与其它学科如易学与科学、易学与管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董光璧的易学与科学研究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研究不是那种机械的从易学中探寻科学结论和方法，也未用那种简单的以现代科学结论和方法解释易学，而是把易学视为中国传统科技发展背景中的一项重要因素，从科技史角度透视易学与科技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把传统和现代衔接起来，分析易学这一因素对近现代科学的意义，故其研究具有开创性。在“九五”前后曾出版过两部专著——《易学科学史纲》和《易学与科技》。另外，欧阳维诚和郭俊义关于易学与数学的研究也令人注目。前者撰写的《周易的数学原理》着重探讨周易数学原理、易学与现代数学关系及数学原理在易学研究中的应用，后者撰写的《易经应用大观》则研究了《周易》与易算，涉及到易学与现代科学方法的问题。
《周易》通行本文本的研究是一个传统问题，它包括文本基本问题研究和文本诠释两个方面。“九五”前，在此方面，高亨、金景芳、黄寿祺、刘大钧等和台湾的屈万里、高明、戴连璋、程石泉等人的研究得到学界的认可。“九五”期间，关于文本基本问题的研究以大陆金景芳、台湾的黄庆萱和黄沛荣教授等为代表。金景芳以近百岁之年完成了《周易系辞新编详解》，通过研究《系辞》和《说卦》提出了《周易》是用辩证法理论写成的、《说卦》保留了《连山》《归藏》遗说、《系辞》有错简等一系列重要的结论。黄庆萱作《周易纵横谈》就《周易》中的名义、内容、大义、要籍、时观、象数与义理和部分卦辞及易与孔子等传统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辨。黄沛荣撰《易学乾坤》对《周易》卦爻辞编纂体例、卦名卦义、卦序和孔子研易等问题重新进行了探讨，回应了当今学界根据古史辨派提出的观点。文本诠释大陆以刘大钧、周振甫教授和台湾的程世泉教授等为代表。他们既重训诂、又兼象数义理，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建立全新的诠释学，力图克服传统易学治经方法的局限。
在文献整理和版本目录方面，也引起学界重视，出现了不少成果。一方面，一些古代易学名著陆续被整理出版，如潘雨廷《周易集解纂疏》整理、刘大钧《周易折中》整理；另一方面，大型提要和题录研究项目更被列入国家和省部“九五”古籍规划中（如“古籍周易提要”），出版了有关的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山东省图书馆编的《易学书目》、张善文的《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和台湾林庆彰编的《乾嘉经学研究目录》、《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以上著作皆对易学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
二、本学科发展趋势、主要目标、任务和重点研究领域
“九五”期间，易学研究成果的取得是与高校科研密不可分的，其中80%以上的科研项目和成果均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承担完成。高校在易学研究方面有着显著优势：大部分易学研究人员集中于高校之中，部分高校设有层次不同的易学研究机构，山大等校更有与易学相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研究人员相对比较集中。有许多教师开设易学专业课，教学相长。特别是综合性高等学校学科门类齐全，便于组织各类人员综合研究易学。高校中与易学相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为易学培养了高层次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无论工作在哪里，都是易学研究的后备军和主力。国内大部分易学图书也主要集中在高校，为高校的易学研究提供了资料保证。还有，大陆高校与海外高校和易学机构交流频繁，能够及时掌握海外易学研究动态信息。“九五”期间，高校正是凭借这些优势在易学研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因此，高校的易学研究在国内易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九五”期间，高校易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一，某些领域虽已有很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以前没有权威机构领导组织，其研究处于无政府状态，故其成果不完备、不系统，个别有重复研究情况。其二，有些难度大而极为重要的课题被忽略或重视不够，尤其是易学史的研究很不够，至今学术界未有一部完整系统的易学史著作。其三，易学博大精深，渗透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古代各学科的思维模式和源头活水，从这个角度讲，易学属于综合性学科。综合性学科需要综合交叉研究，高校学科具有综合性，但目前还未真正发挥作用，其研究领域多比较单一。其四，现代科技和哲学已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但有些领域研究方法陈旧，仅仅局限在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和一般的哲学方法层面上。因此，有组织有系统地既注重突出重点又注重综合交叉研究仍然是本研究领域努力的方向。
从本学科发展趋势看，一是易学研究趋向整体化。由于20世纪社会经济的多元性和学科分化迅猛而导致当今易学发展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易学发展和其他理论一样总是多元化和整体化交替转化。多元化是分门别类的研究，整体化是对分门别类研究的综合。当今易学多元化实质上就是易学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分门别类研究易学，这种研究是易学整体化的前提，即易学多元化研究的结果，一方面使易学研究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突破，为易学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易学将各门学科联结起来，反过来推动易学的整体化。人文易多元化和科学易多元化在完成了各自交叉综合基础上必然趋向一体，建立新的易学思维方法和新的易学体系。
