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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周易》见证了数字式爻题的早已存在，与其他传本的《周易》爻题一样，充分蕴示了卦所潜涵的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情状及卦与卦间所潜涵的同样繁复无尽的流变互通情状，由此而充分符示了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格局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图景与诸格局间同样繁复无尽的流变互通图景。楚竹书《周易》的卦爻画已是完全符号化了的卦爻画，但符号化的卦爻画于西周时期《周易》古经成书时当已存在，这种卦爻画乃是易学成为具有自身特有话语系统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根基。残存的楚竹书《周易》卦名后与上爻之辞终了后的奇特符号标识，昭示了卦与物事的极而必反、覆而相通之理，但尚难解读出经文分篇方面的信息。 关键词:楚竹书《周易》；爻题；流变互通；奇特符号标识；覆而相通 Documentary value of Zhouyi inscribed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by philosophical vision WANG Xin-chun (Center for Zhouyi &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Zhouyi inscribed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witnessed the existence of the marks of line by numbers of six (symbolizingYin lines) and nine (symbolizingYang lines). As the same as the marks in other transmitted versions ofZhouyi, these marks adequately revealed the most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of transformation without any fixed rules conceived in the hexagrams, and the same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of the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the hexagrams, by which the prospect for the complicated cases of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without unchangeable regulations between the two forces (ofYin andYang) and that for the same complicated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the cases were adequately symbolized. The lines of the hexagrams inZhouyi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had been fully symbolized. But the symbolized lines ought to have come into being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hen the Text ofZhouyi had been completed. These signs were indeed the foundation forZhouyi to possess its unique language system conceived with highly philosoph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e special (red or black) square marks after a hexagram and the remarks affiliated to the top line revealed the principle of that things will develop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hen they become extrem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which new transformations will begin. But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division of chapters are still difficult to be interpreted. Key words:Zhouyi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numerical marks forYin andYang lines; intertransformation; special (red or black) marks; transformations with the overturn of hexagrams