二是易学研究趋向高度哲理化。这是由易学自身发展和当今时代需要所决定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过孔子儒家的笺注和阐发，被赋予了以象数和义理为基本骨架的学理，因而易学研究就有了象数、义理两种治《易》的思维方法，由于治易方法的区别将易学研究划分为象数、义理两大派。易学发展的历史是两大派相互碰撞、冲击、吸收、兼容的历史，也是此起彼伏消长的历史。从易学发展主流看，汉代象数，唐宋义理，清代象数，当今义理。虽然20世纪义理之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缺乏对内涵深刻哲理的象数研究而使这个义理之学的研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深度，因而高度哲理化的易学研究仍然是当今易学发展的趋势。高度哲理化的易学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周易》内涵了思维方式、符号体系、对称图式、阴阳观念、整体性原则、中庸处世方法等对我们今天经济发展、科学进步、人格塑造、文化建构仍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言之，高度哲理化易学研究也是易学发展的趋势。
三是易学趋向国际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方面，各国经济相互渗透，合作交流日益加强，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竞争激烈。表现在学术文化上则为人类知识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和世界共享文化成为国际间相互争夺的知识资源。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周易》这一古老文化内涵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经过现代人的整合，具有分析、选择、预见、管理、教化的功能，而被视为新的管理学、决策学、思维学、伦理学，成为世界争夺的焦点，从而导致了易学研究的国际化。
根据易学发展的趋势，易学基地研究的目标是建立囊括融旧铸新的、高度哲理化的、世界共享的易学新方法和新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加强古代易学研究、科学易学研究、易学哲学研究，从中吸收营养，逐步建立新的易学体系。“十五”期间的任务是完成多卷本易学史和科学易。研究重点研究的领域是新出土的简帛易学研究、易学史研究、易学与科学研究。
三、“十五”期间易学重大课题
（一）出土简帛易学研究
出土文献的研究，近年来已引起越来越大的重视，特别是近10年来，已成为易学研究中学人必须占领的一个重要学术制高点。本世纪文史方面的许多重大成果都与新资料的发现有关。如甲骨文与殷商史、金文与西周史、敦煌文献与唐史等。易学也是如此。数字卦的发现、马王堆帛易、汉简《周易》、楚简《周易》和秦简《归藏》的出土，为易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亮点，对于准确地诠释今本《周易》经文、深入地研究易学理论和彻底地揭示易学史上疑难乃至全面地探讨整个古代哲学文化提供了全新的材料证据。因此，当今开展出土简帛易学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当今学界对于简帛易学的研究仍有许多缺陷。如马王堆帛书《周易》和《易传》文字校释工作已结束，但有许多地方不尽人意。其中帛书《易传》的源流派别和象数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另外，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上海楚简《周易》、秦简《归藏》释文至今未全部公布。尽快完成新出土的《周易》和《归藏》释文、研究《归藏》与《周易》的关系、对比新出土的《周易》和今本《周易》重新校释马王堆帛易、探讨马王堆《易》的源流派别和象数思想及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作用、以出土文献为据对《周易》文本进行全新的诠释等是“十五”期间易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突破的难点是：帛书《易传》的校释及象数思想的研究、撰写囊括当今易学研究新成果（尤其是简帛易新成果）的《周易》文本诠释著作。
本课题大致思路：从出土的简帛资料文字入手，通过搜集与简帛易相关的文献，对于其中涉及的子课题分阶段逐个进行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为训诂方法、对比方法、考据方法、理论分析方法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
（二）先秦易学研究
先秦时期是易学作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形成期，也是易学初步展示其对于中华传统哲学文化重大影响力的时期。选择本课题，其一，有助于推进对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形成过程的认识；其二，有助于更好地探明中华哲学文化的源头及其初期的发育成长；其三，有助于深入探明卜筮活动的演变，以及《连山》、《归藏》、《周易》彼此间的交替消长史；其四，有助于深入了解易学对于先秦学术、尤其是诸子之学的影响，从而勾勒出先秦学术大背景下的生动鲜活的易学形成画面，并全面正确评估易学在整个先秦学术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其五，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华学术文化所走过的独特发展路数，并为规划中华文化之未来提供有益参考。