1994年春，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出现、而后又为上海博物馆所购藏的一批数量达一千余支的战国晚期楚竹书文献，随着自2001年11月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三）……之书名的陆续推出，继《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新一轮的强烈轰动。其中的《周易》，由于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周易》传本，自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献价值。本文谨从哲学的视域，环绕爻题、卦画以及奇特符号标识，透过与其他相关《周易》传本的比观，初步探讨一下此一《周易》传本的文献价值。而对于该传本的卦名与卦爻辞的探究，学者着墨较多，本文暂不予以涉及。 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周易》（以下简称楚竹书《周易》）“总五十八简，涉及三十四卦内容，共一千八百零六字，其中合文三、重文八，又二十五个卦画”（第133页）[1]。下试析之。一、自以九、六为主体之数字式爻题切入探其赜 通行本《周易》古经六十四卦每卦的诸爻之辞前，皆有“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这种数字式组合，而在作为纯阴、纯阳的《乾》、《坤》两卦之末，又有“用九”、“用六”之语。就此，高亨先生首次明确提出“爻题”一名称，而今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高先生并称：“《周易》古经，初时殆无爻题，爻题似晚周人所加。《左传》、《国语》凡记筮事，皆云遇某卦之某卦，所谓遇某卦之某卦者，乃筮得本卦而某爻变（阳爻变为阴爻，或阴爻变为阳爻），因而转为别一卦也。以筮法言之，主要在观本卦之变爻，然则可云遇某卦某爻，而《左》、《国》决不云遇某卦某爻，其所以如此，盖彼时尚无爻题也。”（第13－14页）[2] 上述爻题，我们名其曰数字式爻题。对于此等爻题出现的年代，李镜池先生另有一说。他称：“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画都有六行，每一行叫一爻。每一爻没有名称说起来也很不便。所以大概到了汉朝人编《易传》时，就根据每一爻的位置、性质，安上个‘初九’、‘六四’之类的称呼。”（第6页）（《前言》）[3] 楚竹书《周易》面世之前，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发掘出土了因内中一块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而可断定入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的帛书《周易》（以下简称帛书《周易》）。[4]此一《周易》传本，六十四卦大致完整保留下来，每卦诸爻皆有其数字式爻题。依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凡阳爻，其爻题各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尚九”；凡阴爻，其爻题则各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尚六”。[5]例如，《丰》之诸爻自下而上依次是阳、阴、阳、阳、阴、阴，帛《易》中，该卦诸爻的爻题即各为“初九”、“六二”、“九三”、“九四”、“六五”、“尚六”。[5]“尚”通“上”，是则帛书《周易》的爻题同于通行本。其后，1977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与阜阳县文化局，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中，发掘出土了下葬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的竹简《周易》（以下简称汉简《周易》）。[6]在这一《周易》传本中，残存的爻题，“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皆出现过，完全与通行本一样。[7]汉初的这两个《周易》传本的重见天日，有力地表明了，至少在汉初乃至其前，《周易》的数字式爻题已经确立。 如果说无论是帛书《周易》，还是汉简《周易》，因其抄写年份十分接近，且皆在西汉初叶，尚难以完全排除汉初儒者增补爻题之可能，所以尚不足以对李镜池先生爻题出自编定《易传》的汉代儒者之手的断言形成真正冲击，那么，楚竹书《周易》传本的面世，带有明显古史辨派疑古过勇偏失的李先生的观点，即不攻自破了。 楚竹书《周易》诸卦的爻题例采数字式，依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凡阳爻，各为“初九”、“九二”、“九晶”、“九四”、“九五”、“上九”；凡阴爻，各为“初六”、“六二”、“六晶”、“六四”、“六五”、“上六”。例如，《比》之诸爻自下而上依次是阴、阴、阴、阴、阳、阴，楚竹书《周易》中，该卦诸爻的爻题即各为“初六”、“六二”、“六晶”、“六四”、“九五”、“上六”。（第148－151页）[1]再如，《汬（井）》之诸爻自下而上依次是阴、阳、阳、阴、阳、阴，楚竹书《周易》中，该卦诸爻的爻题即各为“初六”、“九二”、“九晶”、“六四”、“九五”、“上六”。（第195－198页）[1] “‘晶’，用作‘三’，楚竹书《周易》中的‘三’字，均作此形。与甲骨文‘晶’（《殷虚文字甲编》六七五片）等字形同，象三星形。甲骨文、简文‘晶’当‘参’之本字。”（第136页）[1]可见，“九晶”即“九三”，“六晶”即“六三”，作为战国晚期《周易》传本之一的楚竹书《周易》，已完全具有了与通行本《周易》相同的数字式爻题。这表明，高亨先生的爻题似为晚周人所加的断言大致不虚，而楚竹书《周易》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谓“楚竹书《周易》证明了‘九六’之称，在先秦确已存在”（第134页）[1]，也自为不争之事实，但二说可以作进一步明确化。数字式爻题出现的年代下限，至少为战国晚期；而其出现的年代上限，则当在战国中期，乃至更早。顺便指出，濮先生一称爻题为“爻位”（第133页）［1］，不确。 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西晋初年的发现。《晋书·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 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第1432页）[8]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亦称：“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 《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第2187页）[9]时至西晋，所谓“与《周易》上下经同”、“与今正同”，定当谓与今所言具有整齐划一的数字式爻题的通行本《周易》古经上下篇相同。魏襄王（即梁襄王）为魏惠王（即梁惠王）之子，嗣位于公元前319年（次年为其元年），卒于公元前296年。而魏安厘王，嗣位于公元前277年（次年为其元年），卒于公元前243年。据《孟子·梁惠王上》，惠王、襄王父子，孟子皆曾与之会过。由此可以断定，至少在战国后期，乃至中期或中期之前，数字式爻题业已成熟，并促成了通行本《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展现方式的定型。 尤有进者，数字式爻题的出现年代，可进一步由《易传》得以确证。在《易传》七种、十篇（所谓“十翼”）的著作年代问题上，与疑古过勇的李镜池先生认定其“上溯战国末，下至西汉中叶”（第13页）[10]相异，高亨先生曾言：“《易传》七种大都作于战国时代。”（第6页）[11]张岱年先生亦说：“《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12]刘大钧先生则认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第24页）[13]笔者则认为，《易传》在春秋时期已经孕育，但其大量而系统地问世，却当发生在战国中期之后。诸篇当先后问世于战国中后期而最终编定于西汉宣帝年间（编定是对已成者的编辑，而非撰作）。[14]《易传》的《象传》、《文言传》、《系辞传》皆提及过数字式爻题。例如，《坤》六二爻《象传》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丰》六五爻《象传》称：“六五之吉，有庆也。”《乾·文言传》称：“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系辞上传》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依常理，诠释者所诠释的文本文字，应为被诠释的文本所原有，而不是为诠释者所增加。据此，我们认为，与其说数字式爻题为《易传》作者所添加，不如说在《易传》诸篇问世时、乃至其前，这种爻题已确立。因而，数字式爻题以及通行本《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展现方式确立的时代，可进一步断定为战国中期乃至其前。而无论是楚竹书《周易》，还是帛书《周易》、汉简《周易》，其数字式爻题皆相承自战国中期乃至其前业已确立的数字式爻题。楚竹书《周易》又是其中对数字式爻题早已确立的今所见最早的文献见证。 学界之共识，上述数字式爻题与《系辞上传》所称述的“大衍筮法”紧密相关，前者即导源于后者。依“大衍筮法”行占，可得九、八、七、六四种数，阳爻即由九、七转换而来，阴爻则由六、八转换而来。由九、六所转换而来的爻符示势极而动，由七、八所转换而来的爻则符示势未至极而不变。因乎动变，方有新情势发生，方有相对于人的吉凶休咎局面出现，因而，以九、六作爻题的六十四卦诸爻之辞所开示的一切，乃是相应于发生动变的情势的。是以《乾》末附“用九”之辞，《坤》末附“用六”之辞。就此，北宋欧阳修于《易童子问》上卷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第184－185页）[15]南宋朱子于《易学启蒙·考变占第四》则引作：“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谓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变而七、八无为。《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见之，则余可知耳。”（第257－258页）[16] “不谓六爻皆九、六也”，此语可谓精警！朱子在《周易本义》中亦言：“‘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第32页）[16] “‘用六’，言凡得（一本‘得’前有‘筮’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第33页）[16]通行本《乾》末之“用九”与《坤》末之“用六”，帛书《周易》则作“迵九”、“迵六”（帛《易》“乾”作“键”、“坤”作“川”）。[5]楚竹书《周易》此两卦阙如，汉简《周易》此两卦残缺严重，皆未见与此相当的文辞。“迵”即“通”。高亨先生谓：“迵九”、“迵六”云者，“谓六爻皆九也”（第60页）[11]、“谓六爻皆六也”（第82页）[11]。所言甚是。