对于先秦易学的研究，学术界用力可谓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突出。“九五”前，像高亨、李镜池、屈万里、刘大钧、朱伯崑、徐志锐、黄寿祺、金景芳、吕绍纲、高怀民、徐芹庭、南怀瑾、张廷荣、邓球柏等人对先秦易学皆作过深入的研究。“九五”期间，王兴业《三坟易探微》、李学勤《经传溯源》、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张立文《帛书周易今注今译》、余敦康《从易经到易传》、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张其成《易道主干》、王新春《神妙的周易智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创获。尤其是契刻数字符号、帛书《周易》经传及其他相关简帛资料出土，作为一连串“石破天惊”的学术盛事，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极大地推进了易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但是，目前海内外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其一，对于通行本《周易》经传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是迄今仍未明显突破经传研究的范围，开出以经传为中心而又远远超越这一范围的先秦学术大背景下的真正易学大视野，因而迄今也就未能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先秦易学史。其二，对于出土简帛资料实质性学理内蕴的开掘不够，这种不够，多源于对其中所内涵的象数学说没能有真切的把握与诠释。其三，卜与筮的关系，三《易》间的关系，迄今仍未理清。其四，形成中的易学对于整个先秦学术的影响的全面研究与把握尚显薄弱。
突破的难点是：其一，卜与筮的关系、三《易》间的关系的理清。其二，《周易》独特学说框架与学说模式的成因及其哲学文化价值与意义的深入阐明。其三，形成中的易学在整个先秦学术中的地位的恰当估价。其四，出土简帛资料包括其象数学内蕴的深入开掘。其五，先秦易学对于两汉易学及其他一切后起学术的影响的全面评估。其六，通过先秦易学的研究，进一步明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发展路数及其形成过程。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其一，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先秦易学放到当时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学术互动的总体大背景下，深入分析其发展演变轨迹及思想内涵。其二，重视借助哲学诠释学的视野与方法。其三，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其四，已有文献资料与新出土简帛资料的有机结合。其五，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
（三）汉代易学与经学
汉代易学在传统易学史、经学史、哲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选择本课题，其一，有助于系统深入地理清汉易的源流迁变，明了汉代易学中的“古义”与“今义”、“古义”之向“今义”的演化过程及其后续的互动消长关系，揭示今文易学与古文易学的实质性学术关联及彼此间的互动轨迹。其二，有助于在汉代经学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理解作为涵盖于经学之中的易学这一专门之学，其独特的经学学术风采与贡献。其三，有助于突破仅仅明了汉易中所涉诸象数学说本身之所是，而不明其内在深层之所以是的局面，推进汉易哲学性、思想文化性内蕴、尤其是体现带有时代特色的易学家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怀方面的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内涵的研究，从而全面深入地把握汉易，恰当评估其在汉代哲学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服务。其四，有助于澄清人们对汉易、对象数易学的误解，树立正确的易学观，推进汉代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易学与哲学的研究，更好地规划中华文化之未来。
对于汉易的研究，“九五”前后，学术界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像屈万里《先秦汉魏易例述评》、高怀民《两汉易学史》、徐芹庭《易学源流》、刘大钧《周易概论》及《卦气溯源》、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余敦康《两汉易学》（论文）、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胡自逢《周易郑氏学》、卢央《京房评传》、王新春《周易虞氏学》等，对汉易的象数学、哲学内涵，皆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但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其一，不少学者忽视了易学的哲学诠释学特征，不能以诠释学的视野，从哲学的高度把握汉易。其二，以经学的视野，且又立足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实际的研究颇显薄弱。其三，汉代易学哲学性、思想文化性内蕴的开掘，颇为不够，一些学者往往仅在象数学说本身之所是的层面上兜圈子。其四，将汉易与占筮迷信混为一谈的观点仍颇有市场，影响了汉易精妙内蕴的开掘，妨碍了易学及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