实则，“迵九”、“迵六”，亦旨在开示包括《乾》、《坤》两卦在内的六十四卦的一种通例，昭示三百八十四爻中的一百九十二个阳爻和一百九十二个阴爻，与爻辞对应的，通通是由九、六所转换而来的符示动变的阴阳爻，而非由七、八所转换而来的符示不变的阴阳爻。正因乎此，《系辞上传》方称：“爻者，言乎变者也。”《系辞下传》方言：“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爻所突显的，就是变的意蕴，就是因动变而引发新的吉凶悔吝之局的内涵。“大衍筮法”在《系辞传》称述之前当已存在，并成为古经数字式爻题得以确立的筮法依据，只是由《系辞传》在全新视野下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已。 由楚竹书《周易》所见证的与通行本完全一致的这种早已存在的《周易》古经数字式爻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蕴示了相当丰赡而深湛的哲学性意涵。 首先，此等数字式爻题充分蕴示了卦所潜涵的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情状。 数字式爻题蕴示了爻的动变趋势。一卦六爻，当爻辞与爻相应时，则爻为此等爻题所标明的动变之爻；当爻辞与爻不相应时，则爻与此等爻题不相干而为不变之爻。六爻之一为此等爻题所标明的动变之爻，则一卦可有六种可能的动变归趋；六爻之二以上为此等爻题所标明的动变之爻，则一卦可有更多种可能的动变归趋。 具言之，一爻动，无需言；二爻动，动者即不外乎初与二，初与三，初与四，初与五，初与上，二与三，二与四，二与五，二与上，三与四，三与五，三与上，四与五，四与上，五与上，共计十五种情形；三爻动，动者即不外乎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上，初、三、四，初、三、五，初、三、上，初、四、五，初、四、上，初、五、上，二、三、四，二、三、五，二、三、上，二、四、五，二、四、上，二、五、上，三、四、五，三、四、上，三、五、上，四、五、上，共计二十种情形；四爻动，动者即不外乎初、二、三、四，初、二、三、五，初、二、三、上，初、二、四、五，初、二、四、上，初、二、五、上，初、三、四、五，初、三、四、上，初、三、五、上，初、四、五、上，二、三、四、五，二、三、四、上，二、三、五、上，二、四、五、上，三、四、五、上，共计十五种情形；五爻动，动者即不外乎初、二、三、四、五，初、二、三、四、上，初、二、三、五、上，初、二、四、五、上，初、三、四、五、上，二、三、四、五、上，共计六种情形；六爻全动，亦无需言。以今观之，这实则可归于数学上的组合问题：一爻动，C16＝6；二爻动，C26＝15；三爻动，C36＝20；四爻动，C46＝15；五爻动，C56＝6；六爻动，C66＝1。朱子于《易学启蒙·考变占第四》制作了三十二图，详细列出了六十四卦各卦因爻动而通向自身而外的另六十三卦之具体情形（第259－311页）[16]，可参看。 通而言之，任何一卦，凡一爻动，即有六种可能的动变归趋；二爻动，即有十五种可能的动变归趋；三、四、五、六爻动，则分别有二十、十五、六、一种可能的动变归趋。总计显然即有六十三种可能的动变归趋：6＋15＋20＋15＋6＋1＝63。加六爻皆不动而保持本卦不变一归趋，则一卦乃涵有六十四种未来可能之归趋。一卦而六十四，六十四卦而四千零九十六。这往往易使人联想及西汉焦赣的《焦氏易林》。《易林》以一卦通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为四千零九十六卦。但实则古经此处所符示的一切，与《易林》迥乎不同。《易林》出于筮占之需要，以六十四卦值日，六十四卦各自所通向的六十四卦，乃是在卦值日期内行占所筮遇卦的六十四种可能之情形，而非透过它们的爻动所变出的卦。[17]因此，朱子在其所制作的上述三十二图后断言“图以一卦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与焦赣《易林》合”（第311页）[16]，是可作进一步商榷的。 一卦可有六十三种基本的可能动变归趋，而由该卦所变成的卦，亦必皆有六十三种基本的可能动变归趋；由该卦所变成的卦，其所具有的动变归趋，又可引发新的动变归趋。如此，动变一环连着一环，环环相扣，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矣！这就充分蕴示了卦所潜涵的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情状。一卦潜涵如许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情状，六十四卦尽然。一卦所潜涵的流变情状为该卦所涵摄，则一卦领起而涵摄一个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流变系列，六十四卦领起而涵摄六十四个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流变系列！ 其次，此等数字式爻题也充分蕴示了卦与卦间所潜涵的同样繁复无尽的流变互通情状。 如上所揭，一卦一爻动，可通向六卦中的某一卦；二爻动，可通向十五卦中的某一卦；三爻动，可通向二十卦中的某一卦；四爻动，可通向十五卦中的某一卦；五爻动，可通向六卦中的某一卦；六爻动，可通向与该卦完全相对待的某一卦。如此，一卦可通向自身而外的六十三卦中的任何一卦，六十四卦皆可通向自身而外的另六十三卦中的任何一卦，从而六十四卦间可流变而互通！而且，因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皆潜涵着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归趋，所以诸卦间的这种互通，显然也必然是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 最后，卦所潜涵的上述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情状与卦与卦之间所潜涵的同样繁复无尽的流变互通情状，即充分符示了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格局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图景与诸格局间同样繁复无尽的流变互通图景。 《周易》古经具有两套系统，一为由六十四卦的卦爻画所组成的符号系统，一为由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所组成的文字系统。两个系统间互诠互显，一体无隔，从而成为古经有机体系的一体之两面。古经的阴阳两种基本爻画，其基本意蕴，乃是符示着宇宙人生中相互对待的两大类势力及其相对于人的吉凶休咎意涵。由这两种基本爻画所构成的卦，即符示着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之互动格局及其相对于人的吉凶休咎意涵。六十四卦所符示的，就是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所可成的对于人生具有相应吉凶休咎意味的六十四种基本格局。一卦潜涵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情状，领起而涵摄一个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流变系列，无疑也就符示着由六十四卦所表征的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所成的某一基本格局，其同样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图景；符示着该基本格局将领起而涵摄一个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流变图景系列。一卦如此，六十四卦各自亦皆如此。然则，六十四卦领起而涵摄六十四个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流变系列，即符示着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所成的六十四种基本格局，将领起而涵摄六十四个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流变图景系列！其间，其相对于人生的吉凶休咎意味，亦相应地在发生着同步的流变！ 尤有进者，如前所言，一卦可通向自身而外的六十三卦中的任何一卦，六十四卦皆可通向自身而外的另六十三卦中的任何一卦，从而六十四卦间可流变而互通。这同样无疑也就符示着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所成的六十四种基本格局间，一则有彼此的分际，再则又无截然不可逾越、突破的壁垒，而是因两大类势力动变消长的恒常性、绝对性与其止而不动的暂时性、相对性，而完全可以流变而互通，而且实际上也一直在发生着这种流变互通。不惟如此，仍如前之所言，因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皆潜涵着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归趋，所以诸卦间的这种互通，显然也必然是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这就进一步符示着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所成的六十四种基本格局间的互通，亦必然繁复无尽，永无终穷！如此，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所成诸基本格局间所潜涵的奇妙无比、相续不绝、无限展衍的流变互通图景，即被全面符示、开显出来！其相对于人生的吉凶休咎意味之流转无常，亦被同时全面符示、开显出来！ 以上种种，皆为后世易学预留了无限的诠释空间。尤其是，《易传》接续春秋易说——此可由《左传》、《国语》所记载的22条春秋时人运用《周易》古经或其他类似筮书筮占、论事的实例[18]得到部分见证，以其突显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宏大视野，而将卦爻画视为天人间包括阴阳二气之交感消息、刚柔两大类相反力量之对待流转在内的万物万象万变之符示后，数字式爻题所符示、开显的上述一切，即以其向后起所有解读者全方位无限开放的姿态，具备了被接续反复诠释、转化而拥有更为丰赡、深湛的哲学性、思想性内涵的无限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必然性！《系辞下传》所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即以其点睛之笔，开示、开启了这种诠释、转化的正大方向，为卦爻画最终符示、开显出天人间万象静态上对待而无尽相互涵摄、动态上对待而无限流变互通，并由此造成一个万象繁复无尽、永无终穷的奇妙对待、涵摄、互通着的环环相连、永恒流转、日新不已、永葆鲜活感性生命状态的有机大宇宙整体、有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在后世易学中，静态地看待卦、着眼于卦中诸爻之爻位、爻与爻间的“承”“乘”“比”“应”“往”“来”关系以及卦当下所符示的物象或物象状态者居多，而通盘明确从卦因其爻为九、六所标明的动变之爻、动而通向自身而外的其他卦、从而可与其他卦无限流变而互通、因之六十四卦可无限流变而互通的视角切入，诠释经文意蕴的，从传世文献观之，仅有南宋都絜的《易变体义》、元陈应润的《周易爻变义蕴》和明来知德的《周易集注》（一名《易经集注》）等数部屈指可数的著述。而且，即令是此数部著述，也囿于注经之体例，未能充分展开对一卦无限之流变意蕴与六十四卦彼此间无限之流变互通意蕴的诠显，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数字式爻题所符示、开显的上述一切的全方位深度哲学转化、丰富、深化与升华。