突破的难点是，其一，与两汉易学发展实际相契合的更为通达的哲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确立。其二，在汉代经学的大背景下，从易学与其他各门经学的深入对比中，明了易学的独特经学意义。其三，汉易实质性哲学文化底蕴的全面开掘，尤其是卦气说的总体易学氛围下，所涵蕴的汉儒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怀的真正彰显。其四，汉易所代表的汉代哲学所达水平的恰当评估。其五，对于象数之学的深入理解与估价。
本课题研究思路与方法：其一，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汉易放到当时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学术（尤其是经学）互动的总体大背景下，深入分析其发展演变轨迹及思想内涵。其二，重视借助哲学诠释学的视野与方法。其三，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其四，已有文献资料与新出土简帛资料的有机结合。其五，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
（四）易学与魏晋玄学
易学在魏晋时期获得了新的学术生命，选择本课题，其一，有助于深入了解两汉经学对于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二，有助于深入了解易学“新义”诞生的所以然。其三，有助于深入了解在玄学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中，作为“三玄”之一的《周易》所发挥的独特学术影响力。其四，有助于在“玄学是对两汉经学的革命”这一理解视野之外，确立
“玄学又是两汉经学某种意义上的延续”的新理解视野，以便更好地梳理和把握由两汉象数易学向魏晋义理易学的复杂演变过程、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复杂演变过程，以及此一过程所包蕴的全部哲学文化信息。其五，有助于深入地了解学术文化的再生与日新问题，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于魏晋易学的研究，“九五”期间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比较显著。从已问世的著述黄庆萱《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徐芹庭《易学源流》与《魏晋七家易学之研究》、刘大钧《周易概论》、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余敦康《魏晋易学》（论文）、王晓毅《王弼评传》、林丽真《王弼老易论语三注分析》等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突出成果，集中体现在对于王弼义理易学的研究上。研究者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王弼易学的独特治易路数，及其不同于两汉象数易学的独特义理易学内涵，探讨了王弼易学对于易学发展过程中与象数学派相对待的义理学派的形成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探讨了王弼易学的玄学内涵及其在整个玄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价值。余敦康等更为深入地开掘了王弼易学的独特人生关怀与人文关怀。但是，目前海内外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其一，魏晋时期王弼易学而外的其他易学领域的深入开掘不够。其二，学界从“玄学是有别于两汉经学的一种新学术思潮、玄学乃是对两汉经学的革命”这一理解视野出发，对魏晋易学乃至整个魏晋玄学所作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是实际上，玄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视为两汉经学的延续，这种理解视野下的易学、玄学研究就颇显薄弱。其三，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易学家，并非全然“扫象不谈”，对于他们是如何摒弃和借用两汉象数易学这一学术资源的具体情形，研究力度也十分不够。其四，对于由两汉象数易学向魏晋义理易学演变的具体轨迹，乃至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演变的轨迹，仍未准确理清。
突破的难点是，其一，玄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视为两汉经学的延续这一新研究视野的确立，以及在此视野下对于魏晋易学的全新理解。其二，通过对《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在玄学思潮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学术影响力的深入对比研究，全方位地揭示《周易》在整个玄学思潮中的哲学文化价值与意义。其三，对于魏晋易学中“明时适变”人生智慧的深入开掘。其四，以易学的演变为突破口，对于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演变轨迹梳理的实质性深入推进。其五，对于魏晋易学家辩证地“扬弃”两汉象数易学这一学术资源具体情形的深入把握。其六，通过研究，实现对于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学术文化生命再生与日新之脉动的真切而深入的把握。
本课题研究的大致思路与方法：其一，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魏晋易学放到当时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学术互动流变的总体大背景下，着眼于时代的变迁、人生关怀与学术关怀的变化，深入分析其发展演变轨迹及思想内涵。其二，重视借助哲学诠释学的视野与方法。其三，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其四，已有文献资料与新出土简帛资料的有机结合。其五，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