差可得以慰藉的是，在后世易学所出现的“卦变”、“旁通”、“反”、“动之正”、“相覆”、“互变”、“错”、“综”等诸说中，卦得以被动态地看待、诠释，从而赢得了数字式爻题所符示、开显的一切之外的动变、流变性意蕴；而卦与卦之间也获得了流变互通性意蕴。因这已超出本文的论域，不再多言。 这里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周易》古经的爻题，经历过以卦名为主体的文字式爻题向以九、六为主体的数字式爻题的演变。这一演变，估计发生于战国中期乃至春秋战国之交、春秋末叶。演变发生前后，古经以爻示变、筮占尚变的原则终始一贯而未发生改易。可以说，数字式爻题忠实地接续了文字式爻题时期的以爻示变、筮占尚变之原则。 以卦名为主体的文字式爻题为我们所新拟的一个称谓，指称以“某卦之某卦”的方式所标明的爻题。这种爻题，就存在于《左传》、《国语》所记载的春秋时人运用《周易》古经或其他类似筮书筮占、论事的实例中，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爻题形式。高亨先生仅认定由九、六所构成的数字式爻题为爻题，而不以此为爻题，是稍欠思忖的。此类爻题之显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载蔡墨之言：“不然，《周易》有之，在《乾》 之《垢（按，各本皆作姤）》 ，曰：‘潜龙勿用。’其《同人》 曰：‘见龙在田。’其《大有》 曰：‘飞龙在天。’其《夬》 曰：‘亢龙有悔。’其《坤》 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 二、从卦画和奇特符号标识索其隐 以下将着重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关于符号化的卦爻画形式。 构成卦的两种基本要素，帛书《周易》作“－、NFE64”[20]，汉简《周易》整理者初则称作“－、∧”[20]，后则称作“－、NFE63”[7]，楚竹书《周易》亦作“－、NFE63”[1]，而通行本《周易》则作“－、”。我们认为，异乎张政烺先生所释读的殷周之际及其后所出现的数字卦中的数字[21]，通行本之外的此三种《周易》传本，其构成卦者，由于皆已具备了以九、六为主体的数字式爻题，因此，皆不可再如数字卦那样以数字读之，称一、八或一、六，而宜像看待通行本《周易》的“－、--”一样，径直读作阴爻、阳爻！它们就是业已完全符号化至与通行本之“－、 ”无甚二致的阴爻、阳爻符号而非数字一、八或一、六！那么，此三种传本的爻画，何以似带有数字痕迹之嫌疑呢？这当系主要因书写材料之受限所致。汉简《周易》的简宽为0.5厘米[7]，楚竹书《周易》的简宽为0.6厘米(第133页)[1]，在如此狭窄的简上书写阴阳爻符号，如采取像通行本那样的书写方式，则阴爻极易与阳爻相混，故而阴爻方不得已采取了或作“NFE63”、或作“∧”的书写方式！在2003年11月27日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出土文献与易学座谈会”上，李学勤先生即提及过竹简宽度对书写所造成的限度这一问题；此前，廖名春教授亦著文论及过类似问题[22]。汉简《周易》的阴爻爻画，初则被释读为“∧”，后则被释读为“NFE63”，实则两种释读并无太大差异，释读对象仅仅是为与阳爻符号区别开来的阴爻符号的一种不得已的书写方式，而这一方式之被释读为“∧”形还是“NFE63”形，皆存在着相当的辨识难度，所以才产生了前后两种不同的释读。而帛书《周易》与帛书《易传》中的《二三子问》书写在同一块帛上，帛幅宽约49厘米，长约85厘米，《周易》占93行，《二三子问》占36行，共计129行。[23]显然，帛书《周易》书写的间距与汉简《周易》及楚竹书《周易》的简宽大致相近，因而亦采取了与后二者相同或相近的爻画书写方式！可见，三种《周易》传本，皆具备了与通行本相类的业已完全符号化了的卦爻画形式。而在这些卦爻画形式中，属于楚竹书《周易》者，无疑是今所见最早的，这就清楚地见证了符号化的卦爻画形式在先秦时期早已存在。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符号化的卦爻画形式的确立，才使得《周易》具备了与文字系统密相关联的成熟符号系统；才使得这一符号系统符示、开显出了前文所揭示的一切，并具备了被进一步诠释、转化而拥有更为丰赡、深湛的哲学性、思想性内涵的无限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必然性；才使得《周易》借助此等符号系统符示的无限潜力，最终能够实现由“术”向“学”的跃迁，真正成为朱子所言“自是不惹着事，只悬空说一种道理”（第1663页）[24]与“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道理”（第1659页）[24]的大著，成为冯友兰先生所言“辩证的宇宙代数学”[25]著述；才使得易学最终能够成为一种具有自身特有话语系统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 这里尚需指出的是，我们认为，楚竹书《周易》抄成之前，符号化的卦爻画形式在《周易》古经于西周时期诞生的同时实际即必业已存在！而且，与古经同时或在其前问世的《连山》、《归藏》，亦必具有了类似的卦爻画形式！否则《周礼·春官·大卜》即不会称：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第1924－1932页）[26]其中所言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皆必为符号化的经卦与别卦！这种符号化的卦爻画形式是《周易》乃至《连山》、《归藏》成书的最基本之必要条件！而筮占史上，必定先后存在过繁简不一的多种筮法，大衍筮法即为其中之一，且未必是《周易》古经成书时所采用的筮法；筮法的不同，并不影响符号化的卦爻画形式的一致；筮占的结果是一些特定的数字，只要依照奇数转换成阳爻、偶数转换成阴爻的筮占通则，八卦与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就会出现！而张政烺先生所释读的数字卦，则只会在具体卜筮操作中出现，它们当分别是当时具体筮占所得数字尚未予以向阴阳爻转换的原始记录！ 其二，关于楚竹书《周易》卦画本身。 楚竹书《周易》的卦画，其上下两经卦间，皆留有明显的间隙，一览便可清晰分辨出构成别卦的是哪两个经卦。卦画后、卦名前，没有紧接像通行本开示别卦由何两经卦构成的“某下、某上”之注脚。[1]举例言之，《比》，首先出现的是构成此一别卦的下坤、上坎两个分际甚明的经卦的卦画，继之即是该卦的卦名“比”，而卦名“比”之前，并未出现“坤下、坎上”之注脚。(第148页) [1]通行本《周易》中，《比》卦画后、卦名前，则出现了“坤下、坎上”之注脚。不仅楚竹书《周易》如此，帛书《周易》[5]与汉简《周易》[7]，亦同样未出现此等注脚，其卦画所由以构成的两个经卦的卦画间，亦存有明显的间隙[27]。言及此等注脚之有无，如帛书《周易》中，《比》卦名前即为该卦的卦画，而亦无“坤下、坎上”之类的注脚；其他卦一例如是。[5]再如，汉简《周易》，幸存有卦画的《大有》、《林（临）》、《贲》、《大过》、《离》五卦，其卦画之后，紧接的亦是相应的卦名，而未出现“乾下、离上”、“兑下、坤上”、“离下、艮上”、“巽下、兑上”、“离下、离上”之类的注脚。[7]此前，针对通行本的上述情形，刘大钧先生早即断言：“古今《易》本《乾》卦卦画‘ ’旁多注以‘乾下、乾上’四字，……其余各卦亦同。案古时……断不会再在卦画旁加此等注脚，此等注脚当为后世传经之人所加。”（第227页）[13]显示了可贵的卓识。我们认为，通行本《周易》所存在的上述注脚，由继帛书《周易》、汉简《周易》之后楚竹书《周易》这一迄今为止最早的先秦《周易》传本所作的进一步有力实物见证可以推定，当确为后儒所加，而非为古经原本所有。 由楚竹书以及帛书、汉简三种《周易》传本卦画的上述书写方式所昭示的卦画构成可见，至少在楚竹书《周易》抄写的时代乃至其前，即已确立了构成别卦的两个经卦既为两个相对独立之单元、又二而实一、一体无隔的理念。两个相对独立单元的存在，蕴示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的两种小的聚合及此两种小的聚合间的互动相通。二者的二而实一、一体无隔，突显出六爻一体又六分，蕴示着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消长所成格局与其在此格局中所处之不同位置。这同样为人们预留了无限的诠释、转化空间。 实则在春秋时期，人们已在构成别卦的两个经卦既为两个相对独立之单元、又二而实一、一体无隔这一理念下，解读卦画所符示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即是当时的人们每每以构成别卦的经卦为相对独立之单元而符示各种特定物象，又以作为整体的别卦符示特定物象与意涵。例如，《左传·闵公元年》所载毕万筮仕于晋而遇《屯》初爻动成《比》一筮例中，即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第264页）[19]之言。其中，“固”、“入”，分别是《屯》、《比》两别卦在整体上所符示的意涵；“车”、“足”、“兄”，则是《屯》下经卦震所符示的物象；“土”、“马”、“母”，则是《比》下经卦坤所符示的物象；“众”，则是两别卦上经卦坎所符示的物象。“震为土”，即《屯》下经卦震变而为《比》下经卦坤土之象。 其三，关于楚竹书《周易》的奇特符号标识。 楚竹书《周易》中出现了迄今为止不见于任何其他《周易》传本的奇特符号标识。这种符号标识共有六种形式，带有红黑两种颜色，分别出现于一卦的卦名之后和上爻之辞终了之后（鉴于排版之不便，兹从略。惟濮茅左先生称其为“符号”（第133—134页）[1]，则名称过于通泛，且又令“符号”一词狭义化，实不足取。因卦画毕竟也是一种符号！）。[1]根据卦与卦间所具有的此类同样符号，濮先生发现了“相反卦”。（第251－260页）[1] 濮先生所言之“相反卦”，即易学史上具有或“反”或“旁通”（汉末虞翻）、或“覆”或“变”（唐孔颖达）、或“错”或“综”（明来知德、王船山等）关系而相互对待的卦。“反”即“覆”即“综”，指涉一方全然倒转即成另一方的两卦间的关系，如《屯》与《蒙》、《大有》与《同人》间的关系即是。濮先生称此为“形式对立的相反卦”（第255页）[1]，名称有自造之嫌，且乍见有不知所云之感，不如沿用已有之称谓。“旁通”即“变”即“错”，指涉两个所有同位之爻的爻性皆两两相反的卦间的关系，如《乾》与《坤》、《屯》与《鼎》间的关系即是。濮先生称此为“爻位阴阳对立的相反卦”（第255页）[1]，差可，但仍不如沿用传统之称谓。以下仅以“错综”为说。《周易》六十四卦中，所有卦皆有其错卦；仅有错卦而无综卦的，共有八卦，即《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有综卦的，共计五十八卦，兹不一一列举；错卦与综卦相同的，共有八卦，即《泰》、《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错卦与综卦不相同的，共有四十八卦，兹从略。 楚竹书《周易》中，有错无综的八卦中，仅出现了《颐》、《小NFE68（小过）》两卦，其余三十二卦，则皆为有综之卦。有综之卦中，仅有《大NFE4A（大畜）》、《钦（咸）》两卦，其奇特符号标识的首符与尾符（前者出现在卦名后，后者出现在上爻之辞终了后）皆完整保留下来，并相异；而其他有综之卦，完整保留下首符与尾符的，其首符与尾符则皆相同。而仅存的两个有错无综之卦，《颐》的首符与尾符相异，《小NFE68（小过）》的首符残，尾符留。[1]实际上，准确地说，正是根据有综之卦中首符与尾符相同的卦间的对比，濮先生才发现了其所称的“相反卦”。例如，《NFE25（需）》与《讼》相综，二卦皆具有相同的红色方形首符与尾符；《NFE3E（谦）》与《NFE4B（豫）》相综，二卦则皆具有相同的黑色方形首符与尾符。