（五）易学与宋明理学
易学对于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对于理学宏大哲学视野的确立、精妙哲学底蕴的形成和崇高哲学品位的达成，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选择本课题，其一，有助于深入了解易学在宋明时期所实现的新的学术文化生命，所达到的新的哲学文化水平。其二，有助于全面了解易学在宋明理学的建构、丰富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独到作用，借此而更好地理解易学的重大哲学思想文化发展史价值与意义。其三，不仅可进一步推进对于宋明义理易学人文哲理意蕴的研究，而且也可促动对于宋明象数易学人文哲理意蕴的开掘，从而全面把握宋明易学的文化底蕴。其四，可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无论是人文德性方面的，还是人生智慧方面的。
对于宋明易学的研究，成果也相当可观。像徐芹庭《易学源流》、胡自逢《伊川易学述评》、刘大钧《周易概论》、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中册、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曾春海《晦庵易学探微》、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徐志锐《宋明易学概论》、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等，都有不少创获。学者们既较为深入地剖析了以程颐为代表的宋明义理易学家的思想，也广泛涉及了邵雍等宋明象数易学家的思想，并且一些学者还深入触及了此一时期的象数易学所包蕴的人文哲理内涵。但是，目前海内外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其一，未能深入梳理出整个宋明易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它与前代易学、尤其是汉代易学与魏晋易学的关联。其二，对于易学在整个宋明理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地位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其三，对于此一时期义理易学的研究较为充分，但是对于其中的象数易学的研究仍颇显薄弱。其四，对于宋明象数易学家终极人文哲理意蕴的开掘，有待进一步加强。其五，对于宋明义理易学所昭示的“时的哲学”方面的思想也有待进一步探究。
突破的难点是，其一，从宋明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互动流变中，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宋明易学发展演变图景，梳理出宋明易学的完整演变轨迹，并深入揭示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这种相互对待下的互动对于易学发展本身的意义。其二，宋明义理易学人文“时的哲学”方面的大智慧的深入开掘。其三，宋明象数易学终极性人文哲理意蕴的发掘。其四，在宋明理学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中易学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的全面评估。
本课题研究的大致思路与方法：其一，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宋明易学放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学术互动流变的总体大背景下，并时刻握准整个宋明理学的脉动，着眼于时代的变迁、人生关怀与学术关怀的变化，深入分析其发展演变轨迹及思想内涵。其二，重视借助哲学诠释学的视野与方法。其三，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其四，已有文献资料与新出土简帛资料的有机结合。其五，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
（六）图书之学研究
图书指宋代出现的河图洛书及相关的太极图、先后天图、卦变图、卦气图等。它传之于道家陈抟之手，几经演变，发展成为宋代易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经过朱熹的认可与改造，图书之学成了易学家和思想家必须研究的对象，对后世易学、哲学和科技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图书之学的意义主要在于：其一，有利于易学自身的研究。图书之学属于易学史研究的范畴。探讨图书之学的产生演变发展、揭示其内在含义、研究其注经方法，对于研究象数易学的发展，研究宋代易学乃至整个易学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其二，有利于古代科技文化的研究。图书之学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它将中国古代时空观念融为一体，运用特定的数理，通过形象图式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先儒，又比先儒更为深刻的哲理。这种内含深刻哲理的图式成为古代社会的一种思维模式而被运用到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因此，研究图书之学，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宋代以后哲学和思想文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界图书之学研究比较薄弱，除了有关易学史著作涉及一些外，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图书之学。“九五”期间，有人曾着手搜集整理有关此方面的材料，准备出版图书集成，但至今未见出版。已出版的著作仅有李申《易学与易图》和张其成《易符与易图》，这些研究内容过于狭窄或过于简单。出版的资料有施维等编的《周易图释大典》和郭彧《周易图象集解》。因此以图书之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图书之学演变流派、图书之学的数理、注易方法、易学家图书思想、图书之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图书之学与道家、图书之学对后世哲学科技文化影响等是该课题的主要内容。
该课题大致思路为先搜集资料，对资料加以整理，出版一部大型图书集成性的著作。然后再写出提纲，展开纵横研究，即分别以人物为线索和以问题为线索进行研究。采用理论分析方法、考据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方法等。
（七）元明易学研究
元明易学是两宋易学向清代易学转化的中间环节。此时期易学的特征表现为承前启后。从研究内容看，此时期主要沿袭两宋易学思想和方法，尤其继承了程朱易学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心学、佛学相结合，形成与众不同的易学。然就总体而言此一时期的易学并无多大创造和发明。但是随着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启蒙思想，从而学风一变，形成了与理学相对抗的实学思潮，此时期易学也开始转向对宋易的反动。探讨宋易和清易及整个易学发展不能不研究元明易学。
“九五”期间，学术界在这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专门研究成果较少。大陆有徐志锐的《宋明易学概论》，台湾有高怀民的《宋元明易学史》前者侧重人物思想，过于粗略。后者只注重明代易学，元代未涉及一人。从这一点看，全面系统研究元明易学十分必要。研究元明易学家易学思想、易学与心学、易学与佛学、元明易学与宋易、元明易学与清易、元明易学与当时社会思潮等是其主要内容。突破难点是元明易学与佛学、元明易学与当时社会思潮和学风。
此课题大致思路：从史料入手，整理分析资料，写出纲要，然后按时期分工撰写。采取方法为：理论分析法，考据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
（八）清代的朴学与易学
纵观中国易学发展史，自汉魏以来至清代，历经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时期：一是汉代的象数易学，二是宋代的义理易学，三是清代汉易的复兴。汉易在清代的复兴，与清代的朴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没有清代的朴学，就没有清代的汉易之兴。因此，认真研究探讨清代的朴学与易学，就易学发展史的研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朴学之风的兴起，尤其是乾嘉时期达到鼎盛之后，受此学风影响最早最大的莫过于众经之首的易学。考据学两大派之一的吴派代表人物惠栋，坚持墨守汉人的成说，故梁启超称他们“凡古必真，凡汉必好”。如此，声势浩大的汉易振兴已是历史之必然。对于整个清代这一独具特色的易学特征的研究，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局部地有所触及，如刘大钧、张善文、林忠军、王新春、刘玉建教授等。但就其探讨的全面性与深刻性而言，尚远远不够。因此，研究清代易学应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易复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背景。清代独具特色的时代背景是汉易复兴的根本原因。汉易之兴源于朴学，朴学之兴大致原因有二，一是清政府为了政权的巩固，一面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钳制，一面提倡整理考订古典文献，以转移人们反清的目标。二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弊病，首倡汉学。
其二，整个清代尤其乾嘉时期，以惠栋、张惠言为代表的一大批经学家易学家对孟、焦、京尤其是郑、荀、虞等易学的挖掘、研究及发展，在易学发展史上达到空前的地步，这是研究清代朴学与易学的重中之重。
其三，清代对于汉人易学著作的集辑与整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对民国以后以至于今天的易学研究，均有较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有黄奭、马国翰、惠栋、张惠言等。
其四，汉代象数易学在清代固然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但还应当关注活跃在清代易坛上的三种现象：一是仍有一批学者力主传统的义理易学，坚守王《注》、孔《疏》、程《传》、朱《本义》；二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官方易学的一些学者，力主汉易与宋易、象数与义理二者兼顾的原则，这一方面的代表首推李光地奉康熙之诏撰写的《周易折中》及步《周易折中》后尘的傅恒奉乾隆之诏撰写的《周易述义》；三是图书之学兴起于宋代，而批判发展于清代，因此，图书之学的研究与评价也形成了清代易学的一大学术景观。
大致思路：从研究人物入手，再探讨宏观问题。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方法、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等。
（九）民国时期的易学研究