我们认为，相当常见的有综之卦某两卦间，不仅自身有完全相同的首符与尾符，而且与对方拥有共同的首符与尾符，这种现象，的确反映出楚竹书的抄写者已具有了卦之相综一类的观念，抑或这种观念在他们之前已有，甚至相沿已久，他们只是以奇特符号标识的形式，将这一观念标识出而已。在这一观念下，其所昭示的，显然是有本有末（本者初爻，末者上爻）的卦的极而必反（本反成末，末反成本），以及与其反而所成的另一卦间的反而相通或覆而相通之理：两卦间，一方之本即另一方之末，一方之末即另一方之本；一方覆即成另一方，反之亦然。两卦间的这种关系，符示着物极必反以及相反互覆的物事间极则反、则覆，覆则彼此相通之理！至于有错无综之卦，因只残存了两卦，且其中的一卦首符残，另外的六个卦，尤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纯阴、纯阳的《乾》、《坤》两卦，则未见，它们的首符与尾符原本是如何的，我们则已不得而知，所以楚竹书《周易》的抄写者究竟是如何看待这类卦间的关系及其所符示意蕴的，亦不可确知，兹不便作无根之猜测。除此之外，尚有二十四个有综之卦亦未见。未见之卦总计三十。这就意味着，六十四卦中将近二分之一的卦，包括其首符与尾符，未得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濮先生仅据有综之卦的《大 NFE4A（大畜）》之尾符与《钦（咸）》之首符同为黑色“匚”形（此一符号标识，三十四卦中仅见于此两处），断言：“匚符号的前后反映出一个现象，即匚符号前是楚竹书《周易》之上部份，匚符号之后为《周易》下部份，匚符号可能是楚竹书《周易》上、下部份的分界符号。《大NFE4A》尾符的匚，表明上部份结束，这一部份可称之为‘匚（音方）上’。《钦》首符的匚，表明下部份由《钦》开始，这一部份可称之为‘匚下’。”（第258页）[1]这是一种十分大胆的推断，笔者不敢贸然苟同。有谁会敢断言未得见的三十卦中不会出现此一“匚”符？！通行本《周易》，据孔颖达所言，系按照“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原则进行卦序排列的（第95页）[28]，上述残存的楚竹书《周易》中，一些卦具有如此共同的首符与尾符，另一些卦具有如彼共同的首符与尾符，或许亦昭示着该传本卦序排列的信息。但仅据现存卦的首符与尾符，是尚难解读出该传本经文分篇的信息的。 参考文献： [1]马承源.战国楚竹书：（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5]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J].文物，1984，（3）. [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8，（8）. [7]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A]. 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C].北京：三联书店，2000. [9]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 [12] 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A].中国哲学：第一辑[C].北京：三联书店，1979. [13]刘大钧.周易概论[M]. 济南：齐鲁书社，1988. [14]王新春.卜筮与《周易》[J].周易研究，2003，（6）. [15]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朱熹.朱子全书：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7]王新春.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J].周易研究，2002，（6）. [19]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0]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J].文物，1983，（2）. [21]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J].考古学报，1980，（4）. [22]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J].周易研究，2000，（3）. [23] 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J].文物，1984，（3）. [24]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5]冯友兰.给第一次全国周易学术讨论会的代祝词[A].唐明邦.周易纵横录[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26]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7]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A]. 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C].北京：三联书店，2000. [28]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91. 作者简介：王新春（1965-），男，山东胶南人，博士，山东大学哲学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保贞 （周易研究 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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