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为既有优秀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也有沉积糟粕的浊流泛起。就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而言，一方面前代声势浩大的图书之学开始走向衰微，另一方面受到清代一二百年传统朴学与汉易的影响，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潜心于汉易的研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占据着易学研究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哲学文化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就易学研究的某一层面、某一角度、某一问题等提出了较为独到的见解。客观地讲，此类学者虽谈不上治易专家大家，但对繁荣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也确有一定的贡献。国内学界对民国时期的易学研究，有人曾于“九五”期间在研究20世纪易学的课题中涉及过，但却只注重考据义理的方面，而忽略了象数易学的研究方面。因此，本课题对于填补易学发展史上的这一空白及探索易学在当代的发展方向及途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课题应当重点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1．以徐昂、尚秉和、屈万里三大家为代表的汉易研究。应当说，徐昂对焦、京、郑、虞尤其是对京、虞的研究，尚秉和对西汉易学尤其是对《易林》的探讨，屈万里对汉魏多位传统象数易家易学思想的研究，较前代易学家，均有发明推阐，颇有独到之处。
2．对在当时产生一定影响的诸位学者的某些易学观点、倾向，应当予以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如郭沫若对陈梦雷关于《周易》的构成年代的辨驳；于省吾以金文、甲骨文证解《周易》中的僻文涩义；闻一多既不主象数亦不涉义理，独“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胡朴安以史论易；牟宗三将《周易》哲理置于中国历代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中加以宏观审视，并以西方哲学概念与之比较，从而得出《周易》哲学是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结论；顾颉刚、李镜池以“古史辨”派的“疑古”主张，探讨《周易》作者、成书年代及《周易》中保存的古史资料等。
3．如同图书之学一样，传统义理派易学较之这一时期的汉易研究而言，则更加走向衰微，代之而起的则有当代义理大家金景芳先生。金先生成书于40年代的《易通》及80年代晚期的《周易讲座》，自始至终坚持不涉及象数独专义理，侧重于阐发《周易》哲学思想的解易路数，为世人所称道。
该课题大致思路：从资料入手，通过纵横交叉研究，全面揭示该时期易学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方法、辩证方法、对比研究方法等。
（十）易学与科学
易学与科学也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易学和科学在古代密不可分，汉代和清代易学家就是吸收了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才建立了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和易学方法。而明确地把易学与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始于近代，随着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一些易学家注意运用科学知识研究易学和用科学方法审视易学。进入20世纪中后期，这种研究趋向鼎盛。主要表现在海内外一些自然科学家通过比较近现代科学和易学，发现了许多易学理论与科学理论相吻合，进而激发了他们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周易》，或用易学方法指导科学研究，或用易学和科学相互印证。此即所谓的科学易。历史证明，易学只有与科学相结合才能真正冲破层层迷雾走向理性，成为一门科学；只有用科学方法研究《周易》或易学，才能建立全新易学思维方法，创造易学新体系，才能使易学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同时，易学只有经过科学的改造和整合，才能服务于人类社会。因此易学与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科学易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九五”前后出版许多《周易》与中医、历法、天文等方面的著作，还有易学与近现代科学著作大量问世。前者以杨力、邬恩溥、江国梁和台湾的郑衍通等为代表，探讨了易学与古代科学的关系。后者以董光璧、付熙如、欧阳维诚、朱灿生和台湾的黎凯旋等为代表，探讨了易学与当今数学、物理学、量子力学的关系。程振清、何成正、余敦康、周止礼、徐志锐和美国的成中英等则开展了易学管理学研究。
这些研究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价值。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研究者知识的局限，许多研究不系统，更有甚者牵强附会。因此易学与科学的研究仍然是“九五”的重要课题。重点研究的问题为：易学与古代天文学、易学与古代历法、易学与古代韵律、易学与古代数学、易学与现代数学、易学科学方法论、易学与管理学、易学与环保科学等。
大致思路：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思路重新研究。对未研究的、难度大的课题组织专家集体攻关。使用的方法为对比法、理论分析法、统计法、逻辑推理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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